三江源生态监测项目中TM影像的几何精校正

文章重点探讨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生态监测中遥感监测部分的TM影像几何精校正方法,并为其他更高分辨率卫生影像的几何精校正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三江源地区土壤保持功能空间分析及其价值评估

在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利用已有的资料,将三江源地区划分为1km×1km的栅格,并以栅格为单元对其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进行分析和计算.运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研究了该地区生态系统土壤侵蚀量和土壤保持量及其空间分布,并利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和影子工程法评估了土壤保持功能的价值.研究表明,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土壤保持总量为1.04×109t/a,其价值总计为1.25×109元/a.其中保持土壤养分的经济价值为1.10×10⁹元/a,减少废弃土地的经济价值为1.64×10⁷元/a,减少泥沙淤积的经济价值为1.34×10⁸元/a.     

青海三江源国家综合试验区生态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建设探讨

区域生态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建设是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针对青海三江源生态监测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着眼于三江源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构建由生态监测指标系统、生态监测系统、综合评估与预警系统和运行保障系统构成的青海三江源综合试验区生态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为区域生态保护体制机制创新提供基础支撑,提升生态环境监测公共服务水平。     

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机制——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多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对环境资源依赖性明显,而国家公园资源保护政策会限制社区资源利用,导致国家公园管理与社区发展长期存在矛盾。为了减少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提高国家公园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以适应性管理理论为基础,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自下而上生成国家公园社区适应性协同治理理论框架。结果显示：国家公园社区作为动态的社会—生态系统,其适应性影响因素包含社会、经济、生态和制度四个维度,适应主体又分为个体和社区二维度。其中,社区适应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全过程社区参与的自主性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化,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和兼顾整体利益。针对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以部门或区域利益导向为主、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且不足、社区参与层次低等问题,从完善协作互动治理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与社会保障、促进社区内生性发展能力三个方面,针对性提出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适应性协同治理路径,以增强国家公园社会—生态系统韧性,促进国家公园社区协调发展。     

退化紫花针茅草原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分析

文章在具有典型特征的紫花针茅草原设置退化程度不同的各研究样地,旨在探讨高寒草原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变化,并采用野外观测、土样采集、室内试验的方法,测定了土壤团聚体含量组成、平均重量直径(MWD)、几何平均直径(GMD)、团聚体破坏率(PAD)、分形维数(D)等指标。结果表明:退化高寒草原研究样地土壤机械稳定性、水稳性团聚体含量随着团聚体粒径的增大呈先减少后增加的变化趋势;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和土层的加深,0.25 mm粒级团聚体含量增加,水稳性团聚体含量高于机械稳定性团聚体含量,2～10 mm粒级团聚体含量减少,其含量变化则与前者相反;0～10 cm土层,土壤团聚体破坏率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而增大,10～20 cm土层则呈相反变化趋势;各土层土壤机械稳定性、水稳性团聚体MWD和GMD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而减小,其中轻度退化到中度退化是MWD、GMD减少的主要阶段;土壤团聚体分形维数随着退化程度加剧和土层加深而增大,0.25 mm粒级团聚体含量与分形维数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研究样地0～30 cm土层范围内,随着退化程度的加剧和土层的加深,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变差。     

1956-2010年三江源区水土流失状况演变

为研究三江源区水土流失状况变化及其可能成因,基于1956—2010年三江源区水文、气象观测资料以及遥感数据,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分析了输沙量的年际变化,并采用双累积曲线、RUSLE（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分析了水土流失状况变化的可能成因.结果表明:① 三江源区输沙量表现为黄河源区>长江源区>澜沧江源区,输沙量最大值均出现在6—8月,最小值均出现在12月—翌年1月.② 各流域输沙量的年际变化较大,并且均以20世纪80年代为最大.2005—2010年黄河源区输沙量较多年平均值减少32.25%,而长江源区和澜沧江源区分别相应增加24.76%和41.86%.黄河源区土壤水蚀量增加明显,长江源区不同河段各有增减,澜沧江源区土壤水蚀强度降低.③ 引起水土流失状况变化的原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和生态工程两个方面.即① 降雨量的增加导致降雨侵蚀力和径流量增加,使得土壤水蚀量和河流输沙量有所增加;② 生态工程实施后,土壤中w（有机质）虽有所增加,但仍明显低于1980年的水平.尽管植被覆盖度有所提高,但对水土保持功能起重要作用的根系层恢复却较为缓慢,因此,土壤保持功能基本上未得到提高.      

长江与黄河源丰水期地表水中汞的分布特征、赋存形态及来源解析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探明青藏高原地表水中汞的形态、分布和来源特征对认识高寒地区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为探讨汞在高寒地区地表水中的分布特征和潜在来源,以青藏高原长江源和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为研究对象,测定丰水期地表水中总汞（THg）、颗粒态汞（PHg）和溶解态汞（DHg）的浓度,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PMF模型定量解析地表水中汞的来源.结果表明,长江源和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中ρ（DHg）均值分别为（2.96±1.26） ng ·L^-1和（2.47±0.83） ng ·L^-1,二者无显著差异;而长江源流域地表水中ρ（THg）［（10.69±11.14） ng ·L^-1］和ρ（PHg）［（8.46±11.41） ng ·L^-1］显著高于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中的ρ（THg）［（3.37±2.03） ng ·L^-1］和ρ（PHg）［（1.13±1.02） ng ·L^-1）］（P<0.05）.此外,考虑到较低的汞浓度水平和甲基化程度,研究区内汞的生态威胁较弱.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长江源流域地表水中汞以PHg为主要形态,其浓度变化主要受冰川融水输入、土壤侵蚀和降水等因素影响;DHg作为黄河源流域地表水中汞的主要形态,其分布格局主要受制于汞和溶解性有机质（DOC）的结合作用.空间分布上,河道坡降和土壤侵蚀强度的空间差异可能是导致长江源流域地表水中THg和PHg浓度随水流方向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关键因素.PMF模型解析结果表明,长江源和黄河源区地表水中51.4%的汞来源于大气沉降,38.8%的汞来源于水流对土壤岩层或沉积物的侵蚀作用,而9.7%的汞来源于土壤径流或渗流的输入.     

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中的有机氯污染物：分布、来源和生态风险

三江源地区是“亚洲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复杂的大气环流可能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输入提供动力。在采集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的基础上,获得该地区有机氯类污染物(OCPs,POPs的一类)的污染水平并进行来源解析,以期对POPs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中滴滴涕(DDTs)的含量分别为低于检出限(BDL)-2.32×10⁴ pg·g^-1(平均3 003 pg·g^-1)和BDL-2.44×10⁴ pg·g^-1(平均3 539 pg·g^-1),高于全球其他高海拔草地地区;而土壤和牧草中六氯苯(HCB)、六六六(HCHs)和多氯联苯(PCBs)的含量则与全球背景水平相当。2)三江源地区的OCPs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反向气团轨迹显示高含量的OCPs主要来自于三江源以东的地区。此外,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具有相对高的OCPs含量,表明当地的零星地区可能存在OCPs使用/排放史。3)三江源地区土壤和牧草中的OCPs含量...     

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分析及其价值评估

从凋落物层和土壤蓄水能力角度来定量评价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涵养水分功能;以三江源地区年径流量作为指标来评价其涵养水分功能;使用影子价格法评价其涵养水分功能价值。结果表明：三江源地区植被凋落物和土壤涵养水源能力总计为1.646 9×1010t,涵养水源能力总价值为1.103 4×1010元,其中,植被凋落物涵养水源能力为1.55×108 t,价值为1.039 8×108元;土壤涵养水源能力为1.631 4×1010t,价值为1.093 0×1010元。三江源地区年径流量为4.93×1010m3,价值为3.303 1×1010元。可见,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涵养水源功能巨大。     

三江源地区极端气候事件演变事实及其成因探究

利用三江源地区14个气象台站1962-2005年逐日气温、降水资料分析了该地区冷暖干湿极端气候事件的演变规律，探讨了其变化成因。研究表明：近44a来三江源地区气温等级由冷向暖转变，极端高温事件频繁发生，而极端低温事件则逐年减少，致使气温不断向着更高的均值状态持续增暖；尽管降水量干湿变化不甚显著，但降水的极端状况即严重干旱或暴雨事件均呈减少趋势，降水量的变化趋于稳定，降水变率减小；地形对极端气温、降水事件频次变幅的空间分布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且对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高原季风、厄尔尼诺事件及高原积雪等因子的年际振荡是三江源地区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次波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