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水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研究--来自南方四个村的案例分析

农村水资源及其相关设施的改革需要更多了解村和户层次上的现实状况和机制安排。以避免改革扭曲和失败。通过对湖北和广西共四个村的村委会、关键知情人及120个农户的调查。在村和农户两个层次上描述水资源及其相关设施的管理与利用，尤其是在干旱年份村和户所采取的策略。并深入分析了农村村级水资源管理与利用的制度安排与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追求水利管理效率的市场化改革需要考虑干旱的威胁，要有基于风险的制度设计和法律保障。     

通过“纵向整合”解决“一家两制”的理论与实证

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逐步完善,从源头上解决食品的内源性风险问题被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农户对自己食用的农产品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激素及添加剂,而对面向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却使用大量的化肥、农药、激素及添加剂,本文称这种现象为"一家两制"。为什么会存在"一家两制"?如何解决"一家两制"?本文以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市场不能识别农户的产品质量是造成"一家两制"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通过"纵向整合"解决"一家两制"的理论框架。而后,本文基于全国192个村654户菜农的调研数据,采用OLS、WLS、Logit等计量经济学方法验证了相关的理论框架。回归结果表明,"纵向整合"这种市场组织形式可以解决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农产品的内在价值显性化,进而提高农户的收益;菜农参与"纵向整合"对于"一家两制"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本研究对于我国有效解决以两亿小农户为生产端的庞大食物供应体系的安全问题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     

食品安全:消费者的标识选择与自我保护行为

本文构建了消费者在实现食品安全需求过程中所采取的标识选择行为和自我保护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标识选择行为"指消费者购买具有食品安全认证的食品,"自我保护行为"指消费者在购买中或购买后对食品采取的后续加工处理行为。以新鲜蔬菜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在北京市开展消费者行为调查,并收集有效问卷463份。统计结果显示,有76%的消费者在最近一个月内购买过认证蔬菜,有85%的消费者在食用蔬菜前采取过自我保护措施。考虑到两种行为的"截断性"特征和"似无关性"联系,本文采用二元Tobit模型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估计结果显示,行为效率因素和收入因素对消费者购买认证蔬菜和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消费者对任一种行为的知识水平和信任程度对消费者采用该行为实现食品需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收入因素对两种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非工资性收入对两种行为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工资性收入对"标识选择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而对自我保护行为则具有负向影响。说明相对于标识选择,自我保护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策略,工资率越高,自我保护的机会成本越高,因而消费者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强度越低。此外,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实现食品安全需求的途径有所差异:年龄低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购买更多的认证蔬菜,年龄高的消费者会倾向于选择采取更高强度的自我保护措施。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通过开展消费者教育和培植消费者信任都有助于实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需求,而促进收入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需求行为的影响则并不确定。     

综合农协:“三农”、“三治”脱困之路

大量原住民人口,资源高度稀缺,加上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净流出,"三农"问题成为必然。政府与九亿农民之间"交易费用"过高,对抗性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等"三治"(县乡村治理)问题在所难免。效仿日韩,在农村推广金融合作、供销合作、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农协,使农村经济基础尽可能不与上层建筑发生剧烈矛盾,在此前提下可适时推进农口大部制改革,这种由下至上的合作经济建设与由上至下的涉农部门改革的配套,将构筑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的基石。     

生态文明导向下的“两型”农业

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并列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中,彰显了生态文明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十八大之后的北京三农工作,应着重加强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对二产化农业向三产化的"社会农业"做出方向性调整,改变1956年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和1996年提出农业产业化这两大追求GDP的传统战略,进一步结合国情市情和国内外转型经验,推动符合生态文明内涵的、市民农民相结合的都市农业。     

农业体系的逻辑倒置及多元化农业的兴起

农业是唯——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行业,农业逻辑应该是市场逻辑服从于社会逻辑,社会逻辑受制于自然逻辑。但在市场化进程中,农业体系的逻辑发生了倒置,市场逻辑脱嵌于社会逻辑,凌驾于社会逻辑和自然逻辑之上。这种倒置诱发了农业多功能性丧失、农产品安全危机等问题,也诱致了"一家两制"等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催生了多元化农业的潮流。然而,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方式,还是在于如何认识和恢复被倒置的农业逻辑体系。     

利益主体视角下的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困境分析

实现新农合制度设计的初衷目标、提升制度的惠农政策效果,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探寻制度实施效果与设计预期目标的偏差,科学厘清出影响西部新农合惠农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本文基于西部10省区17县(区)的780份农户调研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从医(医疗服务机构)、患(参合农民)、保(医疗保障机构)、管(政府)四方利益主体的视角,对西部新农合制度运行中的困境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既有的新农合制度运行框架模式,会陷入医疗服务机构行为扭曲与服务供给可及性差并存、医疗保障机构经办能力不足与保障效果欠佳并存、政府市场化导向与公共服务职能缺失并存、农民参合意愿强烈与被动参合并存的运行困境.三方强势主导形成的主体间利益失衡,必然影响到新农合的持续运行发展.因此,在新农合制度由试点普及向规范持续运行转轨的关键时期,必须以激励约束机制为突破,构建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联动改革机制,有效调动运行主体的积极性,实现新农合制度的持续运行.     

公众态度和机构监督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虽然以往对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的研究中考虑了正式制度因素如政府机构监督，但是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因素.本文重点检验两种制度情境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环境态度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以及宏观层面的环保机构监督形成的正式制度对大气污染排放量的影响.基于CGSS2010-2013和2015年的数据库，从中提取出体现环境态度的问题，将其赋值指标化后，作为制度情境纳入环境方程.经过公开数据的收集，得到我国26个省份2010-2014年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发现机构监督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对氮氧化物、烟（粉）尘、二氧化硫排放都有影响，但是公众态度与人均GDP的交互项只对烟（粉）尘排放有影响，从而对不同制度情境下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进行了探索.     

中国PM2.5序列惯性特征及政策含义

基于北京、成都、广州、上海、沈阳5大城市2009~2017年的小时PM_2.5质量浓度监测数据,利用AR模型、未知内生结构断点检验和TAR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PM_2.5序列惯性特征、结构变化和放大效应.研究发现,5大城市PM_2.5序列惯性均较强,其中成都PM_2.5序列惯性最强,北京、上海和广州在2009~2017年之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5大城市的PM_2.5序列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各大城市PM_2.5总体在低区制运行,而且惯性特征明显,但不存在明显的放大效应,这就意味着雾霾防治不需要考虑PM_2.5序列的放大效应,未来政策应当更加聚焦于低区制下PM_2.5序列惯性特征.     

农业灌溉用水经济价值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剩余价值法和陕西关中地区农户调研数据

灌溉水经济价值是农业用水定价的重要基础。根据陕西关中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剩余价值法计算得到小麦、玉米和苹果灌溉水经济价值均值分别为0.66 元/m³、0.84 元/m³、3.17 元/m³。以该结果作为水价调整上限与现状水价比较,小麦和玉米的水价上调空间介于0.24~0.71元/m³,苹果的水价调整空间介于2.72~3.04 元/m³之间。使用分位数模型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1）仅在灌溉水经济价值较低时,农户和家庭特征以及土地分散程度有显著影响;（2）在灌溉水经济价值较高时,增强农户节水意识以及加入用水者协会将能有效提升灌溉用水经济价值;（3）粮食转为经济作物、进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所有分位点上均呈显著正向影响。本文可为研究区域农业用水分类定价及改善用水效率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