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近20年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分析

针对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的珠三角地区生态景观胁迫程度日趋严峻,亟需加强区域生态保护的现状,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2000—2020年珠三角地区城镇空间扩展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时空格局以及发展状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灰色预测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并预测2040年城镇空间扩展和景观生态安全耦合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9市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在20年间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305～0.436升至2020年的0.385～0.545,现处于拮抗耦合阶段,未来20年将继续向着协调同步、有序发展的方向前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难以同步发展,景观生态状况不乐观,生态环境滞后型的地市逐渐增多,尚未全面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水平等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今后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耦合协调的机理研究,持续关注城镇空间拓展与景观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趋势及特征。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及关键路径——以张家界为例

采用综合指标法测度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结合时间序列法量化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运用案例分析法解析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是以旅游业为驱动载体,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制度嵌入、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外部因素干预下,乡村基于自身基础条件选择合适发展路径并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2)基于时间序列法,发现张家界旅游城镇化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且随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日渐明显,逐步超过乡村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3)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分为介入阶段（1989—2000年）、分化阶段（2001—2008年）、转型阶段（2009—2014年）和融合阶段（2015年至今）。(4)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主要分为景区城镇化和城镇景区化两种。     

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维城镇化视角

本文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的绿色城镇化效率,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下游地区绿色城镇化效率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绿色城镇化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的带状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城镇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提升绿色城镇化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三者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市场力因素有利于绿色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邻近城市间绿色城镇化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空间溢出效应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通过可达性方法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及社会3个子系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2001、2006及2011年3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对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并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对各类型县域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在子系统演化过程中,以经济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为社会城镇化,最后为人口城镇化过程。(2)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率与城市等级规模、交通及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各子系统在空间格局演变进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子系统变化率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依据关联性可以划分为"耦合聚集"型、"中心洼地"型、"拮抗聚集"型及"核心边缘"型,各类型县域空间格局演变明显。(4)內源力在"耦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內源力;根据各类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应措施,以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各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时空适配及互动响应

科学诊断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多维适配关系,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一环。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首先基于演化韧性思想,依次构建新型城镇化和生态韧性评估体系,继而从时间、空间、时空交互3个层面勾勒两者的时空适配特征,最后借助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两系统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2005～2020年,研究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适配指数从2005年的极不适配(0.397)跃升为2020年的中度适配(0.736),年均增长率为3.926%,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为高值区,城市群内部协调适配的非均衡特征显著。(2)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适配水平的空间关联格局呈现一定转移惰性,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与空间锁定特征,城际空间协作强度高于空间竞争。(3)短期内新型城镇化与生态韧性互促关系显著,新型城镇化对生态韧性的促进力度强于生态韧性对新型城镇化的提升作用,较长时段内各系统自我发展的惯性更强。     

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时空演化

研究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关系,有助于探寻两者之间本质联系,可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度安徽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并借助耦合协调度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和生态环境质量耦合协调水平以及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20年安徽省城镇化效率均值由 0.937上升至 1.055,有效决策单元数量占比77.3 %,空间上呈现以合肥、铜陵为中心向西北-东南方向辐射的特征;②安徽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指数均值从0.217上升至0.413,且具有“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③安徽省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耦合度处于耦合阶段,协调度以中度协调类型为主,但城市间差异明显,制约了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④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高-高和低-高集聚区集中在安徽省南部地区,低-低集聚区则分布在北部地区。为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两系统协调发展,政府未来应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域良性发展。     

中日农村环境管理对比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与我国在历史上同属传统的东亚小农经济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和存在的问题具有共通性。日本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调整适应,政府也数次推动乡村振兴。对比研究中日两国农村环境管理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虽然两国在农村环境管理上有相似性,但也有较大不同,我国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农村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必须走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特色道路,循序渐进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在开展农村环保工作的具体举措上,日本也有较多可借鉴之处:一是以完善的法规政策体系保障农村环境管理;二是以精准的财政补贴支撑农村环境管理;三是以科学的规划和技术标准体系服务农村环境管理;四是以规范的行业和市场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环境管理;五是以亲民务实的环境宣传教育助力农村环境管理。     

重心转移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时空差异及其耦合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以快速城镇化的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重心耦合模型，对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的时空演变、转移路径及空间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四川省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水平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时空差异明显，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出盆地中部高，由内至外逐层降低的圈层式分布格局，生态足迹水平呈现出以攀（枝花）成（都）绵（阳）为轴线，西北低、东南高的对称式分布格局；(2)新型城镇化重心持续北移、移动幅度较小、规律性明显，生态足迹重心先南移后向北回撤、移动幅度较大、规律性较差；(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的空间重叠性呈现先靠近后分离再靠近的波动态势，变动一致性由相反到趋同，空间耦合趋势显著。     

水环境承载力约束下区域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分析

城镇化发展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水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基于区域水环境承载力探讨了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的计量方法:①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水环境承载力评价系统,分析城镇化子系统及水环境承载力子系统的基本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评价指标,利用向量模法测算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②构建水环境承载力约束下的区域城镇化发展合理速度分析模型。③根据不同城镇化发展速度、政府不同管制力度设置9种组合情境,在对相关评价指标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分别测算不同情境下的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通过“阈值”门槛筛选出合理情境,确定区域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合理范围。以经济实力强、城镇化水平高、水环境压力大、制度相对健全的江苏省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测算了2006—2017年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以及2030年9种组合情境下的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值。获得如下研究结论:①2006—2017年间江苏省水环境承载力虽呈现一定的波动,但2013年以后随着政府管制力度的加强,总体上呈现良好的上升态势,但水环境承载力下滑的压力已开始显现。②2030年9种组合情境中,只有“中/强”“低/强”“低/保持”满足水环境承载力阈值标准。结果表明:到2030年,政府对水环境管制力度“强”的情形下,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可以维持1.0%~1.2%的年增长率;政府对水环境管制力度“保持”的情形下,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只能维持1.0%的年增长率,并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     

天津市人民改府发布加强节能工的决定

节能是资源节约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天津市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高,能源问题是制约天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天津市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上升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天津市能源需求总量还将进一步增加,节能降耗已经成为关系天津市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加强节能工作,对于建设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城市,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任务十分紧迫而艰巨。各区县、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把做好节能工作作为优化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作为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的一项指导原则,作为保障天津市能源安全、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紧迫任务,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深挖潜力,常抓不懈,把天津市节能降耗工作再推上一个新台阶,确保节能降耗指标继续保持全国前列。[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