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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热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对人类活动造成很大影响。为探究天津市城市热环境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5—2020年四期Landsat遥感数据,利用辐射传输方程法反演地表温度,计算城市热岛比例指数,用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城市热环境发展和布局,利用地表温度并结合土地利用分类研究城市地物覆盖类型与地表温度的响应关系,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究高程、绿地、建筑用地和水体对地表温度变化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天津市热岛足迹沿主干道由市内六区向环城四区发展,天津城市热环境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由标准差椭圆分析可知,城市热岛呈现发展主轴维持在东北—西南方向,整体空间格局呈现放射状分布;天津市中心城区建筑用地面积占比逐年增加,水体面积占比逐年降低,各类型地物平均温度排序为:建筑用地>绿地>水体;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NDBI和NDVI是影响地表温度变化的主要因子,NDVI和MNDWI对LST交互作用最强,是城市热环境驱动作用最强的因子组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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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郑州市2017年12月~2018年2月的冬季气象数据和大气污染物质量浓度在线监测数据,分析了气象条件对颗粒物浓度的影响.通过混合型单粒子拉格朗日综合轨迹(HYSPLIT)方法模拟了郑州市冬季48 h的气流后向轨迹,同时进行了聚类分析,并使用潜在源贡献因子(PSCF)方法和浓度权重轨迹(CWT)方法分析了郑州市冬季PM_(2.5)的潜在污染来源和不同潜在源区对郑州市大气PM_(2.5)浓度的贡献.结果表明,低风速、高湿度和较少的降水是造成颗粒物污染严重的重要气象因素;超过60%的后向轨迹来自西北方向,其次是来自京津地区的轨迹占比为25.6%,而来自南边和东边的轨迹只占7.5%和6.1%,但对应着较高的PM_(2.5)浓度;郑州市冬季PM_(2.5)的潜在源区主要是北部的京津冀传输通道城市,包括焦作、开封、新乡、鹤壁、濮阳、安阳、邯郸和邢台,此外,相邻省份包括山西省、湖北省和安徽省部分区域对郑州市大气PM_(2.5)污染水平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和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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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中原城市群区域城市秋冬季大气PM2.5的污染特征和其主要成分的潜在来源,于2018年10月到2019年1月在郑州、洛阳、安阳和新乡这4个典型城市展开秋冬季连续4个月PM2.5膜样本采集,采用X射线荧光光谱法,碳分析法和离子色谱法分别对18种无机元素,有机碳(OC)/元素碳(EC),和9种水溶性无机离子进行了测定.根据PM2.5日均值浓度水平分为3个污染等级,并分别通过对氮氧化率(NOR)和二次有机碳(SOC)及富集因子的计算结果对PM2.5主要成分NO3-和SOC及18种无机元素的时空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化学质量平衡(CMB)模型计算了4个城市的排放源及贡献率,并通过后向轨迹(HYSPLIT)模型和潜在源贡献因子法(PSCF)分析了4个城市PM2.5和主要成分NO3-及OC的潜在污染来源.结果表明,采样期间郑州、洛阳、安阳和新乡PM2.5均值分别为(82.1±45.5)、(84.7±39.8)、(96.8±46.1)和(81.1±36.6)μg·m-3,日均值的最高浓度值分别是国家二级标准的3.3、2.6、3.0和2.3倍;4个城市PM2.5的主要组分都为NO3-和SOC,NO3-的浓度,NO3-/EC和NOR都随着污染等级的升高而显著升高,NO3-/EC和NOR的均值随着污染等级的升高总体上表现出郑州和洛阳略高于安阳和新乡;SOC的浓度和在OC中的占比及SOC/EC的比值都随着污染等级的升高而增大;从无机元素的浓度和富集程度来看,As在郑州最高,Mn和Fe在洛阳最高,Zn、Ni和Cr在安阳最高以及Cu和Pb在新乡最高;4个城市PM2.5污染源为二次硝酸盐、二次硫酸盐、有机物、燃煤源、机动车源、扬尘源、生物质源和工艺过程源,二次硝酸盐的分担率在郑州(37.7%)最高,新乡(14.1%)机动车分担率最高,洛阳(7.0%)和安阳(6.8%)的工业过程源的分担率相对较高;郑州、洛阳、安阳和新乡分别有51.6%、49.2%、49.6%和46.3%的气流来自西北方向;郑州潜在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南省,洛阳主要在河南省南部和汾渭平原,安阳和新乡则是主要在河南省和京津冀传输带上,另外安徽西北部、山东西南部、山西东南部和陕西北部也对安阳和新乡OC的污染造成了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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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群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调查收集了2020年2月25日—3月14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 330名居民疫情期间的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等信息,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疫情严重程度进行等级划分,分析不同疫情等级下人群交通出行方式的差异,并与非疫情期间进行对比.结果表明:①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调查人群中有75.1%的人有出行行为,其中,5.5%的人一天多次外出,17.6%的人每周出行频次不到一次.出行过程中乘坐公共交通和出租车这两类感染风险较高的交通工具的人数占比分别为6.3%和4.0%.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的出行频次和交通方式可能受性别、年龄、城乡、片区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当地或附近疑似/确诊病例情况的影响,还可能与所在省份疫情严重程度有关.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等地区人群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受疫情影响变化相对较小,湖北省居民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与非疫情期间相比变化最大.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成人居民选择步行和小轿车(出租车和私家车)出行的人数占比远高于非疫情期间,而选择公共交通和自行车或电动车等交通方式的人数占比与非疫情期间相比有所降低.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国人群出行频次及交通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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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于2018年10月4日至2019年1月30日在洛阳市高新和林校2个采样点位同步连续采集秋冬季PM2.5样品,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对PM2.5中优先控制的16种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进行了分析测定.对优良天和污染天PM2.5中16种PAHs的质量浓度和组成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利用特征比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对其主要来源进行了定性解析,并使用苯并[a]芘(BaP)毒性当量法和增量终生致癌风险模型评估了对人体的健康风险.结果表明在采样期内,高新和林校两个采样点的PM2.5中16种PAHs质量浓度变化范围分别为24.33~90.26 ng·m-3和23.81~76.99 ng·m-3.随着PM2.5污染程度的加重,PAHs浓度明显升高(污染天为优良天的1.3倍),不同环数PAHs贡献顺序均为:4环(43%~48%) > 5~6环(32%~35%) > 2~3环(20%~22%).大气中PAHs主要来自于燃烧源,包括燃煤、生物质燃烧以及机动车排放等,其中燃煤对PAHs污染贡献最大(优良天:49.28%~56.38%,污染天:49.44%~60.60%).BaP毒性当量浓度表明,污染天存在更高的人体健康风险;增量终生致癌风险结果表明,污染天致癌风险高于优良天,成人呼吸暴露风险高于儿童,在研究区域内不同污染水平下健康风险属于可接受水平(<1×10-6).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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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地下水修复技术如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难以同时降解地下水中重金属-有机物复合污染.本文提出多针-板脉冲放电等离子体 同时降解地下水中重金属和有机物复合污染的方法.以Cr(VI)和阿特拉津为目标污染物,研究复合污染中Cr(VI)和阿特拉津浓度、放电电压、溶液初始pH值和地下水中存在的主要离子对Cr(VI)和阿特拉津降解效果的影响,并探究放电过程生成的活性物质对复合污染中Cr(VI)和 阿特拉津降解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相对单一污染物,复合污染物中Cr(VI)或阿特拉津的存在能够消耗放电过程产生的·H和·OH,阻碍其复合,Cr(VI)和阿特拉津在降解过程中产生协同效应.电压为13 kV时,单独处理10 mg?L-1的Cr(VI)和阿特拉津的降解效率分别为34.0%和51.5%,而复合污染中Cr(VI)和阿特拉津的初始浓度均为10 mg?L-1时,降解效率分别提高到45.0%和64.1%.放电电压增加,复合污染中Cr(VI)和阿特拉津的降解效率提高,但其能量效率呈下降趋势.增加溶液初始pH值,阿特拉津的降解效率减小,而Cr(VI)的降解效率呈现先减小 后增加的趋势,pH为9.2时Cr(VI)和阿特拉津的降解效率最佳.地下水中存在的7种离子(Na+、K+、Ca2+、Mg2+、Cl-、SO42-、HCO3-)除HCO3-抑制 阿特拉津降解外,其它离子对降解无明显影响.O3、H2O2生成量测定和自由基清除实验表明,·OH和·O2-对阿特拉津的氧化起关键作用,H2O2和·H对Cr(VI)的还原起作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