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环境产业统计方法的经验及启示

欧盟环境产业起步较早，目前已经有较成熟的体系与统计方法。本文对比我国环境产业统计的现状，剖析了欧盟环境产业统计方法的优点。建议我国应迅速出台既满足国际化要求，又合乎我国环境产业实际情况的环境产业定义；完善统计法律规章实现统计问责；建立环境统计电子数据库；公开政府预算信息；并鼓励政府部门、产业协会、研究机构和企业多方合作进行统计以实现对我国环境产业的战略指导。     

气候谈判国际阵营变化的经济学分析

气候谈判关乎各国在气候秩序中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涉及到各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舞台。当前,欧盟与美国正在突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争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领导权;发展中国家阵营逐步分化为＂基础四国＂＂小岛屿国家＂＂最贫穷国家＂等。从长期来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国有一致的利益,各国际阵营若能表现出更合作的态度——发达国家更负责地转变为低碳生产和生活模式,更慷慨和带有诚意地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碳排放空间的来之不易和低碳生产生活的迫切性,实现自觉减排——就能帮助遭遇＂囚徒困境＂的世界各国离开个体理性的＂纳什均衡＂,趋向集体理性的＂帕累托最优＂。     

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全球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环境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环境和谐与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实施《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执行计划》,各种形式的国际和区域环发合作深入开展,各个国家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全球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依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本文从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分析表明:全球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不稳定性在加大,而且世界贫富差距明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不足;全球能源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CO2排放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问题突出,而且一些国家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世界总人口数不断增加,各国就业水平难以提高,各国教育水平非常不均衡,而且欠发达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水平低,居民健康状况堪忧。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①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持续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各国的发展阶段、条件和能力的不同必须予以正视;要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国情,要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要为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提供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强有力支持。②加强各国政府在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要重视全球性环境问题,而且更要优先考虑区域性环境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③积极推动全球社会朝向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以及不断改进和优化治理机制,而且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要积极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现象、使增长具有包容性、使生产和消费更可持续;要增强人们做出可持续选择的权利,特别是妇女、年轻人、失业者以及社会最弱势和最脆弱群体的权利等。     

可持续发展新里程:问题与探索——参加“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思考

"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肯定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决定建立更加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框架;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这是"里约+20"峰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这项成果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里程,其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将是学术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我们憧憬的未来》的框架下,整合现有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综合考虑各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的特殊性,认为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在以下6个方面做出努力:①绿色经济的概念、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主要包含了绿色经济的内涵;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绿色经济与就业、脱贫等之间的关系;衡量绿色经济的具体指标体系;对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经济发展绿化程度的测度;绿色壁垒的形式以及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发展绿色经济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绿色经济的发展模式与政策创新研究等。②自然资本核算、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主要包含了自然资本的内涵;自然资本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各种生态服务之间的耦合关系;如何建立基于自然资本核算方法体系的多层次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投融资及其运行机制和生态补偿方式;如何从法律、体制、机制、政策等多层面构建一套完整、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政策和制度保障体系等。③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冲突机制及有效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管理体制的研究;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应该如何应对在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压力和责任及经济全球化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等。④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包含了科技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度;各类型产业可持续发展技术(或者是低碳技术、绿色技术等)的识别、评价和预测;可持续发展技术的创新机制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可持续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等。⑤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提高可持续发展中转移支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基金)、生态税、税收差异化等财政手段效率的体制和机制创新问题;如何推进投融资渠道和方式多元化,实现资金供给与资本结构优化的协调互动和资金配置与运作效率的高效互动等。⑥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机制研究,主要包含了系统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分析框架;研究与设计能够在宏观(或共性)层面和微观(或个性)层面有效运行的参与机制;研究可持续发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创新的制度相容性和实践可行性。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中国农产品贸易虚拟水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挑选与中国农产品贸易额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10个国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要素的虚拟水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农产品贸易隐含虚拟水的转移情况.进而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以虚拟水净进口量为被解释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重点探究了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在内的各因素对虚拟水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农业用水效率虽然在逐年提高,但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现了对大部分国家虚拟水的贸易逆差;土地资源、劳动力数量、农业生产效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及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关税水平等变量是农产品贸易虚拟水流动的显著影响因素.中国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农产品国际贸易可以有效缓解国内水资源压力,因此应当在提高自身农业比较优势的同时,加快发展对外贸易关系,并充分发挥自由贸易协定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关键作用.     

三江源区生态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价

采用权变评价法评估了青海三江源区生态资源的非使用价值,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三江源区生态资源的非使用价值为453.06亿元/年,其中存在价值为236.36亿元/年,遗产价值为125.91亿元/年,选择价值为90.79亿元/年,人均支付意愿为76.30元/年.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表明,对该区的了解程度、关注程度、重视程度、年龄、个人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均影响其非使用价值评价.     

基于空间网格尺度的中国PM2.5污染健康效应空间分布

以全国城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的监测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插值法模拟中国PM_2.5在10kmx10km空间网格尺度上的暴露水平，利用BenMap工具估计2017年中国PM_2.5污染的健康损失，在城市尺度上对PM_2.5污染的健康经济损失进行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在统计意义层面上，2017年PM_2.5污染共计造成我国321435例早逝、746078例住院、14877551例患病，健康经济损失约为12625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1.53%.从城市尺度来看，健康效应呈现出一定的空间聚集效应，京津冀地区城市较为严重.在空间分布上，主要以“高-高”型和“低-低”型分布为主，即健康经济损失高值城市相互聚集、健康经济损失低值城市也相互聚集，并且存在高值城市之间相互影响并逐渐向四周扩散，进而影响周围低值城市的现象.     

高质量发展下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及影响因素

构建NSUSBM-SFA-NSUSBM-Tobit的4阶段分析框架,基于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10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DEA技术计算了不可分离假设下城市的生态效率,同时通过3阶段DEA模型,将自然因素引入效率测算中.使用Tobit模型,结合新发展理念,定量分析了高质量发展视角下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7~2016年间,不考虑各城市环境差异时,长江经济带综合生态效率均值由0.288增至0.617,增幅114.24%,于2011年跨过了0.4的低质量发展阶段,但低于0.8的高质量发展标准,湖南省增速最快,涨幅213.85%;考虑环境差异后,长江经济带综合生态效率均值由0.150增至0.395,涨幅163.33%,其中上海市增速最快,涨幅311.52%,上海、江苏与浙江的综合效率在大部分年份排名前3位,江西、贵州与云南则排名后3位.创新、城乡协调、政府环境投资、引进外资与推进城镇化均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态效率.     

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为探究人类活动对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影响,于2017年10月在鄱阳湖入口、出口及湖区布设20个采样点位,开展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表层及垂向分布特征调查,评价其潜在生态风险.利用¹³⁷Cs和²¹⁰Pb计年法推算出鄱阳湖沉积物的平均沉积速率,并结合柱状分层样品重金属含量,得出具体年代的重金属蓄积特性.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得到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演变与总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实际人均GDP、绿色专利申请数、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6种社会经济指标的多元非线性模型.结果表明：（1）鄱阳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Cu污染最为严重且生态风险程度最高, 地累积指数为“强”或“中-强”污染范畴,单因子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平均值为47.25,属于“中等”生态风险.整个湖区的总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平均值为107.07,表明鄱阳湖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总体处于低生态危害水平.（2）1988~2017年总人口数量是影响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Cd和Cu污染的最主要正向因素,其他正向因素为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镇化率及实际人均GDP,绿色专利申请数所反映出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及环保研发投入对鄱阳湖沉积物重金属Cd、Cu污染具有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