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相容理论视角下生态公益林补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福建三明为例

基于福建三明499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测算了生态公益林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都是正效应。现金直接补偿对农户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岗位性补偿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净效应分别达55.4%和57%。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种补偿方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也不尽相同,其中现金直接补偿不利于贫困户增收,而岗位性补偿对不同收入的农户都具有正向显著增收效应。此外,从生态公益林的根本使命出发,可以发现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生态保护的净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故此,科学规划生态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双重效应的根源所在。     

生态屏障地区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评估研究

为明确生态屏障地区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通过采用DEA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浙江省重要生态屏障地区——丽水市的生态补偿资金绩效进行了评估,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探究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11~2015年,丽水市生态补偿资金静态绩效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报酬效率的递减是造成相关县(市、区)绩效损失的主要原因;丽水市生态补偿资金动态绩效总体呈上升态势,青田县是绩效最优的地区;生态补偿参与者生活水平提升类指标对生态补偿资金绩效的影响大于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类指标,对于生态屏障地区来说,生态补偿式扶贫开发将是一条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绿色发展之路。     

基于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量研究

针对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流域非汛期农业需水和生态基流间的矛盾问题,论文提出了基于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量计算方法。从生态基流得到保障后农业灌溉用水受到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引入作物需水系数建立河道生态基流保障造成的农业用水短缺量与产量损失间的关系,定量计算农业生态补偿量。以宝鸡峡灌区为实例,计算了河道生态基流保障的农业生态补偿量,确定宝鸡峡灌区不同情形下的补偿上、下限,分别为5.25 亿元和0.37 亿元。生态补偿对象为宝鸡峡灌区因河道生态基流保障导致产量受损的农户,补偿的主体为流域的相关管理部门,生态补偿标准的实施也不应只局限于现金发放,也可以用投资建设等形式进行补偿,以提高宝鸡峡灌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生态储蓄、生态储备和生态补偿税是一场深刻环境革命

责任不清、心理准备不足、资金物质储备不足,派生出利益不协调、社会动员不顺、环境投入不足等,造成生态差的地方无力解决生态问题,生态好的地方突然出现许多生态问题.生态储蓄、生态储备和生态补偿税将使生态差的地方迅速培育解决生态问题的能力和条件,生态好的地方高度警惕潜在的生态问题.生态储蓄、生态储备和生态补偿税是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的重要转变,引发深刻的环境革命.     

重庆三峡库区生态补偿标准差别化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生态补偿是当前国际公认的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手段,但如何表征、量化和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仍是当前生态补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未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重庆三峡库区后续发展过程中不同本底类型的典型样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域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分析,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构建生态补偿标准化模型,引入差异系数,对重庆三峡库区各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测算,科学制定各区域生态补偿分配标准.结果表明:位于库区西南段的主城区(包括渝北区、江北区、渝中区、江津区和北碚区等),这些区域经济实力雄厚,社会经济差异系数较大,但由于机会成本较低,受到自然价值和区域公平差异系数的影响较小,所以最终生态补偿额度比较低;三峡库区北段(巫山县、巫溪县、云阳县、奉节县和开县)的生态补偿额度较高,主要原因是机会成本大,受差异系数影响,理论损失成本大,但在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适合开展旅游行业,增加经济收入,缩小与其他区县的社会经济差距.     

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湿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研究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的盐城国家级湿地珍禽保护区作为案例,从生态补偿对象的角度研究了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根据对保护区附近288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研究采用选择实验法识别了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政策方案的偏好情况。通过计量分析发现：补偿政策设计中补偿水平、合同年限、退出合同的权利、环境绩效等补偿政策属性显著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其中合同年限与退出权利对参与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基于以上发现,研究讨论了补偿政策设计中不同的属性安排,特别是设置退出权限等措施对盐城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本有效性、可持续性及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为政策设计提供相应的实证基础。文章还计算了各个属性的接受意愿价值,并分析了潜在参与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为补偿的价格设定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长江经济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环境效率评价

环境效率是考量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环境效率进行有效测度可以为完善我国生态补偿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环境效率水平、变化趋势及其差异性进行评价,通过线性数据转化方法对非期望环境负产出进行处理,并识别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等背景变量对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对能源投入产出的影响显著（t值检验达到5%显著性水平）,进出口总额、人均GDP、人口密度等因素对各项投入产出的影响均不显著.②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2-2017年综合技术效率均值在剔除背景因素和随机干扰前后未发生变化,但纯技术效率均值由调整前的0.94升至调整后的0.96,规模效率均值由调整前的0.94降至0.92,表明纯技术效率对提高环境效率起主导作用.③上游4个省市（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与中下游7个省市（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生态补偿环境效率均值差距较大,其中,云南省的环境效率最低.研究显示,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环境效率从上游到下游整体呈上升趋势,应在提高综合技术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协调.      

基于生态标签制度的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区域差异化研究

论文运用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以两个海岛型旅游目的地为案例,对海洋生态产品生态补偿标准区域差异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和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分别有93.41%和95.90%的受访者支持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愿意为海洋渔业生态标签产品支付比普通海产品更高的价格;2)舟山市普陀区旅游目的地的浙江省游客,江苏省-上海市游客,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山东省游客和其他省(市,区)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0.53,10.98,11.03和11.18元/kg,或14.39,17.59,20.54和22.87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2013年可获得1.0358×10⁸元的生态补偿资金;3)烟台市长岛县旅游目的地的山东省游客,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游客和其他省(市,区)游客,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分别为10.86,12.85和13.70元/kg,或13.26,17.57和17.56元/人次,通过海洋渔业产品生态标签制度,2013年可获得0.207 0×10⁸元的生态补偿资金.研究发现,两个旅游目的地均存在生态补偿标准的区域差异性.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内农户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帮扶形式、是否移民对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1014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弥补目前均一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足,促进退耕还林工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生态补偿涵义的探讨

本文将前人界定的生态补偿概念归纳为四种观点,在分析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服务、生态效益与生态价值、补偿与补贴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将生态补偿界定为"生态服务消费者通过公共支付、市场交易等方式给与生态服务提供者补偿的经济活动";同时提出生态补偿主要是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是对生态效益而非生态价值的补偿,生态补偿不同于补贴等观点.     

生态补偿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给实施区带来许多影响,其有效性和持续性受到各种因素的挑战,全面评估生态补偿带来的影响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必要前提。基于多准则模糊分析模型,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牧民家庭进行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半牧区牧户和农区牧户,就实施生态补偿后对补给区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区域发展的总体影响指数为3.39,影响程度较高,其中生态补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影响指数分别为3.11、3.58和3.71;②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研究区经济发展缓慢,其中对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化影响最高,纯牧区和半牧区农户的人均收入和农畜产品商品率出现一定的下降;③受生态补偿的影响,牧民在环保意识和自身技能提高方面在三组间没有很大差异,纯牧区牧民具有更好的就业方式和维权意识,半牧区和农区牧民则对监督意识、参与意识、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更深感受;④生态补偿对环境改善的影响程度最高,影响指数为3.71,纯牧区牧民感受最为强烈,其次是半牧区和农区。     

中国沿海省市海洋生态补偿效率评价

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DEA-Malmquist指数模型、Tobit模型和标准差椭圆模型,对2006-2016年中国11个沿海省市的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开展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6年中国总体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平均值为0.633,处于中等效率水平,随时间呈“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海洋生态技术进步依旧是海洋生态补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但面临一定的技术效率损失;海洋第三产业比重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值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市化率、进出口总额占比和海洋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对海洋生态补偿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海洋生态补偿效率的空间聚集性增强,区域不平衡性有所收敛,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     

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饮用水源保护区对于居民的健康安全,以及区域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饮用水源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对于开展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系统分析了补偿机制的构建内容,重点对财政转移支付、征收水资源费、开展优惠信贷、鼓励公益性资金投入等四种生态补偿途径进行了探讨,并从生态效益、生态建设成本、补偿主客体的参与意愿及支付能力等角度对生态补偿额度的测算进行了评述。最后提出实施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工作的具体策略与建议。     

基于人工社会模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实例研究

基于补偿者和受偿者意愿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手段。为探讨在我国许多地区开展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机制,减少洪涝灾害与生态环境退化负面效应,研究构建了基于农户、政府和企业三类主体及其相互作用的生态补偿模型,并重点分析生态补偿标准、洪灾风险、生态环境保护、劳动力本地转移政策等因素对农户主体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鄱阳湖区莲湖乡为实例,以农户和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行为特征和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为基本准则,利用构建的多主体模型模拟了不同补偿机制下退田还湖政策可能产生的土地利用长期效应。结果表明,政府给予农户的经济补偿可以使农户自愿实施退田,但在不同情景下,政府实施退田还湖的代价和达到预期目标的时限差距显著。企业参与不仅能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发展壮大当地经济,提高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质量,均有助于推进退田还湖政策的有效实施。     

基于双中介模型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薪酬满意度对安全绩效的影响研究

为有效提高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安全绩效,根据组织支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公平理论,从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和心理资本的角度,构建了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薪酬满意度对安全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借鉴成熟量表设计调查问卷,利用SPSS 17.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揭示空管人员薪酬满意度对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工作不安全感和心理资本在两者之间的双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薪酬满意度与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心理资本和安全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工作不安全感和心理资本在薪酬满意度和安全绩效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且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大于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效应。     

武汉城乡人群对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分析

应用意愿调查法模拟测算出武汉市城乡居民对于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的意愿.研究表明,化肥及农药施用量在分别减少50%、100%等不同限制强度下,农户愿意供给农田生态服务并接受补偿的人数比例在69.32%~85.25%,城镇居民需求农田生态服务并赞同政府提供补偿的比例在80.22%~85.16%.不同施用限制下,农户认为政府应提供3928.88~8367.00元/(hm2×a)的经济补偿,城镇居民愿意政府向农户提供3354.75~8016.9元/(hm2×a)的补偿.从模拟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出发,农户愿意供给化肥、农药施用限制的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54.29%~82.12%,城镇居民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环境友好农产品的人数比例在71.98%~82.42%.以稻米为例,农户愿意高出普通稻米1.65~2.66元/kg的价格生产环境友好农产品,价格增幅42.52%~68.45%;城镇居民愿意以高出普通稻米0.78~1.82元/kg的价格购买农产品,高出普通稻米均价20.08%~46.92%.     

基于环境风险的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厦门市为典型案例区,通过开展海岸带化工园区化学品泄漏事故的风险生态效应识别与影响预测,建立一系列生态-经济模型评估环境风险的生态损害价值,并从有效地促使企业主动采取风险防范措施角度出发确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同时提出了根据风险发生的概率逐年实施补偿的方法。     

生态补偿机制创新建设与完善

生态补偿是国家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探索行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生态环境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方式.通过对当前我国生态补偿实践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建立从"补偿路径、补偿工具、补偿方式"出发构建的"三层统一"生态补偿机制,其中政府,市场,民众"三主体,五方向"的补偿路径是此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层次;资本是此生态补...     

芦山地震灾区生态补偿对策研究

芦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导致了生态系统发生退化,尤其是地形条件极其复杂的山地生态系统退化更加严重。由于地震而引发的次生灾害对于山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约束因素,震后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面临威胁。因此,修复生态系统,实施生态补偿是震后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文章分析了芦山地震对灾区生态环境及自然保护区的影响,提出了震后生态补偿的思路、重难点和对策建议,以供雅安灾后生态重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