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和贵州为例

渔民作为我国长江流域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对象,渔民的满意程度是衡量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指标。选取的研究地区是首批推行并完成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的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和湖北省洪湖市,基于退捕渔民调研结果,先使用TOPSIS法的数学模型求出最优解,再进行障碍度计算,并对禁捕政策实施效果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关于禁捕生态补偿政策渔民评价的最优解,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为0.45,绩效一般,湖北省洪湖市为0.27,对应的绩效水平为较差;（2）影响两个地区绩效评价的前三位主要因素是实施禁捕后,政府部门工作跟踪力度满意度（B₄）、生活水平满意度（D₂）、社会活动与社会地位满意度（E₂）。研究结论为评价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一个可选分析框架,为其他地区提高禁捕生态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福利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DEA方法构建生态福利绩效指标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两阶段Super-NSBM模型评估福建省2012—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并进一步构建Tobit回归模型检验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福建省整体生态福利绩效较高,但区域间差距较大;（2）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森林资源对福建省生态福利绩效产生负向作用;（3）森林生态补偿的不足阻碍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绿色发展技术创新的薄弱也导致科技进步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作用未能发挥。提出对策建议如下：（1）强化绿色发展模式,优先推动绿色创新;（2）优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海陆协同发展;（3）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因地制宜推动城市扩张;（4）持续有效强化环保投入,深化对外经贸技术交流。     

秦岭生态补偿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展

生态补偿是通过经济手段促进生态保护与受益地区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是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秦岭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补偿作为协调秦岭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该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对实现秦岭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秦岭生态补偿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包括秦岭在区域调水、森林生态效益、生物多样性保护、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生态补偿研究,以及秦岭生态补偿相关政策法规制定、南水北调、退耕还林（草）以及生态移民搬迁等具体生态保护工程补偿实践,并从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公众参与、补偿方式几个角度探讨了秦岭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秦岭生态补偿研究的建议与对策。     

县域尺度下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探——以桐庐县为例

为了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和推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在评价桐庐县现有生态补偿现状的基础上,整合优化财政补助结构,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各乡镇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与地区对县域生态环境贡献率、交界断面水质考核和资金使用绩效挂钩的生态补偿制度。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针对基于机会成本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建立基于机会成本的闽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分类统计了2010~2015年流域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成本,并结合下游地区福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闽江流域下游地区应支付给上游地区的补偿量。结果表明,三明市获得的补偿额为0.5694~0.9407亿元,南平市获得的补偿额为2.0104~2.7061亿元,下游地区福州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2.5797~3.4913亿元。针对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拓展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在补偿资金的同时加以项目或技术补偿,缓解上游地区的资金、技术压力。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国外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发达国家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的经验及启示

发达国家的生态补偿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类型。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包括环境与资源税收、生态基金以及生态受益人所缴纳的费用,补偿的方式通常采用财政转移支付,补偿的用途涵盖保护森林、草原、生物多样性、湖泊、河流、湿地、沙漠化防治、耕地等;市场主导的生态补偿机制则包括占补平衡、绿色产品、绿色偿付、碳排放交易等。发达国家生态补偿的成功经验首先在于政府与市场并重,其次在于重视资金的用途监管与绩效评估,最后在于法律制度的健全。     

海洋工程建设生态损失补偿方法探究

本文从资金补偿和生态修复补偿两方面介绍了生态损失补偿方法在海洋开发建设中的应用。资金补偿主要探讨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基于生态修复的两种生态损失补偿资金核算方法的研究;生态修复补偿介绍了从工程结构自身出发构造具备生态效果的结构形式的原位生态修复补偿以及在异地进行生态重建营造新的栖息地的异位生态修复补偿。最后依据HEA估算了不同海洋工程的补偿规模。     

诱导式生态移民的决策过程和决策因素分析

生态移民是解决贫困和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诱导式生态移民是政府根据区域生态、经济和人口和谐发展要求,对不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区或者人口超载地区的人口通过政策、资金的扶持,诱导人们自愿迁移到指定的土地承载力有冗余的地区的一种人口迁移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政府须有必要的诱导投入、组织者要尊重迁移者的意愿、政府和迁移者都须有合理决策是其主要特点。分析生态移民的决策过程对合理决策有重要意义,认为影响政府诱导决策的主要因素有生态、人口、经济、政策和迁入地因素;影响迁移者决策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个体、迁移距离、迁入地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迁移者的成本效益等。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研究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主要观点,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但需要从技术层面,更要从制度建设完善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去解决生态问题;摒弃以奢侈消费和高消费为特征的异化消费行为,树立理性消费、合理消费的理念,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必须高度重视生态殖民主义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采取相应对策;秉持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和绿色的发展理念,切实履行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方面的管理职能。     

生态补偿的融资——生态融资

围绕生态补偿中融资的三个基本要素，即；用什么资本融资，以什么方式融资，如何高效融资进行系列, 为生态融资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行动策略。     

生态健康、生态风险、生态安全概念辨析

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生态系统退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作为衡量生态系统存在状态的生态健康、生态风险、生态安全评价日益受到重视。然而,目前对于3个概念的界定不够明晰,在评价过程中指标体系混淆混用,致使理论研究也固步不前,影响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生态健康、生态风险、生态安全的联系体现在评价主体的一致性和生态安全评价需要以生态健康评价、生态风险评价为基础;而三者的区别体现在内涵、评价对象以及评价的指标体系3个方面。     

广州市花都区2004年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计算分析

以广州市花都区国民统计资料（2004年）和相关统计资料为依据，对花都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广州市花都区人均生态足迹为2．43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31hm^2／人，人均生态赤字为2．12hm^2／人，属于人均水平亏缺较高的区域。     

压缩生态泡沫

中国经济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此时衡量经济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基于生态足迹方法的中国生态可持续性分析

基于生态足迹和EMD方法,分析了中国1961~2005年生态可持续性的周期性变化,并建立具有周期性波动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预测未来10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44年来,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具有明显的4.3年、14.3年和17年3个波动周期,人均生物承载力具有明显的3.5年、8.8年、17.7年和44年4个波动周期;若未来10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均延续过去44年的变化趋势,则2015年人均生态足迹、生物承载力、生态赤字将分别为1.366ghm²、1.108ghm²和0.258ghm²,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较2005年分别下降了0.27ghm²、0.441ghm²,而人均生物承载力增加了0.171ghm²。在保持经济、技术和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同时,这种程度的生态超载有可能通过贸易引进生物承载力,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水平等增加生物承载力得到缓解。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监管方式分析

高效的监管是确保生态补偿充分发挥效应的重要条件,文章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对常用的激励诱导和惩罚两种生态补偿监管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以找出不同条件下最优化的生态补偿监管方式。文章构建了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和参与约束条件的激励诱导和惩罚两种监管方式的最优化模型,求出最优化的激励诱导强度和监管强度;随后对最优化条件下两种监管方式得到的最大化效用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了监管部门最优选择的监管成本临界值,结果表明,当惩罚机制下监管成本高于临界值时,激励诱导机制更有利,而当监管成本低于临界值时,惩罚机制更有利。     

生态美学与生态城市建设研究

现代城市日益成为“水泥森林”和PM2.5的“生产车间”,城市中的绿化植被不过是庞大的“水泥森林”中的零星点缀和PM2.5笼罩下的脆弱生机,只是划出一点空间给有限的自然生物一个及其有限的生存喘息,这种划出一块生态区域与真正的生态化城市相比具有相当大的距离.要将这种“划生态”转变为生态化,需要从生态美学思维的高度考虑城市园林与生态城市的关系.使城市掩映在自然生态之中,这才是对“水泥森林”、PM2.5和现代“城市病”的有效救治.     

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伦理学基础

生态补偿遵循“谁破坏，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是符合生态伦理学原则的。发达国家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国内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负有责任和义务，国家应从宏观调控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给贫困地区居民以更多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