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需提高环境准入门槛

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环境的举足轻重的外部力量。如何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更有利于环境以及环境保护工作的行业，产业和领域，缓解环境压力，促进环境改善是环保需要认真考虑并提出解决方案和策略的重要问题。[编者按]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基于EKC的实证判断

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势推进,中国环境质量是否已经跨越峰值和进入持续改善的通道?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理论工具,依据环境统计数据和国际经验事实判断中国是否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和具备促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经济特征。首先,应用中国各省份1998—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均收入水平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进行回归拟合发现,人均烟粉尘排放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在"十二五"中前期到达峰值。大部分东部省份已经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环境质量改善仍然缓慢。多数中部省份处于峰值阶段,而西部省份大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阶段。其次,基于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框架,将中国当前的经济特征与美、日、韩三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验进行比较,结论表明中国目前已基本具备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济驱动条件,但是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峰值的扁平化和波动性。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础上削减30%—40%作为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转折点判断,中国环境质量将在2025年左右趋于全面改善。最后,为了促进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形势的不同,实施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同时积极防范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一步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     

绿色经济发展的驱动与障碍

<正>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绿色经济"倡议以来,中国政府高度关注绿色经济,正意图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促进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绿色经济的内涵和目标角度来审视中国发展的当前状况和未来,可以确信,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需要发展绿色经济,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国际以及实践基础。前面提到,中国绿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与方向:国际社会的观察和建议

本文对2000年以来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针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总结了这些研究中提出的现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思路和方向的政策建议。本文对已实现的建议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未来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绿色投资：以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

强化绿色投资,促进节能减排,在目前政策空白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考虑制定一个“绿色投资指南”,主要发挥提醒、警示和导向的作用。根据环境形势的发展,按照环境风险高、中、低对行业进行筛选分类,并对环境风险的程度进行详细界定。结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定期发布公告,对于高环境风险的行业建议投资者谨慎投资。同时根据环境风险的排序,定期提出投资的优先领域。这种指南并不和其他部门的相关规定冲突,而且根据WTO国民待遇原则,这个指南可同时适用于国内外投资者。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和演化是一个不断深入、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与全球形势和中国具体国情发展变化密不可分,两者存在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历程遥相呼应,生态文明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延伸拓展与中国化,两者的实现途径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都强调不同领域的协调和融合,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又同样不等同于环境保护。     

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现状、经验与政策建议

在总结分析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环境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针对当前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短板和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目标,加快建立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基础、以"经济调节、公众参与、体制保障"为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在源头预防方面,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环境保护目标体系、统计体系与核算制度,建立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将环境质量改善和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基本准则等;在过程严管方面,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实绩的领导干部政绩评价考核制度、科学严格的环境污染排放标准体系,以及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制度体系等;在后果严惩方面,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审计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刑事责任追究制度等;在经济调节方面,建立绿色财税金融制度体系,推动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建立平衡生态产品生产者与受益者利益关系的生态补偿制度等;在公众参与方面,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公民环境权利,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与立法听证等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方面,要从上层建筑入手,理顺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涉及的顶层重大关系,在中央层面明晰资源、环境和生态三个领域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调整环境保护系统内部的管理机构设置。     

我国生态补偿相关政策评述

当前,国家和地方都有建立和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政治意愿和需求,但从我国目前生态补偿的具体实践来看,尚未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并且缺乏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工具.由于法律和政策体系不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实践缺乏法律支持和政策指导,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环境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一个分析性框架

总结分析了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框架和基本理论依据。认为,自然资源环境利用的不可逆性是生态补偿的自然要求和生态学基础;环境资源产权权利界定是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和制度经济学基础;公共物品属性是生态补偿政策途径选择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外部性的内部化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和环境经济学基础;自然资源环境资本论是生态补偿的价值基础和确定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于状态、特征与制约的文献综述

文章基于文献综述梳理和探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研究现状、状态水平、空间格局及制约因素等,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在全国处于中上游水平;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略滞后于生态环境治理,生态系统健康与生态服务是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点工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下游更易受资源环境的约束,中游面临产业结构固化的困境,上游发展绿色经济动能乏力;长江经济带既有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形成了较难转型的路径依赖,在创新驱动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协调关系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本文结合相关研究和热点进行述评,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在多重目标下寻找平衡,创新绿色发展模式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