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生态文明价值观 促进生态文明村建设

价值观对于行为具有指引作用,关于生态文明村之建设,应以价值观构建为理论先导,方可促生态文明之兴盛。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已遭唾弃,而生态中心主义显得缥缈不实;经济理性必将失范．生态理性不切实际。故应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从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经济理性。注重自然道德、社会伦理价值等。以全面促进生态文明村建设。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资格之反思与重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作为广义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的初始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从矛盾内外因双向视角看,该资格的赋予既无法解决地方政府权力扩张的问题,也容易对其他环境诉讼权利主体行使诉权产生阻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资格的设立应当保持与《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环境公益诉讼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高度统一,方能使法律与国家政策规定之间不会相互冲突。因此,应以“公共池塘资源”理论为视角,并以环境公益生态分层为补充,构建合作竞争机制下优化配置环境公益类诉讼主体资格资源的制度。     

环境司法审判“特性”的实证研究——以163份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环境司法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环境法目前正被大大小小的、不可预见的环境诉讼向前推进。基于案件来源、污染物种类、侵权类型以及胜诉率等研究方向,对163份环境污染司法判决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各省份环境污染案件数量与经济发展总量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水污染是环境司法审判中的首要污染物;而对财产权的侵犯仍是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的主要原因;另外司法鉴定与胜诉率之间没有相关性。环境司法审判"特性"对于加强环境执法、完善环境立法、督促环境守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海外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承包商安全管理

出于技术和经济上的考虑,中国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公司（CNODC）作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海外油气业务投资主体一直将大部分核心业务外包给不同专业领域的承包商。由于石油天然气行业相对较高的安全环保风险、资源国用工政策限制、合作伙伴利益冲突、承包商HSE文化成熟度差异、作业公司承包商HSE管理漏洞等原因,CNODC在计划、招标、评标、合同签订、合同执行等各个阶段都面临着承包商HSE管理方面的多重挑战。为了加强对外包合同的前瞻性HSE管理和全过程HSE监督,从2007年至今CNODC通过推行承包商HSE管理强化计划,成功地完善了合同管理政策和承包商HSE管理体系,推动各海外项目公司将HSE管理重心从合同执行阶段前移到计划和招标、投标和合同签订阶段,规范了项目公司对合同执行阶段的现场监督、HSE业绩监测和考评,有效减少了承包商安全事故和环境事件,实现了CNODC与承包商HSE绩效的双赢。     

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启动主体的认定——关于“潍坊案”中华环保联合会遭遇起诉尴尬的分析

【案件来源】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案件点评人】孙洪坤;张姣【案件类型】评价类【案件名称】水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主要污染类型】地下水污染【主要污染行为】养殖场废水未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直接排放【违法企业所属行业】畜牧业【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启动主体;认定路径【案件概要】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商品猪养殖场废水未经处理排放,导致地下     

浙江省“五水共治”的司法保障机制研究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推进多元化的生态文明建设必不可少,浙江省开展的"五水共治"成为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当前行政处罚为主、司法保护为辅的制度是我国落实环境保护的基调,但其缺乏前瞻性、科学性、长效性,并且打击力度不够,且此类弊端频发。因此,以司法手段介入加强环境保护尤其是落实推进浙江省的"五水共治"迫在眉睫。司法职能的提高、"五水共治"相关案件的审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作用、环境司法专门化试点的突破创新,从司法保障机制的角度解决了"五水共治"相关问题。     

土壤重金属污染损害赔偿实现路径研究

土壤是动植物赖以生存的载体,重金属污染不仅严重侵害人体健康,而且破坏土壤耕作功能。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涉及面广、受害人多、技术性强等特点,加之因果关系认定与证据收集难度大,促使受害人的权利救济遭遇现实困境。建议在严格责任、修复费用次优受偿、惩罚性赔偿等原则指引下,完善能实现受害者联合、节约司法资源、促进企业产业升级的集团诉讼制度;建构以"重金属污染基金制度"与"重金属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为主要路径的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损害的社会化救济机制。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认定偏差的分析——以“腾格里沙漠案”绿发会遭遇起诉尴尬为例

绿发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遭遇起诉尴尬,被宁夏两级人民法院裁定以不符合原告资格为由而不予受理,是中国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面临障碍的一个缩影,说明了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在历史语境、法律适用与立案受理以及区域法院之间存在认定偏差,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认定的实践理性.     

乡镇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

丽水市乡镇工业崛起迅速,乡镇经济发展成绩明显,但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环境污染出现了蔓延。技术落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金短缺、融资困难,行政生态环境有待完善三方面因素阻碍了丽水市乡镇经济生态化建设。为了促进乡镇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以优化产业结构、完善金融服务、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基础,以循环经济、特色经济、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化为发展模式,以生态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为保障的对策。     

论环境公益诉讼证明标准的认定——以“天价环境污染赔偿案”为例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保护环境利益、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利器,在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工业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确证明标准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不同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应当结合其自身的特性,建制多元化、多样性的证明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