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富集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基于晋陕蒙甘宁地区

采用熵权TOPSIS法对我国晋陕蒙甘宁这一典型能源富集区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进而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概率分析方法和ESDA空间分析方法,探索该地区市域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的演化特征,结果显示：（1）该地区的市域经济发展差距在波动中下降;（2）各等级城市在不同时期演化规律截然相反,随时间推移,除低等级之外的各等级城市均表现出较高的等级下降风险;（3）该地区城市的市域经济水平曾存在一定空间负相关,到2015年这种关系则不再显著;（4）该地区呈现以局部为核心区的格局,但西部地区明显趋冷;（5）市域经济系统整体处于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状态,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较突出。     

基于ESDA的京津冀地区草地变化空间分异

论文以县域为基本研究空间单元,借助GIS软件与Geoda空间统计分析软件,利用ESDA方法,对京津冀地区县域草地资源数量变化的总体与局域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1980-2000年京津冀地区草地动态变化系数的Global Moran’s I为0.184 4,α = 0.05时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草地变化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②时段Ⅰ(1980-1995年)到时段Ⅱ(1995-2000年)的全局Moran指数有所增加,表明草地变化在空间分布上集聚的趋势在增强;③各县域Local Moran’s I的Grid图反映了京津冀地区草地变化在局域空间上的均质性,尤其是高值区域与低值区域的集聚特征十分显著;④LISA集聚4种类型中,正相关的"H-H"类型区、"L-L"类型区占主体部分,二者约占总数的70%以上,其中,在时段Ⅱ,"H-H"关联的县域主要聚集在西北部山区,而中部的平原区域则表现出明显的"L-L"关联特征。     

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通过可达性方法确定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范围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从人口、经济及社会3个子系统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2001、2006及2011年3个时期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运用空间自相关对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并分类,利用回归分析对各类型县域进行驱动因子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但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明显;在子系统演化过程中,以经济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其次为社会城镇化,最后为人口城镇化过程。(2)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率与城市等级规模、交通及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各子系统在空间格局演变进程中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子系统变化率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3)长江中游城市群县域城镇化依据关联性可以划分为"耦合聚集"型、"中心洼地"型、"拮抗聚集"型及"核心边缘"型,各类型县域空间格局演变明显。(4)內源力在"耦合聚集"型县域及"拮抗聚集"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促进作用,投资力对"中心洼地"型县域影响作用明显,而"核心边缘"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为行政力和內源力;根据各类型县域主要驱动因子提出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相应措施,以做到因地制宜地指导各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     

省域入境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及发展模式

通过经济空间差异分析方法ESDA技术,对1997-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研究,探究省际差异,分析差异成因.分析发现:①省域总体空间差异缓慢扩大;②至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已形成"三阶梯、两顶峰"的空间发展格局;③三阶梯间的入境旅游收入之比为一:二:三=13:1.5:1,可见阶梯间的界限非常明显,由此印证了阶梯划分的合理性;④从入境旅游经济对国民经济总体的贡献率来看,旅游业对处于第三阶梯的西藏具有重要意义;⑤省域间明显表现为一种"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模式;⑥各阶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由于主导作用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趋势;⑦产生此种格局的根本原因在于,省域间旅游发展基础条件的差异和省际间的相互作用.     

Arsenic, Cadmium, Lead, and Mercury in surface soils, Pueblo, Colorado: implications for population health risk

Decades of intensiv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s well as rapid urbanization have left communities like Pueblo, Colorado facing potential health threats from pollution of its soils, air, water and food supply. To address such concerns about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we conducted an urban geochemical study of the city of Pueblo to offer insights into the potential chemical hazards in soil and inform priorities for future health studies and population interventions aimed at reducing exposures to inorganic substances. The current study characterizes the environmental landscape of Pueblo in terms of heavy metals, and relates this to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Soil was sampled within the city along transects and analyzed for arsenic (As), cadmium (Cd), mercury (Hg) and lead (Pb). We also profiled Pueblo’s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mographics. ArcGIS 9.0 was used to perform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and generate community profiles and prediction maps. The topsoil in Pueblo contains more As, Cd, Hg and Pb than national soil averages, although average Hg content in Pueblo was within reported baseline ranges. The highest levels of As concentrations ranged between 56.6 and 66.5 ppm. Lead concentrations exceeded 300 ppm in several of Pueblo’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Elevated levels of lead are concentrated in low-income Hispanic and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ies. Areas of excessively high Cd concentration exist around Pueblo, including low income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raising addition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ncerns. Although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vary by element and may reflect both industrial and non-industrial sources,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there is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round Pueblo and underscores the need for a comprehensive public health approach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threats in urban communities.     

格网尺度下延安市生态服务价值时空演变格局与分异特征——基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背景

在退耕还林工程背景下,以退耕还林实施后生态效果较显著的延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解译的三期影像数据,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在2 km×2 km的格网尺度下测算延安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ESV）,并结合空间探索性数据分析,探讨ESV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时间变化特征及空间转移的关联性和异质性。延安市的实证分析显示：（1）1990-2015年间,ESV的增减主要发生在耕地、林地和草地之间,林地和草地ESV合计转入21.29亿元,且转入量主要发生在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之后;（2）生态服务功能主要由林地和草地提供,ESV的时间变化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促进ESV的增长,2001-2015年间增长了5.34%;（3）空间探索性分析显示,ESV在格网尺度下呈现出显著的“南高北低”分布格局,并在空间上表现出正向的集聚性和依存性,ESV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效果比较明显,并且高高集聚区与林地、草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低低集聚区与耕地、城乡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相吻合。整体而言,延安市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和ESV的增减变化与推行退耕还林工程在时间上呼应、在空间上匹配,政府主导的退耕还林工程对生态环境恢复与保护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以耕地为主的北部地区应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基础上,注重农业生产与生态效益平衡,而林草资源丰富的南部地区则继续发挥生态屏障的调节作用。     

基于ESDA-GIS的黑龙江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文章以黑龙江省81个县(市、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在ArcView GIS软件和GeoDA空间统计分析软件的支持下,利用2009年黑龙江省县域人均GDP数据,对黑龙江省县域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黑龙江省2009年总体经济差异较大,经济重心、人口重心和几何中心均有较大偏移,总体上黑龙江省2009年经济空间差异较大;全局Moran’s I指数为0.387 6,空间自相关特性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中分布。在此基础上绘制了局域Moran’s I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并采用空间插值获得局域I值分异图。     

中国木材产业发展的阶段识别及时空分异特征

论文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运用1954—2014年各省木材产量数据对中国木材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时空格局变化规律展开了分析。研究表明：1） Gompertz模型显示木材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显示木材产业具有明显的地域转移趋势和显著的区域聚集特征,尤其在2000年以后,南方集体林区逐渐形成了木材生产“热点”;3）根据重心模型显示的移动轨迹,可以将木材产业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经济驱动时期、经济驱动与生态驱动相持时期、生态驱动时期,木材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是这两种驱动力量相对均衡的结果。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重视森林资源培育、适时放开采伐限额、由行政监督向购买社会服务转变等促进木材产业发展的建议。     

中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水资源、能源、粮食消费量均居世界首位,如何保证水资源-能源-粮食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3—2015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并结合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子系统及综合评价指数水平较低,呈现上升态势,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我国水-能源-粮食资源禀赋分布格局相一致。②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度已处于高水平,但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呈现出稳定上升态势,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各地区空间差异性明显,呈现出东北>中部>东部>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③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呈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集聚状态明显,但分布格局不够稳定,易发生变动。④我国省际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集聚、技术进步、教育、人口和农林支出。因此,国家应针对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考虑水、能源、粮食与产业布局及行业外部影响的关系。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水、能源、粮食的利用效率,保证协调发展的质量。各省市则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弥补短板,促进其水-能源-粮食的协调发展。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环境信息公开是大数据信息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工具,我国在立法和实践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准确把握其发展脉络、现实状况和驱动因素,是有效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发挥其治理效果的先决条件。基于2008—2017年120个城市的PITI指数,采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正处于向中等水平过渡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呈现“沿海-内陆”梯度递减特征。②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显著的空间“俱乐部”分布格局,区域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区域间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投入强度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良好的企业绩效和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舆论和环保监督压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促增效应;较差的空气质量和较高的工业污染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而提高外资引入和环保执法力度则表现出较弱的负向作用。沿海城市和智慧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资源型城市则较低。④环境信息公开在时间、空间和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叠加效应、同群效应和示范效应。因此,应逐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体制机制,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提高公众互动参与和监督,强化环保指导帮扶和监管执法,构建环境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