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邓伟：山区为什么不能运动式造城？

城镇化不是建城化,不是城市的蔓延,不是简单的农民市民化,更不能把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城内贫富二元结构。山区城镇化不可丢失民族文化与地域特点。山区城镇化作为城镇化一盘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城镇化战略格局不可或缺的板块。没有山区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就是不完整的。中国是山地大国,70%的陆域国土是山地。山区城镇化面临着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种制约因素,城镇化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山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城镇化过程的艰巨性。     

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因素归结为城乡分割、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制度,分析了这一制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入户调查数据对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虽然农民工具有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但由于受到市民化能力的制约,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转化为市民,因此尽快提离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成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城乡二元制度中,除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之外,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进而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因此,未来城乡二元制度的创新重点不能再继续停留在形式化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层面,而应该尽快切换到对农民工的预期和收入等权利和待遇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教育制度上来.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山东省出台政策鼓励农民查庄进城

为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鼓励农民有序进城的指示精神,山东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l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保障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必然趋势。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根本保证,就是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基本理念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可考虑建立个人社会保障专用账户——个人发展账户,尽快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抓紧建立城乡统一大病统筹的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制度,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北京市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类型分异

以流动人口聚居区为研究对象,构建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北京市典型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居环境市民化程度,分析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的类型分异特征,并在研究基础上提出不同空间类型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进程呈“由近及远”的圈层式空间推移过程,并高度依赖于土地城市化水平;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市民化存在显著的类型分异。据此,提出近郊城中村型、近郊城市住宅型和远郊城中村型3类流动人口聚居区应分别采取重建提升模式、优化提升模式和存续提升模式,以高效、有针对性地提升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居环境,缩小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的人居环境差距,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发展目标。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文献回顾及研究展望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及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事关搬迁人口的后续稳定发展与城镇化的高质量推进。通过系统回顾相关文献,在清晰界定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概念基础上,梳理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归纳提炼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的研究内容框架。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福利性及被动性特征,涉及搬迁群体区位层面的地域变迁、制度层面的身份转变、文化层面的角色转型等多方面的转变过程,具有主动与被动并存、推力与拉力共生等复杂特点。今后,应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特性问题,探究基于中国情景的以解决“市民化困境”为导向的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融入研究。     

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9个主城区的农民工调查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十三五”中国城镇化六大转型与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内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是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在对中国城镇化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着以人为本不够、城镇化效率不高、绿色发展不够、城镇规模结构不平衡、市场化不足、协调发展不够六大问题。结合"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文章认为"十三五"期间城镇化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推动六大转型:(1)通过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并行的市民化二维路径,实现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2)通过土地价格市场化、提升人力资本、避免重复投资和过度投资来提高土地、劳动、资本的使用效率,实现从低效利用要素的城镇化转向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城镇化;(3)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实现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转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城镇化;(4)通过依托城市群这一平台,实现从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不协调的城镇化转向城市群一体化高效发展、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的城镇化;(5)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民间资本作用充分发挥的城镇化;(6)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实现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产城脱节转向"四化同步"、产城融合的发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