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通过政策分析发现,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补贴方面,在本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其中个人账户部分体现为代内再分配,基础养老金部分体现为代际再分配。新农保制度几乎对所有制度内人群都具有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净转移额来度量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程度,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在现行财政补贴政策下,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偏向于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群、缴费困难群体、寿命长的人群、女性农民、长期缴费的人群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政府缴费补贴越多,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越大,参保人养老金的净转入额就越多;"捆绑式缴费"政策产生了逆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金融发展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发展对一国能源消费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根据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并检验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呈现为单门槛效应;(2)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会降低能源消费水平,FDI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为正相关;(3)从影响渠道看,在中高速增长及所有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分别增强了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畅通。研究最后建议,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政策时,加强金融政策与节能减排规划的融合,政策着力点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社会资本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影响分析——来自湖北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实证研究

我国尚处于转轨经济时期,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正式制度的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更加突出。鉴于此,本文基于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农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基于其"集体行动"与"利他主义"属性,应用Tobit模型系统分析了3个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对农民环境保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冲击。研究结果表明: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得到了多数农民的认同,68.3%的受访农民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具有投资意愿,且意愿投资水平为8.46-12.39元/月;2社会资本变量中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的贡献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制度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人际信任互惠规范;3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物质资本中的家庭纯收入、控制变量中的是否兼业、是否为村干部对农民环保投资意愿均表现出积极的作用;4要缩小私人投资与社会最优投资之间的差距,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上的统一,需要政府或宏观经济管理者在制度安排上向其倾斜:通过强化政策支持或舆论引导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水平,增进农民对"信任互助"、"团队合作"的认知;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变民众对法规持有的"法不责众"态度;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     

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制度分析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问题是农村发展方式的改变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相关政策体系应在系统的制度框架下进行评价。基于制度理论的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等三要素分析框架,借助内容分析方法,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文本,并以2013和2014年在苏北地区的调查结果作为例证。在宏观层面,首先从五个维度对中国240件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文本形式进行了定性分析,发现在时间维度上,中国权威部门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但部分法律亟待修订;在政策效力维度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制定主要是以职能部门为主;在政策主题维度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范围和层次有待扩展,政策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在政策体例维度上,原则性的政策较多,具体操作层面的政策较少;在特别说明维度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微观层面,根据政策的权威性、时效性和影响力,选取了其中12件具有代表性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利用制度分析框架对这些政策的文本实质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中国现行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中存在规范性要素较多且结构不平衡;规制性要素总量不足且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主动性较弱;文化-认知要素缺乏且缺少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宣传教育等问题。最后,从提高规制性要素总量,增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主动性;平衡规制性要素结构,提高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及重视文化-认知性要素,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宣传教育等三个方面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新农保能否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保基本"为新农保试点的基本原则之一,那么新农保能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吗?本文选取新农保供给替代率(新农保制度所能提供的养老金替代率)和新农保需求替代率(能满足农村老年群体基本生活需要的替代率)2个指标对该问题做出分析。运用保险精算的方法构建出新农保供给替代率精算模型,在对基本参数做出合理假设的前提下测算出新农保供给替代率。运用ELES模型以及相关预测技术测算出新农保需求替代率。将二者进行比较发现:现行新农保制度所提供的养老金不能满足"老人"、"中人"和大部分"新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建议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适时提高地方政府缴费补贴标准;鼓励农民尽早开始参保,并选择较高的缴费档次长期缴费;鼓励"老人"、"中人"补缴养老保险费至15年;个人账户基金适时进入资本市场投资运营;适时延长农民的"退休"年龄;继续强化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救助的作用。     

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及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当前导致农民贫困主要原因是社会原因,即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教育不公平与权利不平等。正在实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的生活权利和维护其最低生活需要所建立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论文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运行现状,认为导致新疆农村贫困的原因是:农村教育落后、公共卫生条件差、农民权利的缺乏、自然环境恶化、市场因素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健全六个方面。论文提出了新疆农村低保制度存在的问题,即制度理念不科学、制度不完善、保障水平低、资金缺乏、缺乏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性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新疆农村低保制度改革与发展方向,即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注重发挥其主体作用,农村低保应与其它社会保障项目相结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管理机制等。低保制度的不断完善,对提高各族农民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及应对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中国在总体人口基数得到控制的同时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现状。推行二孩政策,对缓解因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意义重大,并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提供契机。通过对比分析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人口红利效应,对更为客观地认识政策实质,保障政策落实,进而推动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了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抚养比,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将会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结果表明:1二孩政策的实行对"储蓄率"及"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在城市,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体现;在农村,则主要通过推动性别比的均衡发展体现;3在城市及农村均缺乏鼓励生育二孩的配套政策;4二孩政策的生效具有滞后性;5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契机难以把握。结合本文预测结果,2050年,老年抚养比高达51.45%,为使人口红利效应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制度,鼓励生育二孩;注重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女孩的高等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以弥补"数量"缺失;合理引导老龄人群消费观、投资观、从业观的调整,逐步营造"养老"与"生育"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社会环境。     

中国城镇化、配套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拉动

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失衡的一大表现,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在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还受制于配套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采用2000—2012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镇化水平、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其中重点从地区工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探讨配套产业发展的调节效应。此外,在估计过程中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区域异质性,对于东、中、西部分样本还进行了分组对比考察。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城镇化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工业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由于配套优势,城镇化的推进更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消费的提升;(3)东部地区工业发展水平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于工业化水平由最低端向中端攀升的过程中,而在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发展低效益伴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以及对当地耕地的低效利用,工业发展反而削弱了城镇化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促进农村消费实现扩大内需,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包括:在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要特别注重对配套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培育,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稳定就业。东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应是扶持工业最不发达区域,缩小区域之间工业发展差距,西部工业发展的重点则在于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益,引导农民工回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和模式。     

30年来中国农业经济政策及其效果分析

回顾了我国农村基本制度的变革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国家对农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历史,认为从农地制度变迁开始,最终建立的农村市场经济制度,奠定了农业持续30年的发展基础.21世纪以来以新农村建设为主线的惠农政策进一步突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主旨,从农村财税、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本建设、生态建设等各方面,制度变革成果带来的政策效应逐渐深化,产生了农产品供应充足,人民生活改善,农民负担减轻、收入提高,农村经济综合发展能力提高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三农"问题的基本形势,认为我国"三农"政策会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强化,将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统筹发展制度框架.     

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关系 ——基于城镇近郊区与城镇远郊区的对比分析

在对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基于武汉“1+8”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有33.5%的农户愿意每月支付20元左右资金来保护耕地，整体水平偏低；城镇远郊区农户有更强的耕地生计依赖，相比于城镇近郊区，支付意愿更强。（2）从各个模型中的显著型变量来看，除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外，其余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整体上，相比于经济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4）城镇近郊区和城镇远郊区农户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城镇远郊区，除与亲朋邻里关系状况外，城镇近郊区其余农户资本影响效应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劳动力总人数以及社会资本中在群众会议中的发言情况只对城镇近郊区农户影响效应显著；对村集体信任程度等村庄型和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都对城镇远郊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而城镇近郊区仅是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产生效应。应积极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升农户储蓄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集体活动组织以加强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交流；尤其加强城镇远郊区农村集体组织建设等来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进一步加强农户农业生产补贴；以此增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促进更好的保护耕地。     

基于多因素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经济学“收入=消费＋储蓄”这个恒等式和我国经济、人口的相关数据,动态上测算出不同时期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总体上估计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大小,其结果更接近当前我国社会的现实。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将有不断扩大的必然趋势。本文进一步把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为消费差距和储蓄差距,并且考察了我国人口和产业的演进,分析了它们各自对现在和今后形成差距的影响,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城乡资源占有不均等的制度和由于制度原因形成的存量资产（储蓄）又在市场作用下继续拉大差距的双重因素。所以,政府不仅要使农民“减负”、“增收”,而且要运用法律、财政、税收等手段,多管齐下,改变目前的资源分配格局,方能解决“三农”问题之痼疾。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中国粮食支持政策该向何处去?--来自商品储备模型量化政策评估的证据

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粮食支持政策是粮食安全国家战略的核心抓手。过去以托市收储为主要特征的粮食支持政策曾经有效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供应能力,但国内市场矛盾累积和多边贸易争端加剧将托市收储推到改革关口。在改革窗口期,跳出国内研究以经验判断、逻辑推演的传统,采用国际农业政策分析中普遍使用的量化评估方法,精确考察和预测粮食支持手段的政策效应,具有迫切必要性、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借鉴Wright&William经典商品储备模型(Commodity Storage Model)分析框架,构建一个考虑社会福利动态最优的小麦市场模型,对调低托市价格/取消托市、实行生产者补贴、“托市+生产者补贴”双层政策和补贴私人储备四种改革措施进行了数值优化和模拟分析,从市场稳定、农民保护、粮食安全、财政成本和黄箱限制五维评价指标,详细刻画不同改革措施的改革效果和政策空间后发现:①取消托市、降低托市价格和补贴生产者均会不同程度冲击市场稳定、农民收益和粮食安全。②“托市+生产者补贴”能够以黄箱限制内的成本达到可观的增产增收效果,私人储备补贴高效率与低效果并存。③托市政策具有优良的稳市效果,双层政策则在产量、收入支撑上效果突出。这意味着不应贸然取消托市,改革取向也不应囿于非此即彼式的政策抉择,而应建立多层次粮食支持体系,收缩托市范围并将其后置,增加生产者补贴力度,适度引入私人民间收储以强化效果、降低成本、培育市场,从而在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削弱的前提下,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降低多边贸易争端风险。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support in old age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support in old age from three primary mechanisms-personal savings,family support,and social insurance-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social welfare system.Cross-sectional surveys of 1392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residents were conducted in July and August2012.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ile social insurance was increasingly acceptable,personal savings and family support still had fundamental value.Combining the three mechanisms,the rural old-age welfare system presented nontraditional features.China’s new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is discussed as a means to address the need for financial support among the rural aging population.     

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

以推拉理论为视角,分别从农村宅基地作为资源和资产属性以及拥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迁移到城市这两个角度,重新梳理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村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在南京市栖霞区农村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归纳主要影响农户退出意愿的推力和拉力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农户年总收入、家庭居住人口数和农户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推动因素;而非农业收入占比、外出务工人口数、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是否拥有城镇住所、是否有宅基地产权证书以及宅基地抵押权认知情况是影响宅基地退出的主要拉力因素。基于以上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政策建议。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opulation policy change o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since the end of 2015 in China. This policy is anticipated to bring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with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nd forecasts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from 2016 to 2030 at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cale using a double log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Drawing upon the results of these two predictions, the impact of the population policy change on Chinese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re predicted quantitatively. Given the future total population maintains current levels on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environmental emission, the additional deman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demand for the new population is forecasted and compared against the capacity on supply sid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after implementing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hina’s grain, energy consumption, domestic water demand,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are projected to increase at different rates across provinces. To meet the needs arising from future population growth, food and energy self-sufficiency rate will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future, while relying more on imports. Stability of the water supply needs to be improved, especially in Beijing, Henan, Jiangsu, Qinghai, and Sichuan where the gap in future domestic water demand is comparatively larg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ssociated governing capability are in urgent need of upgrade not least due to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pollution.     

沼气的减排效果和农户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基于统计报表,对沼气减排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至2009年农村年平均沼气消费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的煤炭消费602.20万t,折算成煤炭,则相当于替代了843.423 8万t的煤炭消费量。以2009年为例,按照10美元/tCO2来计算,中国农村沼气替代煤炭减排CO2带来的收益为0.43亿美元。据估计,到2015年,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将达到233亿m3左右,加上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年产沼气6.7亿m3,共计239.7亿m3,相当于替代1 711.46万t标准煤,核计收益1.71亿美元。文章通过在我国沼气典型省份湖南省的160户农户调查问卷,建模分析包括农户基本情况、生产状况、心理认知、经济状况方面的20个变量对农户的沼气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性别、年龄、是否参加协会、环境保护意识、是否有外来资金支持等因素对农户沼气采纳行为起到或正或负的影响。文章从减排的角度论证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沼气建设的重要性,从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角度论证了推进农村沼气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宣传、培训、服务、技术、协会、资金等方面的配套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