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基于阶梯理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公众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为考察不同类型公众参与方式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选取四类公众参与方式和四类污染物,结合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横向比较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公众环境来访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效果优于环境信息公开和环保网络舆论,而政协提案、人大议案的积极效应尚不显著。纵向比较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治理效果,公众参与能显著促进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对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效果的影响次之,而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较不理想。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并重视公众层面的环境诉求,建立公众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良好互动机制,同时鼓励公众通过新媒体渠道参与环境治理。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区域大气污染协作治理的驱动机制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区域大气污染协作治理本质上是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横向协作行为,地方政府的协作意愿与行动策略是决定区域协作进程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通过构建区域大气污染协作治理的驱动模型,分析影响区域协作进程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区域为例,通过分析大气点源治理、移动源管控、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和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等四类协作议题的协作进程及其驱动机制,识别差异化协作进程的形成原因。最后,本文从强化地方政府区域协作考核力度、建立区域大气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区域协作机构的组织能力建设和完善区域协作治理的基础性技术支撑等四方面为构建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长效协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构建研究

社会生活噪声具有量大、面广、分散、影响不持续、监管难度大等特点，本文以现代化环境治理视角和社会治理视角深入剖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特殊属性及其防治的有效实践，分析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防治措施的内在联系，提出构建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该体系要求在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领域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强化社会共治，新增公众自治，将环境治理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既强调公众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又强调社会各主体多元共治和自我管理，是社会生活噪声领域公众参与的升级版。最后，本文建议以宁静区域创建为切入点，通过有关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宁静区域创建指导意见；地方政府落地实施，完善管理和技术指标体系；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德治和自治水平，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宁静区域范围，实现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的实质有效性。     

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机制完善研究

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是解决长三角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的实质在于打破传统属地管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政管辖权的共享。目前,长三角区域在建立区域合作机构、开展环境合作活动、统一环境执法依据等方面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依然存在执法主体不规范、执法权限不充分、执法依据不统一等问题。长三角区域环境联合执法所采取的横向府际协同模式以及统一执法与联合执法相结合的模式具有一定优势,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未来需要规范联合执法队伍的组建,通过区域合作和中央批准的方式建立联合执法队伍并对执法主体进行明确授权,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监督协调作用,以及通过分区域、分行业、分时段的方式逐渐统一执法依据。     

网络化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研究进展

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不同于科层—集中型和市场—分散型的新型治理方式,在环境治理中有其自身的优势。当前,区域环境公共事务的不断增长已超出政府单个主体的能力范围,需要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构建以多元主体参与为核心的多重、复杂、交叉的网络化环境治理模式。基于网络化治理产生的背景、演变过程和内涵,围绕多元主体相互作用、行动主体的网络关系结构和模式、治理网络的运行逻辑和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其研究进展,为推进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参考。     

公众个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路径选择及优化策略

公众个体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缺乏参与路径与信息、参与形式单一等是公众参与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公众参与路径与模式选择对丰富治理理论及提升公众参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观点及社会治理主体视角,将公众参与路径划分为政府维度的行政力量主导型、社会维度的第三部门力量主导型、基层自治力量主导型、传播和宣传力量主导型,以及自身力量主导型等五种路径;并从环境治理体系和参与路径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出发,进一步优化路径选择,提出线上及线下结合的赋权型参与策略,以期提高公众个体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我国流域监管中府际关系协调模式研究

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目前我国的流域监管体制中中央部委之间的主管与协管的矛盾、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统管与分管的矛盾以及地方政府间区域利益的矛盾使得当前我国流域管理效率低下,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在我国目前的府际关系模式下,以上的府际关系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消除,本文认为我国的流域监管体制改革中应着力构建以组织间网络为核心、以科层机制为保障、以市场机制为辅助的复合型协调模式,设立流域协调委员会,从而实现流域的一体化管理。     

地方政府间环保合作机制研究——以海峡西岸城市群为例

区域环境的合作治理在城市群发展的背景下已经成为政府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环保合作事务中各个政府部门的关系、合作的机制、组织行政、效果评估等方面都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大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府际合作中静态的、程式化的制度关系,对合作发展的总体过程、各合作主体之间、事件之间的动态联系研究较少,这将阻碍我们深入理解城市群的环保合作机制。基于此,本文运用过程视角对海峡西岸城市群的合作历程进行梳理,追溯其发展轨迹,对合作主体和议题的演化进行分析,对海西城市群府际之间的动态合作治理机制进行深入挖掘,并针对合作机制的不足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新《环境保护法》中的区域合作制度

《环境保护法》第20条建立了环境区域保护合作制度的雏形,突出了环境治理的效果导向、协调机制的统一导向和契约精神。新制度也存在明显不足,未能提升到区域合作的战略高度、构建配套的机制保障和健全地方政府协商的具体制度,从而尚未完整确立地方政府的区域合作制度。完善的路径可分为三个层面：于宏观层面借鉴国外区域合作模式;于中观层面构建政府区域合作保障机制;于微观层面健全区域行政协议制度。     

三大城市群的高速铁路网络特征对比分析基于复杂网络视角

高速铁路正逐渐成为城市间联系的重要方式,我国的高速铁路也逐步由线路发展成网络。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高速铁路物理网络和出行网络,计算网络的平均度、集聚系数、平均最短路径、中心性、网络密度等指标。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的高铁物理网络密度均较小,出行网络密度大,高铁出行网络呈现一定的小世界性;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物理网络和出行网络节点中心化程度差异较大,而长三角的高铁网络结构则较为均衡。城市群高速铁路网络的深入研究方法和结果对其他区域的铁路建设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也促进了对城市群交通网络的深入研究。     

美国州际生态治理对我国跨区域生态治理的启示

美国州际生态治理体系由政府治理、府际合作治理以及特殊组织治理所构成。政府治理涵盖环境管制、生态立法与司法裁决,府际合作治理包含州际协议与央地合作,特殊组织为依照公司化运作的田纳西领域管理局。中、美两国在生态治理领域有一定的相似性,我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可借鉴美国的治理经验,以实现跨区域生态问题的"善治"。     

基于政府间府际关系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优化——以治理中小规模养殖场户畜禽粪污污染为例

本文从央地纵向关系、部门间横向关系、环保督察斜线关系等视角出发,探讨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背后的府际关系博弈逻辑和利益融合路径,实证探讨治理案例。结果表明,政府府际间存在利益博弈,但可以实现利益融合和治理有效。其中,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的排序差异、治理事务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考核指标偏向经济等因素造成央地间利益诉求差异,可从增加融资渠道、优化考核方式、扩大监管渠道和多元共治等方面促进利益融合;双重管理体制、全局和局部利益并存等因素造成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部门间存在利益诉求差异,但环保督察等“运动式”治理、约束性生态指标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措施有助于其组成政绩共荣体;结合案例实证检验,提出中央政府需要通过严格制度安排和多重监管督察治理动态、整合地方政策资源帮助政府各部门间形成政绩共荣体、疏堵并举精准施策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搭建“政府—市场—公众”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等政策建议。     

西部陆海新通道城市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研究——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北大核心

基于夜间灯光和社会经济数据,综合运用统计分析、标准差椭圆、位序—规模法则、局域空间自相关和修正引力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了1998—2018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内各城市夜间灯光平均强度显著增长;城市体系空间分布呈现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的演变格局,城市连通性愈加增强;各城市群空间形态均呈扩张趋势,关中平原城市群空间增长最为明显。②城市规模体系首位度逐渐减小,城市规模结构逐渐趋向于合理的位序—规模分布。③综合西部陆海新通道区域内局域空间自相关结果,成渝城市群城市发展较快,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空间辐射能力不断增强。④城市群间空间关联强度显著增强,成渝城市群逐渐发展为城市群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但城市群间空间关联强度在逐渐增强的同时不平衡性问题愈发明显。结合研究结果,提出强化城市间空间联系能力、加快提升中心城市综合水平、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重点发挥成渝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等对策建议。     

区块链技术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借助于区域协同治理和区块链技术的优势,来克服传统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降低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提高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效益.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在对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和区块链技术的现有相关文献梳理分析之后,发现京津冀大气治理中存在组织结构分散、地方政府间的各自为政和民众的无效参与等问题.通过构建基于区块...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里约20+”后多边环境协定最新进展

多边环境协定(MEAs)作为全球环境治理实践的主要平台,因承载着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平台而受到重视。对MEAs发展趋势的把握,可以在制定国内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对策中占有最大限度的主动权。MEAs的发展呈现出:工业污染控制类MEAs数量增长较快,MEAs之间协同合作加强,政府主导MEAs的运行,NGO对决策影响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受到重视、参与模式在探索中,发展中国家作用凸显,政治影响上升,发展中国家对技术需求日益强烈等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