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思路与指标体系

战略环评作为宏观环境管理措施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污染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大尺度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环境管理制度从战略和区域层面进行控制。通过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于适应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碳减排目标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由于温室气体环境影响的区域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不同于常规环境空气污染物,需要超越常规环评预测评估路径,以控制指标为核心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思路。国际上已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和技术实践,通过设定排放总量和排放绩效指标引导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结合国际经验,将温室气体作为特殊"污染物"控制纳入战略环评,建立基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战略环评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可包括绝对排放量、排放强度和控制绩效三类指标。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确定,可以参照国家、区域和行业层面关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政策目标进行划定或分解测算。通过建立科学适用的评价目标和指标体系,为在战略环评中开展温室气体控制扫除技术障碍,也必将为我国全面落实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发挥作用。     

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减排的双赢路径分析

实现《巴黎协定》下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目标,要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促使各国走上"发展"和"减碳"双赢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其核心指标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就是大幅度提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一方面要大力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终端能源需求,从而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耗的二氧化碳强度。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年下降率2030年前需尽快达到4%以上,但按目前趋势只有2%左右,各国都必须加大能源变革的经济转型力度。中国实现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年下降率要持续维持4%以上。并将不断加大力度,在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同时,促使二氧化碳排放早日达峰,从而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协调共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气候变化情景下能源效率及其平等准则的研究

为适应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斗争的需要,本文分析了中国能源生产消费特点、温室气体排放情景、能耗强度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及其发展趋势;在温气体限控上提出能源效率与人均温室气体累积和、与人均GDP发展水平、与技术转让相联系的准则。     

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系统动力学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开展城市温室气体减排研究十分迫切。重庆作为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和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其协调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实现模式对广大西部地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研究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出发,以经济和人口增长导致的能源消费为核心,构建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中考虑不同投资率下的高、中、低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设置节能和低碳情景,探求节能水平提高、能源结构改善和碳汇能力增强对未来重庆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模拟结果表明,产业能耗水平降低即节能情景,是重庆市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途径,对保证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借鉴意义。最后本文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碳汇增加等方面针对重庆未来低碳经济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召开了十五次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岛路线图"等重要成果,确定了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国际社会已准备就《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进行谈判,各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与学者围绕减排义务的类型、区别对待与责任分担,提出了多种方案。发达经济体是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奥巴马总统将气候变化政策作为重点政策领域之一;欧盟与日本则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如印度已制订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承担气体排放减少量化任务,但仍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下若干关键经济指标研究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自主减排目标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长,累计节能量达到6.3亿t标煤,CO2减排量达到14.6亿t,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单位GDP的能耗强度和碳强度下降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上升还将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很长时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特征。根据历史数据分析,GDP增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都会对中国的碳减排产生重要影响。GDP增速高必然呈现高能耗、高排放的特征。经济结构方面,影响能耗和碳排放的是GDP(最终需求)的组成变化,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变化。由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较大比重以及重化工产业长期存在,除了继续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外,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能源结构对节能和碳减排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资源禀赋不平衡、供需分布不平衡、消费种类不平衡。文章提出实现碳减排目标,必须控制和达到以下关键指标:控制GDP增速在6-8%之间;调整出口结构,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至30%左右;提高第三产业比例至47%以上,控制高能耗工业比重在22%以下;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至15%。此外,实现碳减排目标还必须:充分认识碳减排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不同区域碳减排工作的分类指导;提前部署重大低碳技术和重点领域技术研发;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研究表明,中国实现2020年CO2自主减排目标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探析

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加剧,企业逐渐认识到将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企业战略高度的重要性.在企业的生产运营过程中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关系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目前企业自主减排的动力不足,这不仅需要外部激励,更需要企业具有内生性动力.而只有依靠企业运行机制的修整和改良才能在根本上激励企业减排的自发性.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的构建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它将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基于“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理念,建立企业内部碳交易市场,在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重新分配和交易.它具体包括三个互为联系的子市场,即碳信用市场、碳项目市场和现碳交易市场,各子市场的良好运作也需要三重保障,即减排基金的合理构建、产权的明晰和监督机制的完善.通过构建内部碳交易市场,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权在企业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利用效率,从而减少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保障企业抓住气候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混合生命周期方法的私人电动汽车温室气体排放研究

近年来,电动汽车因其在行驶过程中无任何尾气排放,被各国政府视为推动交通部门清洁、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电动汽车发展战略。但是,由于电力属于二次能源,其上游电力生产阶段的能源消费是否清洁将对电动汽车的减排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考虑到目前中国绝大部分电力源于煤炭,电动汽车是否真正有益于减排还有待进一步验证。目前一些专家和学者基于传统的过程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电动汽车的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做了一些研究,但研究结果差异较大。为了对电动汽车的减排效果进行更精确的研究,本文采用混合生命周期方法对电动汽车的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计算。同时,在考虑电动汽车的燃料生命周期、车辆制造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将相关配套充电设施建设生命周期纳入到电动汽车的全生命周期系统边界内,以使对电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研究结果更加完整、精确。研究结果显示,纯电动汽车并非是"零排放"的,在燃料周期,虽然纯电动汽车的单位里程能源消费强度较小,约为传统汽油车的94.6%,但以煤为主的高碳电力结构导致目前纯电动汽车燃料周期的单位里程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约为传统汽油车的1.12倍;车辆周期内,纯电动汽车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也略高于传统汽油车;此外,配套充电设施的建设也将增加纯电动汽车全生命周期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综合燃料、车辆及充电设备的全生命周期,在当前的电源结构及技术条件下,电动汽车虽然具有较高的能源效率和较好的石油替代效果,但其全生命周期内的煤炭消费较高,导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传统汽油车,在当前的情况下大规模发展电动汽车并不利于温室气体减排。     

上海市低碳发展状况分析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各个国家都意识到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降低能源消费所带来的CO2排放.很多国家和地区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现低碳发展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上海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节能减排”方面也处于全国的前列,但是和发达国家的一些国际大都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如何处理好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二者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问题.本文基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对2001-2010年间上海市能源消费和CO2排放状况进行了测算,并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对上海市历年碳排放量差异进行了因素分解.另外,选取2008年上海、伦敦和东京三市的CO2排放状况进行了对比,利用Theil指数分解法对城市间的碳强度差异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设置三种不同的发展情景,计算分析了上海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减排潜力.     

农田固碳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影响的研究进展

农田是CO2,CH4和N2O三种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活动贡献了约14%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58%的人为非CO2排放,不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强化了农田温室气体排放源特征,弱化了农田固碳作用。土壤碳库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碳库之一,同时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源/汇。研究表明通过采取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既可起到增加土壤碳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又能提高土壤质量。农田土壤碳库除受温度、降水和植被类型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施肥量、肥料类型、秸秆还田量、耕作措施和灌溉等农田管理措施的影响。本文通过总结保护性耕作/免耕,秸秆还田,氮肥管理,水分管理,农学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农田管理措施,探寻增强农田土壤固碳作用,减少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合理途径。农田碳库的稳定/增加,对于保证全球粮食安全与缓解气候变化趋势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在我国许多有关土壤固碳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尚不系统或仅限于短期研究,这也为正确评价各种固碳措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增加了不确定性。     

中国省域物流作业的CO2排放量测评及低碳化对策研究

物流活动是主要碳排放源之一,是温室气体减排、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从省域层面对我国物流作业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和比较分析,对于从宏观上掌控各省域物流作业碳排放量及省域物流作业节能减排目标确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给出了省域物流作业CO2排放量测量模型,测算了不同能源的CO2排放因子及排放系数.然后,以物流作业直接能耗法核算我国各省域2008年物流作业的CO2排放指标,包括各省域的CO2排放量和单位货物周转CO2排放置,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省域之间物流活动产生的CO2排放量存在着地域不平衡性,CO2排放量中东部大部分省域要高于西部省域,而单位货物周转CO2排放置西部大部分省域要高于中东部省域.最后,根据物流作业的特点,分别从发展低碳运输、探索物流作业的技术性减碳方法、实行精细化物流作业管理、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制定低碳物流作业标准与打造低碳物流示范企业等五个主要的方面,阐述了我国物流作业的低碳化对策,以期促进我国低碳物流的发展.     

中国的能源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

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也受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碳排放的严峻挑战.我国大力推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GDP的CO2强度下降速度为世界瞩目,但由于工业化阶段GDP快速增长,CO2排放仍呈增长快、总量大的趋势.我国把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相协调,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加强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产业升级,促进结构节能；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能源效率;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结构的含碳率,中近期以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强度和CO2强度为主要目标,到2030年前后要努力使CO2排放达到峰值,到2050年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以适应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长期减排目标下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和形势.“十二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措施,进行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建立CO2排放统计、核算和考核体系,积极推进碳交易市场机制,这也将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部分国家碳减排方案及其基本依据

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最重要的温室气体．碳减排是缓解温室效应的一项重要措施．因而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热点。在分析国际上主要利益集团中主要代表国家的碳减排方案的基础上．分析各个集团不同减排方案的基本依据。欧盟主张对灵活性机制的运用予以严格限制．强调发达国家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本土的减排上．强烈反对允许以参与灵活机制来替代降低排放指标。伞形集团要求实施自由的排放权交易和灵活执行KP，主张对其应用不加任何限制．这是伞型国家的主要利益交合点。发展中国家共有的主要观点为：支持严格执行京都议定书．强调“共有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减排原则，认为发达国家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最大的责任并应率先减排。     

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研究与核算

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大量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制约城市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因素,亟需进行定量核算和分析。开展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对节能减排和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通过清单方法分析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和碳汇,考虑主要能源活动、工业、废弃物处置、农业、畜牧业、湿地过程和林业碳汇,核算排放总量和强度,剖析重庆温室气体排放结构和现状。结果显示:1997-2008年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现出上升趋势,2008年比1997年增长了2.31倍,其中增长幅度较大的是一次能源消费过程、外购电力和工业非能源过程。此外,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单位产值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反映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取得了一定效果。最后根据重庆市温室气体排放结果进行分析,提出了改变能源结构和工业结构、提高能效和加强"森林重庆"建设等政策建议,为重庆市转型低碳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Is pork trade good for Chin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hina produces the largest amount of pork in the world, which emits the largest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es (GHGs). This paper calculates GHG emissions from China’s hog produc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using newly published emission factor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GHG emissions from China’s hog production mainly respond to the scale intensity. Capital abundance and income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GHG emissions from hog production. Pork trade increases GHG emissions from China’s hog production with a significantly direct effect, reduces GHG emissions through indirect technique effects.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介绍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和国际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进展,研究了全球城市化和城市CO2排放的强正相关性,以及中国城市清单方法研究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的特点。分析了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相对国家清单的特征,即城市清单编制往往采用消费模式,区别于国家清单的生产模式;国际城市清单中往往包括了由于外调电和供暖产生的CO2排放,同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灵活性和针对性更强。针对我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我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强调中国城市采用尺度1+尺度2的范围,暂不考虑尺度3的范围,即生产+消费的混合模式,并且在城市市域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狭义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研究。选择北京市和纽约市,对比分析了两个城市CO2排放特征,结果显示,在确定的清单体系下,北京市和纽约市具有较好的可比性。纽约市的总排放量(尺度1+尺度2)略低于北京市排放量,人均排放量略高于北京市。     

Industrial Carbon Emissions Status and Analysis Based on Energy Consumption

With frequent disastrous weathers and increasingly prominent GHG effects in recent years, normal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threats and challenges. GHG emissions mitigation for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s has been the focus of concern of the world. As the biggest developing country and the second largest country of carbon-emission, China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he major GHG component is carbon dioxide and in China, th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is mainly from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paper, the status and trend of Co2 emission from industrial departments, high-carbon emission and its specific industries are shown in statistics. Meanwhil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of carbon high emission are all discussed based on practical situations in these departments and industries. At the e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gray correlation, correlativity is explored for both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otal carbon emission, and also for the production value and carbon emission of each industrial sector. Some policy proposal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low-carbon industries and 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re set forth.     

Pathway and policy analysis to China’s deep decarbonization

The Paris Agreemen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hich further clarifies the long-term goal and underlines the urgency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For China, promoting the decoupling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not only the core task of achieving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goal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et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key end-use sectors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ep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f carbon emission of in energy,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sectors with “bottom-up” modeling analysis and proposes a medium- and long-term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based on key technologies’ mitigation potentials for China. It is found that under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China will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goals set in China’s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of achieving carbon emissions peak around 2030 and lower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y 60–65% from the 2005 level. From 2030 on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onfossil energy will further accelerates, and the share of nonfossil energies in primary energy will amounts to about 44% by 2050. Combined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end-use sectors including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2050 will fall to the level before 2005, and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will decreases by more than 90% from the 2005 level.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ntensifying the 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p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ed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advocating low-carbon lif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