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假说的实证检验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基于“资源诅咒”假说,利用1993年-2012年贵州省相关数据,建立包括绿色GDP、资源依赖、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变量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对贵州省资源依赖与绿色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长期以来贵州省并不存在“资源诅咒”效应,相反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绿色GDP的增长,但作用并不显著.进而提出促进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演化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诅咒现象

资源的诅咒几乎是发展经济学里面一个颠扑不破的命题,其含义是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对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抑制作用.综述了当前从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传导机制和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解释资源诅咒现象现状,重点探讨了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诅咒存在的优势及不足,发现上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分析并没有考虑时间和上下文,忽略了很多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所以很难捕捉过去时间内利益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从演化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诅咒现象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中国省域能源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我国的能源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论文选取一次能源生产量和对外依存度两个解释变量作为资源丰裕度指标,用中国30个省区1997—2007年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因资料限制,未计算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分析近10多年来我国能源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讨论"资源诅咒"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结果表明,两个解释变量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都说明了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即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很小,说明"资源诅咒"的效应不明显。并且这种负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小,反映了"资源诅咒"现象不具有长期性,在我国已渐趋淡化。特别是一些能源资源大省如内蒙古和山东已经破解了"资源诅咒",经济增长呈快速上升趋势。这启示我们,只要通过有效的政策、技术手段,改善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基础和制度安排,可以避免"资源诅咒"效应的产生。     

从资源环境角度分析资源诅咒现象

资源诅咒现象是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学现象,其表现为地区资源优势常常表现为经济发展的抑制因素而非积极因素。环境问题是引发资源诅咒现象的诱因之一,资源型城市地区在制定新经济规划时,应当将生态修复及环境治理因素考虑在内,并保证环保政策的落实,地区的经济复苏将会更加快速,新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更加健康,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会变强。     

区域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论文将研究的视点从关注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向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上,选取了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计算香港、澳门地区)2008年能源和水资源的面板数据,力图用统计模型来验证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存在负相关作用的假说,即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对该种资源使用效率往往越低。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对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显著的逆向影响,资源的"诅咒"效应不仅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上,也同样作用于资源利用效率上;然而,不同于经济诅咒,资源禀赋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分散型资源上体现更加明显。对区域资源禀赋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影响关系与作用机制更深入的研究将为科学、高效的资源管理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环境规制破解资源诅咒的异质效应

基于2013~2018年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果以及经由技术、结构、外贸对资源诅咒的破解路径.研究发现,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有利于破除资源诅咒;提升技术水平是破解资源诅咒的主要方式;成长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不利于技术提升;成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呈现促进资源产业占比的趋势;衰退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加剧了资源产业对其他行业的挤出;再生型资源城市的环境规制尚不能通过优化产业与贸易结构实现显著的经济促增效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要素的共同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共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国际合作共赢的生态圈,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识.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7—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异质性分析和门槛回归方法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碳排放效应. 结果显示: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显著增加碳排放,体现出“污染天堂”效应. ②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注重绿色低碳发展,削弱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体现出我国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引领示范作用. ③经济发展可削弱FDI对碳排放的“污染天堂”效应,然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可显著增加碳排放. ④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均导致FDI的碳排放效应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发展机制影响最大,创新机制的碳减排效果相对稳定. ⑤强化环境规制促进了FDI的“污染光环”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了环境规制. 研究显示,为促进“污染光环”效应形成,应深化绿色“一带一路”,利用来自中国投资的低碳化特征,增加与中国的投资往来并提高负有环境责任FDI的比例.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也应加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在此基础上协同政策、创新和发展三类机制,引导FDI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此外,还应综合运用环境准入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实现高质量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2007~2016年沪深两市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影响系数平均值为0.173,且在通过PSM检验、缓解内生性、解决样本自选择问题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其主要传导路径来源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企业综合竞争力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其促进作用仅表现在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和高竞争行业.本研究为量化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影响机制提供经验证据,为扩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施范围提供启示.     

中国工业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原因分析

分析了中国工业发展将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瓶颈约束,从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阐明了产生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原因,并指出:资源环境在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外部性特征和资源环境实际成本与资源环境价格中所包含成本的不一致性导致了目前资源环境利用的低效率;对资源环境的低效利用产生了环境污染、加速了资源耗竭;工业发展本身存在着促进环境质量需求提高的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也是产生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最根本原因.     

防范油气资源产业环境灾害的对策建议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油气资源产业在中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污染环境、引发环境灾害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防范油气资源产业环境灾害对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环境灾害的一般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油气资源产业引发的环境灾害,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提出防范环境灾害的对策建议.     

中国生态保护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

为保障生态产品供给，中国设立了限制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立了生态保护转移支付制度.本文首次在县域层面构建2002~2017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政策组的“反事实”情形，基于双重差分法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该政策提高了县域财力、长期来看一定程度改善了产业结构；以标准财政缺口为主的资金分配机制弱化了县域经济发展激励，资金补助不能完全抵消限制开发对县域经济带来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和内资企业受影响较大.随着投入资金累积、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该负向效应随时间而减弱、经济促增效应逐渐显现.政策效应在不同生态功能和经济区位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建议持续增加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将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作为资金分配依据，考虑按生态功能类型设计差异化政策，更好激励县域生态产品高水平供给与经济价值实现的双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美国的文化与环境

“熔炉”,“机遇的土地”、“自由之邦”、“美国人的决窃”等等这样的词语描绘出了美国文化的特点,但只说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未概括出全貌。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对人类与环境间关系有特殊的影响,本文意在对这方面加以探讨.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基于空间效应的视角

在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下,探究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系统梳理了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2006—2018年的数据,运用多种“近邻”权重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以及二者的融合发展对能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和能源效率二者间存在“波特假说”,但这种效应却具有“度”的限制;产业集聚（专业化、多样化）能够有效地助推自身以及与之“相邻”（地理邻近、经济互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2）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在中国东、中以及西部三区域间也具有显著的经济地理关联性;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来源于多样化集聚,而中西部来源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3）在效应分解方面,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中,环境规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单单是由于地理“相邻”造成的,更多是地区间地理邻近与经济互动协同的结果。（4）环境规制与专业化集聚的融合发展,抑制了专业化带来的正效应,而其与多样化集聚的融合发展对推动能源效率提升具有更强效果。     

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为例

通过对农户开展的问卷调查分析了锡林郭勒盟草原生态补偿绩效,结果表明生态补偿绩效不容乐观,农户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状况仅有小幅度的改善,消除经济激励之后农户表现出较低的参与积极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为中介,构建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的影响机制模型.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影响;对生态效应表现出显著正影响.社会网络、普遍信任、机构信任、互助倾向和惩罚程度对于经济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05、-0.05、-0.01、-0.06和-0.03;对于社会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11、0.10、0.03、0.12和0.06;对于生态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0.36、0.33、0.09、0.38和0.19.在社会资本5项维度中互助倾向反映度最高,机构信任最低,因子载荷分别为0.77和0.19.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态保护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生态补偿绩效影响中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C 模式”研究

研究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称为“A模式”,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全民机动化、资源大量消耗、一次性产品泛滥、过度消费等,总结经验教训,对比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称为“ B模式”,主要特点是起步晚、水平较低、速度快,从资源与环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状况以及面临的形势,指出中国继续以“B模式”的城镇化发展将不可持续,不再适应中国建设“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和日益提高的环保要求,探索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目标的“C模式”,即是坚持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原则,走以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推动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服务业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3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是当前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以服务业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对于提高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8年中国23座资源枯竭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等探究服务业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1）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差异,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促进—抑制—促进”变化趋势;（2）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时期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存在“负向—正向—负向”演变趋势,生活性服务业随发展水平提升呈现“抑制—促进—抑制”的效应变动;（3）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部门对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为负向,信息传输等高端服务业部门的效应为正向;（4）服务业对煤炭型和森工型城市转型的经济效应显著为正。     

推行资源税改革正逢其时

当前,中国资源税率过低,税收范围狭窄,难以有效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导致市场价格的扭曲,资源税改革势在必行。资源税改革涉及多方博弈,因为资源从“无价”到“有价”,从近乎免费使用到有偿使用,这一变动过程将牵动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所构成的复杂巨系统调整。为了资源税改革能够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案,达到预期的目标,我们需要对资源税改革面临的问题以及当前的改革机遇进行系统的分析。中国经济在持续了5年的“繁荣期”之后进入“调整期”,将有助于减少资源税改革推进中的诸多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