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与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否具有推动作用,通过何种路径驱动以及是否存在城市类型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理清。本文选取2004—2019年中国113座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与GML指数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随后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机制及其在城市类型间的异质性。研究表明：（1）从全样本回归结果看,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产业结构优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而科技创新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在非资源型城市中,三类中介效应均不显著。（2）类型异质性检验显示,科技创新在成长型、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间接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衰退型城市中的中介效应值为正,而在再生型城市中表现为负向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在成长型与成熟型城市中发挥了正向中介效应。（3）对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全样本回归时,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梯次递减,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占比接近80%,环境规制的...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度研究

为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增长效应,将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消费量匹配获得地级及以上城市能源投入指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1998—2018年我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全样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347 1,且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样本显著提升0.460 3. ②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下,地方政府通过压减“双高”企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了城市综合创新强度,但对绿色创新强度影响较弱,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度提高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占综合创新强度的85.2%. 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0.879 9、1.015 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能够倒逼财政压力较大城市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④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推动非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01 0,而造成沿海城市降低0.351 1和其他沿海地区降低0.401 0,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情形下,试验组中其他沿海地区相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比对照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0.123 5. 研究显示,需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与监管效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激励绿色创新,强化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财政压力较小城市的制度改革力度,提高沿海城市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以全面形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倒逼机制.      

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使用2004~2015年的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内部影响机理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两个拐点的位置分别为7.722（2257.47万元）和9.610（14913.17万元）;在外部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规模效应3种影响路径中,科技创新投入影响下的外部资本进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负向效应,科技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本间效应为0.1363,外部资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效应为-0.0065;科技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分别为-0.0277和-0.0311;科技创新的投入与高效益增强了市场规模效应,有效促进生产结构的转型进而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为0.0186和0.4346.空间异质性中,外部资本进入与溢出效应带来的污染避难所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不显著,而污染天堂正效应在东部地区存在但不显著;污染创新治理投入的技术正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效应显著,在中部和东北部不显著;科技创新投入与市场需求规模效应在空间区域无差异且显著为正.建议依据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影响路径来实施空间差异化策略.     

碳交易政策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以2005~2017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动态效应检验和三重差分等方法,考察了碳交易政策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异质性,同时利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解析碳交易对工业碳生产率的实现机制.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工业碳生产率,实现了"降碳促经"效果,且该效果保持逐年上升趋势;异质性检验表明,各试点地区对政策的响应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而广东、重庆未能对政策做出充分响应;机制分析发现,碳交易政策能够有效激励环境治理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技术革新效应,进而影响工业碳生产率提升,其中结构优化效应是响应政策最为充分的机制.本文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未来碳市场运行提供一定参考.     

碳交易与企业生产力:来自中国石化企业的证据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石化企业数据,采用广义精确匹配方法和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层面实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石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第一,处在公告阶段(2011～2012年)和交易阶段(2013～2020年)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分别会提高和降低石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碳交易提高了石化企业融资难度且并未激发技术创新效应,但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三,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石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是短期的,因此中国碳市场从长期看有助于实现石化企业经济和环境的双赢.     

区块链如何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基于环保重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通过构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应用区块链技术情形下的目标函数与行为动机模型,分析区块链发展水平对制造业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以区块链产业兴起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基于2003~2017年我国9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系统评估区块链技术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区块链的应用能够倒逼企业实现以效率提高为特征的绿色转型,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治污成本分别降低26%和17%,并且在使用了工具变量、三重差分、PSM-DID、安慰剂等多种方法进行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当前阶段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优于数字化全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率.最后,基于企业所有权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国有区块链企业在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中的表现优于非国有企业,而基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块链企业对二产占比高和单位GDP能耗高的城市制造业转型促进效应更强.本文丰富了区块链应用与实体经济发展领域内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的认识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为更加科学与精准制定区块链发展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经济转型视角下中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增长动力分析

从工业行业存在技术异质特征出发,在全局DEA分析框架下,应用共同前沿理论的MML生产率指数,测度了2001~2012年我国工业行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及分解构成,并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对其增长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2001~2012年36个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3%,工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的提升.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清洁型生产行业、中污染生产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依次递减的发展格局,群组间技术差异整体上呈现缩减趋势;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是推动前沿面扩张的主力行业;增长动力分析显示,工业行业存在投入要素利用的规模经济,工业行业“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与能源结构调整有利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资本深化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影响微弱,FDI抑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行业集中度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不同群组的技术异质性导致了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同影响.     

市场一体化的工业污染排放机制:长江经济带例证

采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5年105个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探讨了市场一体化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以及工业废水的实证结果及中间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都具有动态累积效应以及存在路径依赖问题,市场规模加剧了工业污染排放,第三产业结构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则降低了各类工业污染排放水平,市场一体化存在影响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的规模、结构与技术传导路径.具体地,全样本中,市场一体化对各类工业污染排放物都具有技术中介效应,对于除工业烟尘之外的其他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市场规模中介效应,但第三产业结构中介效应不显著;分析区域异质性可知,与中下游地区相比,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偏低,导致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不显著,缺乏影响各类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技术中介效应,另外市场一体化对各地区工业烟尘的排放都具有一定的显著中介效应,至少能够从规模、结构以及技术进步层面找到一条显著的传导路径.本文推测,市场一体化对工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可能受到了经济发展阶段、地区企业所有权属性、产业结构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潜在因素影响,而且工业烟尘排放量较大的行业是未来降低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排放的政策重点.     

我国上市化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

探讨了我国上市化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采用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企业营运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载体、企业环保培训绩效是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开展环保相关培训的上市化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未开展培训的,企业年报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明显低于社会责任报告;企业规模、政府环保投入和社会监督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我国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     

中国碳排放交易权机制的政策效果分析——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

在控制地区环境规制等重要解释变量下,检验碳排污交易权试点机制在中国是否能促进我国的低碳经济转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局DEA框架下,考察期内,碳排放交易权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从潜在双重红利来看,相对于试点省份,非试点省份的减排手段缺乏灵活性,其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仍有较大的释放空间.基于核匹配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分析可知,碳排污权交易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现阶段碳排放总量,但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弱;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并没有提高试点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对技术进步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因此,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技术创新的"弱波特假说",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强波特假说"并未显现,碳排放交易权机制应该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必要措施.     

论强制公开超标超量排污信息中的企业定位

随着企业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和公众环境知情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企业环境信息的强制公开成为了有效的管理政策与措施。但是制度构建的同时也要注重实践的可操作性和结果的易得性。现行立法规范缺乏系统性,对违反规定的企业也未能有力地追究其责任,最终导致法律规定形同虚设。结合现有的法律法规,将企业作为超标超量排污信息的提供者,而将强制信息公开的义务主体规定为环境保护部门,可从根本上克服信息瑕疵,督促企业的绿色排污。     

环境信息公开——一项新的环境管理手段

环境信息公开是继指令性控制手段和经济手段后一项新的环境管理方法。该手段通过对环境信息的公开来加强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从而促使污染者重视环境保护,加强污染治理。文中对环境信息公开的作用和类型作了简要的阐述,并重点介绍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设计原则、方法和步骤。同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方案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清洁生产目录标准的政策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基于倍差估计法（DID）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波特效应和管理创新成本等蓝色红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现金流充裕性,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本,但波特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存在地方策略互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不合作抑制了环境规制蓝色红利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管理创新成本,但强化其他相关的蓝色红利效应.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现金流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法律研究——以环保部门的监管为视角

随着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公众知情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环境信息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仅政府基于其环境监督管理的职能需要公开环境信息,企业基于对环境产生影响也需要依法公开环境信息。而上市公司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企业,其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重要性不可小觑。近年来屡屡发生的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件也一再提醒环境监管部门和广大社会公众,亟需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进行有力监管。本文试从环境保护监管部门的角度论述目前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在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上的不足和改进建议。期望能引起环境保护部门和上市公司相关部门的注意,从而推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国企业环境业绩的披露

随着企业环境业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国家都纷纷开始重视对企业环境业绩的披露。中国对企业环境业绩披露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环境业绩披露的内容、模式和方式等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结合国内外企业环境业绩披露现状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中国应该采用编制独立报告的模式对企业环境政策、环保法规、污染治理和污染物的利用、环境质量、环境财务业绩以及环境审计报告等六部分环境业绩内容采用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披露。同时,宝钢集团作为国内环境业绩信息披露的领头企业,其在环保法规的执行情况、企业环境财务业绩等方面的披露还需进一步完善。     

碳交易政策如何影响工业碳生产率: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当前,在中国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不仅给碳排放量相对较高的工业企业带来较大环境治理压力,同时也给其在经济增长方面带来较大冲击.对其随着碳交易政策的提出,是否能够产生"减碳促经"效果展开深入研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市数据,通过双重差分等方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碳交易政策与工业碳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展开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能够明显提升工业碳生产率水平;同时该种作用效果会随着试点区域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该政策能够产生显著的环境规制、结构优化、技术和能源结构优化效应.建议通过加速完善环境规制层面法律制度、加快构建环保产业发展新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力度和加速优化能源结构方面促进中国工业经济向低碳化发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