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使用2004~2015年的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内部影响机理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两个拐点的位置分别为7.722（2257.47万元）和9.610（14913.17万元）;在外部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规模效应3种影响路径中,科技创新投入影响下的外部资本进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负向效应,科技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本间效应为0.1363,外部资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效应为-0.0065;科技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分别为-0.0277和-0.0311;科技创新的投入与高效益增强了市场规模效应,有效促进生产结构的转型进而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为0.0186和0.4346.空间异质性中,外部资本进入与溢出效应带来的污染避难所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不显著,而污染天堂正效应在东部地区存在但不显著;污染创新治理投入的技术正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效应显著,在中部和东北部不显著;科技创新投入与市场需求规模效应在空间区域无差异且显著为正.建议依据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影响路径来实施空间差异化策略.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

统筹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遵循。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从绿色一体化、绿色发展方式、绿色创新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方法和QAP方法揭示其区域差距的空间来源、演进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在各子系统中,东部地区均呈现出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绿色创新水平不容乐观;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区域差距呈恶化趋势,板块间差距是整体差距的最主要来源,缓解板块内差距的着力点位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全国及四大板块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的演进脉络各异,但极化趋势均日益加剧并伴随着“优者更优”现象;合理调控科创环境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是缓解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区域失衡问题的决定力量,而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会抑制城乡绿色发展,此外在区域层面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基于超效率SBM的中国省际工业化石能源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工业占据我国最大的化石能源终端消耗,评价中国工业化石能源效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化石能源效率和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评价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三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2006—2011年间的工业化石能源效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工业化石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并给出各区域节能减排潜力.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区每年的工业化石能源效率指数均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东部区域效率值以明显的优势高于中部和西部区域;西部区域的效率值比较平稳;中部区域内部各地区效率值比东部和西部区域集中.Tob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地区GDP、经济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新增固定投资和地理位置位于东部对地区工业化石能源效率有积极影响;产业结构和地理位置位于中部对地区工业化石能源效率有消极影响;地区人均GDP对地区工业化石能源效率没有显著性影响.东部地区油品和天然气节能潜力较大,中部地区煤炭节能潜力较大,西部地区煤炭和天然气节能潜力较大;中部和东部地区是工业CO2减排的重点.基于以上研究本文给出了3点建议提升工业能源效率.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省级区域碳足迹及碳转移研究

科学识别我国各省区碳足迹及省际间碳转移特点,对于促进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立和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MRIO模型,自主编制了包括12个省级区域、14个行业的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这12个省级区域的碳足迹特点和省际间碳转移情况.结果显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工业化程度和人口等因素的不同,各省碳足迹特点呈现较大差异;我国存在由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和重化工业密集省份向经济发达地区和资源短缺省份的碳转移现象,其中,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三省对外省区呈现碳净调出态势且调出量较大;省际间距离越近,产业结构互补性越强,则省际间的碳转移规模也就越大.当前,我国应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转型;强化区域内省际之间的相互协作,降低碳减排成本;在未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下,应综合考虑各省的碳足迹水平和省区间碳转移情况,科学界定各省区的碳排放责任,公平合理地分配碳排放配额,以促进我国碳市场的顺利运行.     

环境压力指数及我国大气环境压力状况评价

为评价区域或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对环境压力的大小,提出了一种新的、由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环境质量标准、区域面积和区域或行业GDP构建的综合指数,即环境压力指数.利用环保部、国家统计局的观测数据对我国大气环境压力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大气环境压力存在明显的空间、地域性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 工业仍是造成我国大气环境压力的主要因素.大气环境压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的关联性,需要进一步协调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基于DEA方法的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评价

选取废气治理设施数、废气处理运行费用和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去除量作为大气污染治理的投入与产出变量,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我国各省份2004~2009年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的省际格局基本不变,中部地区大气污染治理效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江西、内蒙古等省份大气污染治理效率相对较高,而北京、天津、四川、新疆等省份则相对较低;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大气污染治理投入的对策建议.     

创新驱动我国省域绿色增长的空间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2003～2016年的绿色增长水平,并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驱动省际绿色增长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知识创新对绿色增长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影响,直接效应为2.35×10-5,间接效应为3.75×10-5;本地...     

中国东、西部工业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分析比较

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污染排放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地区的差异。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污染在东、西部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所表现出的综合效应是形成了明显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梯度。即在空间上,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存在从东部、中部到西部逐渐升高的梯度。建议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西部环境保护的后发优势,减缓或遏制工业污染的“西迁”,实现环境保护的跨越式发展。     

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规律

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前提下,采用超效率非期望两阶段网络DEA法测算2008~2016年长江经济带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运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LMDI）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并估算各因素的实际贡献份额和区域差异.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为0.2710,即样本期内并未实现DEA有效,呈现出从下游地区向上游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并且下游与中游、上游地区工业企业之间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趋势,发展态势明显不平衡;整体上自身创新效应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最大,剩余依次为工业企业消化吸收效应、购买国内技术效应、引进技术效应、技术改造效应和工业污染治理效应;新产品开发经费效应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吸收消化经费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吸收消化和购买国内技术经费的增加在两阶段中的表现一致,但第二阶段的效应量下降明显;各因素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贡献差异呈现自东向西的减弱趋势,但中部地区的效应量不高;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长江经济带平均效应量整体呈现增加的趋势,但在"十二五"期间总效应量则呈现递减趋势.此外,上游和中游地区各因素效应量促进了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度研究

为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增长效应,将夜间灯光数据与省级能源消费量匹配获得地级及以上城市能源投入指标,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1998—2018年我国25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研究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 结果表明:①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全样本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0.347 1,且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样本显著提升0.460 3. ②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下,地方政府通过压减“双高”企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提升了城市综合创新强度,但对绿色创新强度影响较弱,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强度提高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占综合创新强度的85.2%. ③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提升0.879 9、1.015 1,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能够倒逼财政压力较大城市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④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推动非沿海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901 0,而造成沿海城市降低0.351 1和其他沿海地区降低0.401 0,考虑对外开放水平情形下,试验组中其他沿海地区相对于沿海城市而言,比对照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0.123 5. 研究显示,需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与监管效能,深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激励绿色创新,强化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财政压力较小城市的制度改革力度,提高沿海城市外资准入环境门槛,以全面形成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倒逼机制.      

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

分析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及其收敛性有助于水生态文明协同建设。从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节约、水监管和水文化6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采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时空跃迁测度方法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对2010—2018年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及收敛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但水生态、水监管和水文化仍是主要短板;地区发展差异显著,从东往西呈“高—低—中”的分布特征。（2）中国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和空间格局锁定特征,高高集聚区集中在东部沿海,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东北、西北、西南和长江中游地区,后者难以实现向HH型省区的跃迁。（3）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均存在α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东部绝对β收敛最快,中部条件β收敛最快,西部绝对和条件β收敛均最慢。（4）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对水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收敛有显著影响,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据此提出具体化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绿色金融及其影响因素——以绿色债券为例

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的重点,旨在调控资本供给,实现环境向好发展。以绿色债券为例,基于2016—2019年中国142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政策激励、金融基础、环境污染对绿色金融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西部地区引入绿色金融的城市数目较多,东部地区是绿色金融规模增长的承载区域。（2）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显著提升绿色金融规模,而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3）不同区域的政策措施都能与金融基础协同,促成绿色金融发展。仅在东部地区,政策激励能够缓和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是在政策激励和金融基础推动下的顺势转型,中西部地区则需应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阻力。     

中国省域空间单元绿色治理效率测度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全文构建广义面板三阶段DEA模型,实证测度2008～2019年我国31个省域绿色治理效率,基于外部环境和投影分析探究绿色治理的改进方向;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判断省域绿色治理效率的潜在关联;通过空间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法,明确各省域绿色治理效率的空间关联规模,形成网络拓扑结构下的绿色治理效率社会网络.研究发现,中国省域...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

基于PVAR模型,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0—2018年数据为例,从全国和东中西区域层面分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自身具有较强的协调性且相互间能够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2）从区域内部来看,自东向西,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程度逐步递减。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三个变量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尚未形成双向互动关系,碳排放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推动力不足;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偏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碳排放效率较低,三者均未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机理

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旅游业奉行以人为本、生态至上和全面发展的新价值观。在梳理旅游业绿色发展概念及内涵基础上,构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体系,运用SBM-Undersirable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探讨2008—2018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业绿色发展效率（TGDE）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TGDE总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时间上呈“W”型变化形态,“下降—上升—调整”阶段特征显著;空间呈“东—中—西”递减分布,内部差异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低、中、高效率由“金字塔”向“菱形”结构转变,高效率地区集中于东部沿海,中等效率多分布于中西部地区,低效率位于胡焕庸线两侧。（2）动态演进方面,TGDE始终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区域协调性逐步增强,具有较强平稳性,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空间向上转移省份比较集中,以中西部为主,向下调整省份较少,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溢出影响具有不对称性。（3）影响机理方面,总体上,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制、教育水平和旅游资源影响因子与TGDE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对外开放程度的作用不显著,但各因子的影响程度、作用机理及条件具有较强地域性。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问题与出路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为了科学全面认识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厘清未来的发展出路,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的区域协调、产业协同、交通组织、城镇体系演变、跨区合作、要素配置、流域统筹、一体化路径、绿色低碳发展等研究前沿进行访谈。访谈结果表明：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其发展中仍然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区间交通割裂、行政壁垒尚存、流域生态协作不健全、产业协同发展不足、绿色经济体系较弱等突出问题。长三角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需要综合各学科各专业的理论知识,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科学命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长三角一体化首先要创新机制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强化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基础支撑,更要突破行政边界的制约;其次要创新机制体制来保障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与配置,通过价值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融合发展来夯实一体化;再次要促进土地要素向长三角集中使用,提高长三角地区土地承载能力,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要素保证;然后要优化人口就业空间结构,加强城际间环境污染联防联治,强化大江大河等重大流域的省际统筹与合作,共同提升长三角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绿色一体化发展;最后更要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通过科研突破与市场机制来实现低碳发展,在创新驱动引领下打造流空间世界级枢纽,以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以上观点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可行的理论和决策支持。     

2006—2018年中国省级以上开发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

以新的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为背景,基于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法和分类统计对我国2006—2018年省级以上开发区的密度分布特征变化、发展重心轴向的变化和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分布变化做了分析。研究表明：该阶段我国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布的东西差距得到一定缓解,仍存在东部连片集聚、西部据点集中的模式差异。开发区分布的总体重心已经向西北方向移动,发展轴向则由原来的南北轴向转向了东南—西北轴向。从主体功能区视角来看,开发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外围扩散与局部缩减的动态调整。开发区规模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重点开发区域,缩减主要发生在生态功能区域。这些新变化将为我国国土空间土地利用优化和国土空间管控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测度和收敛性分析

为实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价值,必须把非合意产出纳入水资源利用效率的研究范畴。使用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考虑环境污染的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各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收敛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针对全国而言,环境约束下的动态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于无环境约束得到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即忽视非合意产出时水资源利用效率被高估,这也表明传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数值的“虚高”是以水生态破坏为代价的。2）全国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3.3%,其中,技术进步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起到了正向作用,但技术效率却对改善水资源利用效率起了阻碍作用。3）全国、东部和中部区域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增长率趋向于稳态,但西部区域的增长率虽存在条件β收敛,但不存在绝对β收敛。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高度重视水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环境功能;紧扣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主线,通过技术进步大幅提升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及建立节水减排的内在动力机制,缩小绿色水资源利用率的地区差距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