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脆弱区榆林三维生态足迹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榆林能源丰富但生态脆弱,是生态工程的重点实施区域。分析榆林自然资本存量及流量的利用状况,有利于揭示自然资本占用的成因、探讨生态脆弱区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测算榆林2005—2014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压力指数等的基础上,以足迹深度和广度描述了自然资本存量消耗与流量占用的变化关系,并以偏最小二乘法分析了驱动生态足迹变化的因素。结果显示：10 a来榆林人均生态赤字增长幅度为274.18%,其中,能源消耗账户贡献率最高;人均生态承载力增加了61.81%,体现出生态建设的正向作用。榆林对资本存量消耗的速度大于资本流量占用的速度。影响生态足迹变化的显著因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消费。这些结论不仅对榆林自然资本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对生态脆弱区核算自然资本、探讨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基于生态足迹深度和广度的中国自然资本利用省际格局

自然资本利用的分类测度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议题。基于改进的区域足迹深度和区域足迹广度两项指标,分析了2008年中国自然资本利用的省际格局,并对30个省级行政区(由于数据所限,不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进行了聚类划分。结果表明:①存量资本与流量资本的利用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域互补性,存量资本消耗水平由西向东呈递增态势,而流量资本占用水平由西向东则呈递减态势;②30个省份的自然资本利用状况聚为4类,包括重度利用型1个,中度利用型17个,轻度利用型4个,相对滞后型8个;③自然资本利用的省际格局具有明显的地域集聚性,东部和中部地区以中度利用型为主,西北地区以相对滞后型为主,西南地区以轻度利用型为主。研究表明,自然资本利用省际格局的形成,受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等诸多因素影响。应结合各省的具体特点及所处的格局类型,因地制宜地推行自然资本分区管理。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自然资本利用动态分析

论文聚焦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自然资本利用演变,从生产性视角定义了土地足迹和土地承载力的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运用一个区分自然资本流量与存量、可以进行“产品—地类—区域”尺度转换的三维足迹模型,对2000—2014年贵阳市的土地自然资本利用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过去15 a贵阳市的土地自然资本流动性提高了39.4%,存量消耗强度降低了15.7%。耕地自然资本的流量占用规模和存量消耗强度均为最大,农业生产结构逐渐由粮食主导型向蔬果主导型转变;林地取代草地成为自然资本利用第二大地类,其生态盈余是区域自然资本流量增加的主要来源;草地自然资本的存量-流量利用比虽有大幅回落,但仍存在较大的反弹风险;建设地对自然资本流量的占用规模超越草地仅次于林地,并与城市化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水域的自然资本利用占比最小,且由以存量消耗为主过渡到以流量占用为主。论文从区域和地类两个层面揭示了城乡土地利用变化与自然资本流量占用和存量消耗之间的关系,为提升足迹核算与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和标准化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山东省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并构建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用于衡量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对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在大尺度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定量测度中的运用进行实证研究,计算其2000年-2004年的旅游生态足迹。结果表明：山东省近五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旅游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平均存在0.133 3 hm2/人的旅游生态赤字,旅游生态压力平均值为4.898 3,并呈现出明显的逐年递增趋势,其旅游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北部湾经济区2006—2019年面板数据为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资本构成三E系统。（2）生态资本利用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关系。（3）生态资本供需、流量利用及存量占用与环境规制显著空间正相关,环境规制抑制了存量占用及资本供需和流量利用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空间正相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高了资本供给需求与流量利用,也增大了存量占用。（4）交互效应显著抑制了两者对资本供需与流量利用的影响、抑制了环境规制对存量占用的影响,也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存量占用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区域生态资本管控有实际意义。     

沈阳市2001年-2006年生态足迹分析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足迹从具体的生物量角度研究自然资本消耗的空间,为核算地区资本利用状况提供框架,进而可判断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文章在简要介绍生态足迹的概念与计算模型基础上,定量研究了沈阳市2001年-2006年六年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变化规律和特征,根据计算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类负荷超过其生态容量,生态承载严重不能满足生态足迹的需求,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为使沈阳市的生态建设可持续的发展提出生态恢复措施。     

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效率变动研究

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生态效率关系,描述区域发展对生态环境资源消耗和占用状况,揭示导致生态变化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提出奠定基础.通过对陕西秦岭南麓区域发展与生态足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分析以及区域内2005—2014年城市发展指数CDI和生态足迹EF的测算,分析陕南三市CDI、EF和生态效率的年际变化趋势及相互影响关系.研究表明:陕南三市CDI和人均EF均呈现不断增长态势,2005—2014年,汉中市、安康市、商洛市CDI分别增长34.99%、42.91%、33.39%;人均EF分别增长66.59%、73.59%、67.04%.结果显示,陕南三市生态效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环境效率年际变化波动较大.资源效率是导致陕南三市生态效率波动变化的主要因素,与生态效率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化石能源消耗和建设用地占用不断增长是导致资源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陕西秦岭南麓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逐步增强,但资源的高消耗和占用使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生态旅游等成为政策着力点.     

基于能值生态足迹分析的宁海县可持续发展潜力评价

应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开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可有效避免传统生态足迹评估方法的不足,更准确地反映地区生态安全状态及可持续发展潜力.以国家“两山”基地——浙江省宁海县为例,利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和生态安全评价模型,通过测算2003—2017年宁海县不同账户/用地类型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足迹盈余/赤字、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可持续指数的变化及演变趋势来研究可持续发展潜力变化,旨在为国家“两山”基地生态安全评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结果表明:2003—2017年宁海县能源账户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变化幅度远大于生物资源账户,各用地类型人均生态足迹占比大小表现为化石能源用地>水域>建设用地>草地>耕地>林地.2003—2017年宁海县人均生态承载力介于2.293~3.571 hm2之间;人均生态足迹介于1.148~4.070 hm2之间,并呈逐渐下降趋势;除2007—2010年外,研究期间其余年份均处于生态盈余状态.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可持续指数评估和预测结果表明,宁海县生态系统处于轻度不安全至较安全状态和弱可持续状态,表明近年来宁海县生态状况总体处于安全水平,经济社会发展给当地资源发展带来了一定压力,但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因此,下一步应坚持生态优先不动摇,建立统一的生态价值核算方法和绿色生态价值考核指标体系;推进地区生态经济政策,促进生态价值的市场化;拓宽“两山”转化路径,提高产业化绿色水平,切实提升宁海县等国家“两山”基地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初步分析——以北京市、沈阳市、哈尔滨市为例

生态足迹从具体的生物量角度研究自然资本消耗的空间，为核算地区资本利用状况提供框架，进而可判断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文章在简要介绍生态足迹的概念与计算模型基础上，定量研究了北京市、沈阳市、哈尔滨市等三城市2003年－2006年4年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变化规律和特征。根据计算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类负荷超过其生态容量，生态承载均不能满足生态足迹的需求，社会经济处于一种不同程度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为使城市生态建设可持续的发展提出生态恢复建议及措施。     

海南省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将社会库存、水资源足迹和污染足迹纳入生态足迹需求计算模型,改进和完善了生态足迹需求理论与方法. 依据海南省统计年鉴资料,计算并分析了海南省1952—2004年的生态足迹,揭示了海南省52年来对自然资源利用的状况和特征.结果表明:①海南省可再生资源生态足迹占总生态足迹的绝大部分,二者呈同步增长态势,但距离在加大;②海南省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主要集中于海洋、耕地和能源用地,对草地、林地、淡水水域和建设用地的利用强度相对较小,对水资源的利用强度明显减少;③海南省万元GDP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资源利用效益逐步提高. 海南省生态足迹动态变化的原因包括:①海南省生态足迹的变化是海南省经济生产和消费结构变化的结果,经济和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的大量消耗,是造成生态足迹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②海南省经济生产的主要方式是农业,农业问题是海南省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③海南省对耕地、林地和水资源的利用逐步下降,近几年对水域特别是海洋动物性食品的需求急剧增加,这是居民收入水平上涨的结果。      

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碳足迹深度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碳足迹深度指数表示区域存量资本的耗费程度,分析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对区域差异化碳排放管控具有促进意义. 借鉴三维碳足迹改进模型计算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碳足迹深度,引入夜间灯光数据拟合碳足迹深度指数,分析长江中游省会城市碳足迹深度的时空演变及分布特征,运用空间分位数模型对碳足迹深度影响因素开展研究. 结果表明:①2010—2019年,武汉市、南昌市、长沙市碳足迹深度指数均呈上升趋势. 2010年,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归一化碳足迹深度指数呈现武汉市>南昌市>长沙市的特征,2015年、2019年均变为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各市归一化碳足迹深度高值范围均以城市的中心城区向四周扩张. ②2010—2019年,武汉市、南昌市、长沙市归一化碳足迹深度指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值聚集,由空间趋势面可知,长江中游省会城市归一化碳足迹深度指数在东西方向表现为“中间高、两边低”,而南北方向则由“北高南低”发展为“中间低、两边高”的分布格局,且北部明显高于南部. ③人口密度、工业总产值、能源总量、人均碳排放等影响因素对碳足迹深度的作用均为正向,各影响因素在碳足迹深度不同分位点的相关系数差异显著. 针对武汉市、南昌市、长沙市分别提出差异化建议:武汉市应积极发展产业转型,合理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南昌市应形成多循环工业体系,减少对生态用地的侵蚀;长沙市应加大力度发展绿色产业,打造低碳技术.      

池州市2000—2010年能源足迹动态测度与驱动因子分析

能源足迹测度分析是揭示能源消费对区域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法.基于能源足迹的碳吸收计量模型、能源足迹强度与生态压力分析方法,利用统计年鉴中能源消费数据,对2000—2010年池州能源足迹及生态压力与强度进行了动态测度,运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2015年、2020年能源足迹进行了预测,并借鉴STIRPAT模型对能源足迹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池州人均能源足迹由2000年的0.1173ghm2(全球公顷,下同)上升至2010年的0.8993ghm2,呈波动上升趋势.2000—2003年,人均能源足迹的供给大于需求,EPIEF<1,2004年开始人均能源足迹的需求已超过供给,供需状态严重失衡,EPIEF>1,2010年,EPIEF比值达2.4,能源足迹为森林对能源足迹承载力的2.41倍.煤炭足迹为能源足迹的主要贡献者,平均贡献率达90.21%.能源足迹强度整体呈倒"U"型趋势.人口规模、人均GDP、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能源足迹呈正相关关系,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5698、0.590、1.468、0.144.可为池州市政府动态了解能源消费对环境形成的压力,准确把握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而为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微观尺度区域能源足迹研究提供借鉴.     

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态模拟 ——以博鳌特别规划区为例

根据现有生态足迹计算框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正方法以及虚拟生态足迹的概念.针对区域规划实施的长期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以《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总体规划(2005-2020)》为例,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以生态承载力利用系数k来表示生态承载力对区域生态足迹的约束,建立了生态承载力约束下的区域生态足迹系统动力学模型,结合情景模拟分析结果,提出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表明,目前案例区开发程度较低,资源禀赋优越,2004年尚有0.44gha的人均生态盈余;规划实施后,生产用地面积的缩减、人口的迅速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使案例区出现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计2010年和2020年人均生态赤字分别为0.49gha和2.36gha.为减少规划实施对资源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应提高土地生态生产能力,合理制定虚拟生态足迹战略,适当降低区域发展规模,以及对资源出口地区开展生态补偿.     

广东省的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广东省2001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生态足迹占用已远远超过其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为0.8198hm~2,总人口的生态赤字达6.20×10~7hm~2,表明广东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强度甚高。造成广东高生态赤字的主要原因是:该省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高能源消耗及耕地资源流失量大。尽管广东可利用其经济优势,通过贸易来弥补部分的区域生态承载力不足,但由于当前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因此从长远看,广东应主要考虑在不降低人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减少生态足迹的需求,提高地区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能力。     

生态足迹研究的国内外近期进展

论文对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方法产生的背景、理论、计算方法和近期成果作了简要介绍,详尽综述了该方法的优缺点。指出该模型具有概念形象性、内涵丰富性、理论思想的角度全面、新颖,实现了对生态目标的测度及极强的可操作性等优点;同时也指出了其与传统经济指标相脱离的生态偏向性、静态性、忽视污染的生态影响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最后对其当前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指出其动态性、多指标的整合性、污染影响分析等渐趋完善的发展趋势。     

中国1990~2004年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效应的分解分析

通过构建生态足迹分解模型,论文将中国1990~2004年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足迹强度这3种因素的变化效应,并对各分解效应进行了测度与分析。结果表明:生态足迹年度间变化均值为1.065 5×10⁸hm²。其中,由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足迹强度所引起的足迹变化分别为2.108 2×10⁸hm²,-0.439 8×10⁸hm²和-0.602 9×10⁸hm²。总的看,经济规模的变化助长了总足迹的增长,而足迹强度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总足迹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生态足迹变化是由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不同时期各因素对足迹变化所发挥的效应不同。该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我国生态足迹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发展政策调整及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