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丝绸之路旅游带”5A景区区位优势度测评

景区发展与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处于优势区位的景区更容易获得优先快速发展。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综合考虑资源、市场、交通及服务四大区位因子,将其视为证据,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进行测度,以I～V级表征区位由优到劣的状态,最后对景区区位与旅游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区位优势等级区域差异化显著,总体呈现由东南至西北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自I至V级,重心逐步向西北方向偏移。(2)各区位因子分布存在差异性,东南地区景区资源区位优于西北地区;市场区位地带间差异最为明显,存在"长尾"特征及陕西"一省独大"现象;交通区位内在差异性与区位优势相仿;服务区位已不再是制约景区区位的主要因子,但就单个省份来看,"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3)与景区旅游发展对比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     

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丝绸之路旅游带”5A景区区位优势度测评

景区发展与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处于优势区位的景区更容易获得优先快速发展。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综合考虑资源、市场、交通及服务四大区位因子,将其视为证据,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进行测度,以I~V级表征区位由优到劣的状态,最后对景区区位与旅游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区位优势等级区域差异化显著,总体呈现由东南至西北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自I至V级,重心逐步向西北方向偏移。（2）各区位因子分布存在差异性,东南地区景区资源区位优于西北地区;市场区位地带间差异最为明显,存在“长尾”特征及陕西“一省独大”现象;交通区位内在差异性与区位优势相仿;服务区位已不再是制约景区区位的主要因子,但就单个省份来看,“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3）与景区旅游发展对比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     

基于公路网络的长江三角洲旅游景点可达性格局研究

论文运用GIS软件,定量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景点可达性。通过分析发现:长江三角洲旅游景点资源的可达性较好,整个区域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25.89 min,景点的可达性在30 min以内的区域达到了69.79%,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并以县域为统计单元,分析了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三种类型的空间关联情况,均呈弱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都表现为以上海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冷点区域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外围地区。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景点可达性的因素归纳为4个,即:旅游景点分布、路网结构的地区差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江苏湿地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

用层次分析法从资源禀赋、城镇依托、交通可达性、人口经济基础四方面构建湿地资源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定量评价江苏湿地资源的旅游开发适宜性。结果是江苏126个湿地资源分布区的旅游开发适宜性总分值在36.64~72.98之间。依据各湿地分项分值进行聚类分析,将江苏湿地资源分为4种旅游开发类型,即高适宜性湿地资源、较高现实适宜性湿地资源、较高潜在适宜性湿地资源、低适宜性湿地资源。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开发高适宜性湿地、适度开发较高现实适宜性湿地、与经济发展同步开发较高潜在适宜性湿地、暂时限制开发低适宜性湿地的建议,并提出坚持湿地资源旅游开发公益性的思想。同时对湿地资源旅游开发中一些未有定论的话题进行了讨论。     

景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响应格局演变——以江苏省为例

论文以江苏省为例,构建旅游景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响应指数,在研究景区格局演变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响应的空间差异,并探讨了景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响应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结果表明：江苏省旅游景区分布呈现出南多北少的格局,内部差异巨大;高响应区域单元数量明显增加,且主要分布在长江沿岸地区;响应格局在全方向上的均质性较好,但在各个方向上的差异切换较快。根据响应指数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将所有单元划分为6 种类型。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分为表征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内在层面的影响因素,并分析了各个因素的作用机制,据此提出不同类型单元的调控措施。     

南通地区城镇用地扩展时空特征分析

以多时相LandsatTM/ETM卫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引入扩展速度、扩展强度、分维数、空间自相关指数等测度指标,分析了南通地区各类城镇的用地扩展过程、形态变化、结构分异及空间格局等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各类城镇用地扩展速度逐渐提高,扩展强度逐渐加大;②区域城镇用地扩展在1980年代以中心城市扩展为主,1990年代以后则以县(市)城和建制镇用地扩展为主;③因区域城市化进程加速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城镇用地分维数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表明城镇用地的形态越来越不稳定;④城镇用地扩展主要以中、低速扩展类型为主;⑤城镇用地扩展速度、扩展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偏弱,但个别类型也呈现出集聚分布的趋势,如扩展速度的高值区域呈现出一定的临江和沿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扩展强度的高值区围绕中心城市分布。     

我国5A级景区最大承载量的空间分异

5A级景区最大承载量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区域旅游资源的供给能力。通过对不同省市、不同类型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的数理统计与空间展布,分析我国5A级景区最大承载量的省域空间差异和类型空间差异规律。结果表明:我国5A级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差异特征与人口分布规律较为一致;区域差异与类型差异可供景区规划布局和旅游者决策参考。     

依托生态旅游示范项目构建生态旅游发展新模式

在对沈阳市旅游景区环境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依托生态旅游示范项目构建沈阳生态旅游发展新模式的思路,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奠定沈阳区域生态旅游的整体形象和特征。目的在于优化沈阳生态旅游资源,改善现有旅游资源的结构与布局,使生态旅游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并以此为龙头实现沈阳市旅游业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把沈阳构建成生态优良、环境优美、功能先进、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生态文明视角下喀斯特地区“双评价”研究——以生态敏感区宁远县为例

精简"双评价"流程、融合评价机制,基于生态文明视角构建具有喀斯特地区特色的指标体系,刻画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格局特征,对于生态敏感脆弱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分别从生态、农业与建设三个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将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整合,从国土的用途功能出发,提供一个全新的评价思路,测算宁远县国土对于不同功能的适宜程度。结果表明:(1)宁远县生态保护重要性总体较高,不同等级、地区空间集聚和分异特征明显,呈南北两侧高、中部和西部偏低的分布格局,需重点加强南北两侧生态空间的保护力度,满足国家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2)农业生产适宜性总体较低,适宜生产区域主要以城区中心分割线为轴带,呈东、西两侧对称分布格局,和生态保护空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合理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保障区域粮食和生态的"双安全";(3)建设开发适宜性总体上较低,中心外围分布格局特征显著,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并向四周辐射递减,需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适当调整和转变发展利用方式,协调"三生空间"关系;(4)以中心县城为核心,"三环带放射式"的国土开发与保护空间格局特征明显,建设—农业—生态空间呈"同心圆"圈层结构分布;(5)多宜、双宜、单宜与不宜空间面积依次为36672.67 hm2、32276.11 hm2、181022 hm2、175.46 hm2,分别占宁远县国土的14.66%、12.90%、72.37%、0.07%。从生态文明视角开展喀斯特地区"双评价"研究,更为精细地摸清特殊地貌的国土基数与空间基底,提升了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性与操作性,可为其他喀斯特生态脆弱区域"双评价"工作开展提供科学支撑。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审慎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成为重要的实践和学术问题。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旅游发展东南热、西北冷,形成京津和长三角两大热点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地理分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是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因素不同：景区依附型为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为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为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乡村旅游并不是普适道路,资源赋存决定不同的旅游发展路径,并需要不同的隐性外源因素支持方能持续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均衡性特征及障碍因素

从绿色核心动力、环境基底、创新产业、发展绩效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运用CRITIC赋权、核密度估计、重心—标准差椭圆等方法,从均衡态、均衡度、均衡熵角度探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均衡状况,并分析其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高质量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但未出现空间极化现象;总体格局呈西北—东南向,重心位于南北居中、东西偏东的位置。（2）高质量绿色发展总体水平较为均衡,但其中创新维度均衡度较低;城市内部均衡度存在明显的省域分化,沪苏浙城市明显优于安徽省内城市。均衡熵表明多数城市系统协调度有优势,具备一定发展潜力。（3）创新水平、环境质量、土地集约、现代产业等是高质量绿色发展普遍存在的障碍因素。坚持创新驱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加强国土空间治理是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紧迫任务。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水环境承载力评估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结构模型,应用环境承载力预警分析方法,分析了长江三角洲(长三角)16个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演变情况,并按照压力-状态-响应的逻辑关系,提出了水环境承载力提升的建议.结果表明,2005~2010年,长三角半数城市承载力状态改善明显,包括浙江省内6个城市和江苏省内2个城市,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表现在2010年江苏省内6个城市和上海仍处于危机状态.此外,区域流域间承载力状况不平衡,分异性特征显著,表现在浙江省内城市显著好于江苏省内城市和上海市,太湖以南城市显著好于太湖以北和以东城市.承载力状况好坏主要与城市容量资源多寡,排污基数大小和污染减排起效快慢有关.长三角城市宜从持续减排,优化布局,提升效率的角度出发,减少承载压力,改善承载力状态,促进承载力响应.     

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一次重霾过程气象成因及传输特征

基于气象数据和空气质量数据,研究了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8日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一次大范围重度污染过程的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均压场、低边界层高度、静小风是本次重污染过程的主要气象特征,重污染过程的结束得益于后期气压梯度变大,水平扩散条件转好.此外,基于WRF-CMAQ（气象研究与预报建模系统及区域多尺度空气质量模型）模式情景分析法评价了区域传输和局地累积对本次重污染过程的作用,分析显示重污染前期当中东部地区受南风控制时,京津冀地区受长三角地区传输影响较大（15%~20%）,长三角地区以本地贡献为主;累积阶段,长三角地区本地贡献显著下降,受到京津冀地区的贡献明显上升（20%~30%）,京津冀地区主要受本地排放影响.传输通量结果显示长三角向京津冀输送的净通量峰值发生在重污染前期（-21.52t/d）,京津冀向长三角输送的净通量峰值发生在累积阶段（17.29t/d）,区域传输作用在1001~1478m之间最为活跃.     

长江三角洲经济与工业污染重心演变及脱钩机理

以2000~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16市GDP、工业总产值、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数据为基础,运用重心模型,通过测算重心坐标及其偏移距离,揭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重心和工业污染重心移动轨迹和演变规律,并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污染转移、环保投资等方面解析其演变机理.研究结果显示:经济重心与工业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西北方向,但两者重心路径偏移呈现出一定的脱钩现象;经济重心呈现向西北方向偏移,其中GDP、工业重心偏移距离分别为9.45,7.58km;工业污染重心则向东南方向移动,其中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重心偏移距离分别为18.11,28.98,3.84km;工业污染重心和经济重心迁移轨迹之间的脱钩现象受多种因素的驱动.其中,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不平衡加剧了经济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环保投资推动了工业污染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产业结构重型化及污染的地区间转移一定程度的加剧了工业污染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     

长江经济带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及其空间异质性

论文基于GIS平台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和脱钩模型,以地级行政单元为对象,分析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扩张、经济增长的时空差异及脱钩关系。研究表明：1）近15 a来,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热点分析显示,建设用地增长热点区呈扩散效应,冷点区逐渐缩小。而经济增长的冷、热点区演变格局与建设用地并不同步。2）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经历了“增长负脱钩、弱脱钩”为主—“弱脱钩”为主—“弱脱钩、增长连结”为主的变化过程。分析表明,近15 a来长江经济带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脱钩程度整体趋于优化,其中,负脱钩类型的城市数量降低17.76%,而脱钩类型数量上升11.22%。3）脱钩程度的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长江经济带各时期的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具有弱空间集聚性。总体上,长三角城市群较长江中游、成渝及滇、黔城市群的脱钩程度表现更优。脱钩程度变化机制与城市产业结构、用地效率和用地模式等密切相关。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管控力度、严格用途管制规则,引导城市精明增长,走内涵式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改变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扩张依赖的重要途径。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社会经济影响对比

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了包含产业内部关联波及效应和居民消费诱发效应的投入产出宏观闭模型.在此基础上测算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完全实施所需投资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GDP、就业的正负效应及重点区域不同行业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影响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五年期间项目实施将拉动京津冀地区GDP增加35.66×108元,增加就业岗位约40808个;拉动长三角地区GDP增长2782.03×108元,增加就业岗位约238285个;拉动珠三角地区GDP增长852.85×108元,增加就业岗位约74758个.在短期（2013-2017年）内,长三角地区所获总收益远大于珠三角与京津冀地区.从行业影响看,三大地区实施"计划"后受益的行业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与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与"计划"直接关联的行业.京津冀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所获得的直接效益远大于珠三角地区,侧面反映出珠三角地区服务业水平要整体高于长三角及京津冀地区;而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对交通行业投资较大,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也要远大于京津冀地区.研究显示,不同地区投资所获的效益受到当地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未来产业发展中,京津冀地区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应多考虑产业结构升级优化;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应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环保装备制造等行业.      

基于卫星和地面观测的中国典型城市群对流层内臭氧时空变化特征

为了探明近年来中国典型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臭氧(O₃)污染的发生规律,利用2005—2020年OMI-MLS (臭氧监测仪-微波临边探测器)对流层O₃柱总量探测数据以及2015—2020年地面O₃浓度监测数据分析我国三大城市群O₃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对流层O₃柱总量月峰值和年均值均呈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特征,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对流层O₃柱总量均在夏季〔分别为50.0和44.4 DU (dobson unit)〕最高,而珠三角城市群在春季(42.2 DU)最高. ②三大城市群对流层O₃柱总量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同的特征,京津冀城市群对流层O₃柱总量呈东南高于西北的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对流层O₃柱总量随纬度升高而增大,珠三角城市群对流层O₃柱总量南北局地差异较小;海拔对对流层O₃柱总量的空间分布有一定影响,海拔越高,对流层O₃柱总量越低. ③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对流层O₃柱总量均呈逐年显著升高的趋势,年均增长量分别为0.25、0.28和0.27 DU,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在对流层O₃柱总量较低的秋冬季年均增长(0.29 DU)最快,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在对流层O₃柱总量最高的夏季和春季增长最快,均为0.39 DU. ④卫星探测的对流层O₃柱总量与地面监测的O₃日最大8 h滑动平均浓度(简称“O₃-8 h浓度”)在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相关性明显,而在珠三角城市群相关性较差. ⑤O₃-8 h浓度呈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的特征,其中,京津冀城市群O₃-8 h浓度在2018年(110.9 μg/m3)最高,空间上由2016年之前的北高南低转变为南高北低,多数城市O₃污染较重且达标率较低;长三角城市群2017年O₃-8 h浓度(106.7 μg/m3)最高,2016年起O₃-8 h高浓度中心由东北逐渐向西部内陆迁移,沿海城市达标率增加;珠三角城市群O₃污染程度最轻,达标城市较多,但O₃-8 h浓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并在2019年达最高值(100.4 μg/m3),且中心城市上升速率远大于外围城市. 研究显示,中国三大城市群对流层O₃柱总量和O₃-8 h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存在显著差异,造成差异的因素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