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证据理论的“丝绸之路旅游带”5A景区区位优势度测评

景区发展与其区位条件密切相关,处于优势区位的景区更容易获得优先快速发展。以"丝绸之路旅游带"为例,综合考虑资源、市场、交通及服务四大区位因子,将其视为证据,引入D-S证据理论对景区区位优势进行测度,以I～V级表征区位由优到劣的状态,最后对景区区位与旅游发展核心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1)区位优势等级区域差异化显著,总体呈现由东南至西北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布规律,自I至V级,重心逐步向西北方向偏移。(2)各区位因子分布存在差异性,东南地区景区资源区位优于西北地区;市场区位地带间差异最为明显,存在"长尾"特征及陕西"一省独大"现象;交通区位内在差异性与区位优势相仿;服务区位已不再是制约景区区位的主要因子,但就单个省份来看,"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3)与景区旅游发展对比来看,二者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性,但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现象。     

“实心”与“空心”：旅游地乡村聚落土地利用空间“极化”研究——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两个村庄为例

从土地利用视角关注乡村发展转型是近年来国内外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论文采用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内两个临近乡村聚落为例,研究了过去30 a旅游地乡村聚落空间演化过程。研究发现：以1986年旅游业导入为分界点,两个原本发展背景相同的传统乡村聚落,呈现相背离的“极化”发展态势。苟各庄村逐步演化成为新型旅游城镇,日趋繁荣和“实心化”;交界口村则相反,逐步走向衰败和“空心化”。研究认为,旅游地聚落“实心”与“空心”的“极化”过程,本质上是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在旅游地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具象空间投射。在苟各庄村主要表现为旅游业导入引起的“内生式”非农化进程,在交界口村则主要表现为外部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引起的“外拉式”非农化进程。对于旅游地而言,这种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极化影响的空间外溢,也为区域内发展相对滞后的“空心村”的再生提供了现实可能。     

“流空间”视域下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

从要素流动多维重构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评价体系,以动态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城乡融合水平并分析其时空分异规律,最后从“流空间”视角探索城乡融合发展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区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但趋势向好,其正向空间关联和局域内向集聚特征明显。（2）流空间视角下区域呈多中心网络结构,且在人流和资金流下相对紧密,而物流和信息流下“核—辐”结构突出。（3）推动核心区集聚效应转向扩散效应,发挥各城市节点比较优势,合理调节要素流动强度、方向和质量,并在实施地方和国家政策时配套相关制度,方能实现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量”“质”同升。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文—旅”协同评价模型与应用——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是乡村“文—旅”协同的链接点。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解析其内涵和协同框架,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协同评价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格局上,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关联性不断提升,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减弱,与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关系有所降低但维持高度耦合水平。（2）空间格局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极核带状格局,与其余三类空间呈现一核多极格局。（3）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协同关系从“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其余空间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4）影响协同关系的机制包括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和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模式。     

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规律及影响机制

探讨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演化,为理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演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构建“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解析2005—2019年大别山革命老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演化阶段、过程、路径及机制。结果显示：（1）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经历了利用、保存、释放、重组适应性循环过程,分别对应旅游地迅速发展期（2005—2009年）、发展成熟期（2010—2012年）、发展过渡期（2013—2016年）和再发展初期（2017—2019年）。（2）在适应性循环过程中研究区县域的数量结构经历了以“较低水平韧性为主→高水平韧性为主”的转变,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3）2005—2019年研究区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演化的驱动因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在内外源因素的作用下,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通过乡土资源禀赋（向心凝聚力）、经济发展基础（核心推动力）、社会保障功能（重要支撑力）和自然环境本底（基础约束力）的四维驱动,以人的行为为媒介在相互作用和掣肘中演进,当韧性指数超过阈值时其内核组织将打破原有边界、自我调适实现“路径突破”,进入下一阶段适应性循环,以此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时空变化及协同/权衡关系

揭示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的时空关联特征及协同/权衡关系,可为县域空间规划布局提供理论支持。从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维度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识别体系,以空间自相关和相关系数法定量测算江苏省55个县域1996年、2005年、2015年三个时期的“三生”功能时间效应及协同/权衡关系。结果表明：（1）江苏省“三生”功能生态位宽度变化各异,空间分布各具特色,具体表现为：1996-2015年生产功能生态位宽度时序上总体呈增长状态,变化过程具阶段性;空间上呈“南高北低”格局特征,长江南岸条带状集中分布,长江北岸则呈多集聚斑块状。1996-2015年生活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压缩,空间上具以市辖区为中心向外同心圆衰减规律。1996-2015年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不断增大,空间上生态功能生态位宽度具依山傍水呈高值特征。（2）江苏省1996-2015年间,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均有随时间变化正相关类型（高高、低低）集聚明显,“组团”式分布;负相关类型（高低、低高）集聚性低,“离散”状分布规律。 （3）生产与生活功能存在空间协同关系,生产与生态功能呈协同/权衡波动变化态势,生活功能与生态功能变化趋势类似于生产与生态功能,交叉变化更明显,不同年份协同/权衡关系在不同单元有明显差异。研究表明,以上特征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强的吻合性,未来应逐步改变以生产功能过速扩张压缩生活、生态功能的现象,应以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三生”更加协同。     

旅游地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调时空分异特征——以云南省为例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地,基于高德交通大数据、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通过构建综合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概念模型,采用改进的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和Tobit模型,从时空视角审视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调空间分异特征及不同交通服务功能对旅游强度的贡献效应。结果表明：（1）2006—2016年,云南省各州市综合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同效应逐渐凸显,协调主导类型由“濒临失调型”跃迁为“初级协调型”。（2）综合交通服务功能与旅游强度协调度总体格局呈“中部高,东西两侧和南北两翼低”的空间布局态势,且东西分异剧烈,南北变化相对平稳;区域差异特征呈现“滇中>滇东南>滇西南>滇西>滇西北>滇东北”俱乐部趋同空间态势;不同交通方式与旅游强度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存在显著差异。（3）公路、铁路、航空对旅游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为“航空运输>公路交通>铁路交通”的不均衡特征;旅游地居民收入、旅游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均对旅游强度呈现正向促进效应,但对外开放水平较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旅游强度提升。     

省级“双评价”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方案——以浙江省为例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空间决策科学性和空间治理有效性的基本保障。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定位出发,剖析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对“双评价”科学支撑和简单适用的基本要求,总结当前省级“双评价”面临理论与实践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三维内涵—一对关系—两种尺度—四个层面”的省级“双评价”方案,深入挖掘资源环境承载的能力、压力、潜力三维内涵,立足于承载力与适宜性之间的逻辑联系,以浙江省为案例,从县级行政区和栅格单元两种尺度开展了“双评价”实践,并从优势短板识别、要素空间统筹、开发时序安排及空间格局优化四个层面支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旨在为省级“双评价”提供一种可行、科学、实用的评价框架,为国土空间规划中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指标分解等实践提供支撑。     

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基于DBSCAN算法的分析

共享住宿的兴起是城市旅游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科学认识其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对城市旅游发展意义重大。通过Airbnb网站获取我国九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共享住宿房源信息,运用标准差椭圆,DBSCAN聚类算法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房源的时空演变格局,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讨房源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2017年,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空间格局变化较快,整体处于快速发展期,2017—2019年,空间格局趋于稳定,整体处于稳步增长期;（2）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发展具有时空依赖性,聚类中心随时间均不断增加,多数城市的共享住宿逐步向城市四周扩展,东中西三个区域之间聚类中心的时空差异明显;（3）从发展方向和高级别聚类中心数量来看,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发展方向存在四周型和“单—多”方向主导型以及“0-1”“X-1”“1-X”三种演变模式;（4）商业、交通、人口等指标因素对国家中心城市共享住宿的空间格局产生较大影响,各区域之间及各城市之间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显著性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餐饮、休闲娱乐、购物、住宅小区等成为驱动共享住宿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研究——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旅游景区(点)系统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及演化特征——以四川省为例

论文以四川省为例,借用分形理论中的网格维测算方法分析旅游景区(点)系统的空间分形特征,用位序-规模双对数拟合方法研究旅游流的规模分布规律,得到以下结论:①旅游景区(点)系统分形是演化的分形,分形结构是逐步进化而来的。1980年以前,四川省旅游景区(点)的空间分布尚未发育分形结构,直至1990年,分形结构才逐渐形成;②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与旅游流流量规模分布的分形演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具体过程有不同步性;③旅游景区(点)空间分布的分形发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平台,但并不意味着旅游流的规模分布就一定会发育成理想的分形结构,还需要对相关要素进行调控,才能使旅游流的规模分布也具有分形特征。     

井冈山红色旅游流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中国A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

以A级景点为例,基于GIS 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K指数、热点聚类等方法分析中国2 424 个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中国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A级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所有景点的平均可达时间为125.88 min,60%的景点可达时间在90 min 以内;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景点的县域可达性呈强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国际旅游组织介入背景下山岳型景区治理演化路径研究

景区治理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国际旅游组织在景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凸显。以路径创造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以黄山风景区为例,构建了旅游发展的路径创造分析框架,探讨在国际旅游组织介入背景下,山岳型景区治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及其影响。研究发现:（1）国际旅游组织介入改变了景区治理主体和治理结构,为黄山风景区治理创造了新的路径,也是推动其治理模式演化的重要力量。（2）从申报主体、作用路径、涉及范围、影响内容与介入成效等5个维度具体分析,黄山风景区加入国际旅游组织后经历了三次路径创造,并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效应。（3）国际旅游组织介入对黄山风景区内部治理、毗邻社区参与治理经验输出三个方面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异质性

红色旅游是传承革命文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和大众化、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公布的300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763个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异质性进行研究,并提出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表明：（1）经典景点空间分布受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四大子系统综合影响;（2）核心区空间分布较其他旅游景区分散,形成7个一级核心区、7个及两大连片二级核心区、低密度与较低密度区等,空间关联性差异较大,关联效应伴随空间尺度缩小而减弱;（3）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异质性明显,影响程度为红色旅游资源>海拔>政策力度>坡度>交通设施>市场需求>资源联动>消费水平;（4）提出采取网络、节点、廊道、共生—联动、跨区共促等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可为红色旅游发展与管理、跨区联合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湖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共生势能

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共生开发,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现象,研究意义重大。以湖南旅游资源为对象,以景区为共生单元,通过景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确定红色主导、绿色主导、蓝色主导、古色主导、娱乐科教主导五类,依据景区质量指数和景区间便捷程度指数计算共生势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Ucinet和ArcGIS软件分析发现：湖南旅游资源共生势能存在五个等级,表现着纯利他的首要联络中心、利他主导的次要联络中心、对称互利的重要联络点、非对称互利的一般联络点、纯利己的松散联络点属性,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共生势能的显著优势。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由五大共生群落组成,红色旅游资源发挥了显著的组织作用,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的内部联系最紧密,具有良好的共生势能;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和环洞庭古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内部联系依次降低;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与其他四个共生群落均有联系,与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而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与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红色旅游资源是湖南旅游资源共生系统核心区的主体,核心区53个景区中,红色主导型景区占33.96%;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中占50.9%。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游资源表现着对湖南旅游业发展的强大支持作用和协同作用,体现了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价值。     

旅游循环经济视角下景区垃圾处理的新模式

作为旅游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废物之一,景区垃圾主要来源于旅游者、旅游服务企业、生物新陈代谢、建设项目、办公等方面。景区垃圾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当会影响游客体验、损害旅游形象、危害人身健康、威胁旅游安全、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但若处理得当会变成宝贵的财富。旅游循环经济对景区垃圾处理提出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要求。生态综合处理模式是在综合焚烧法、填埋法、堆肥法等传统处理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适合旅游循环经济要求的景区垃圾处理的新模式,不仅解决景区垃圾的出路问题,而且再造的景观具有美化环境的作用,还可以培育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     

旅游目的地网络空间结构及其复杂性研究——野三坡旅游地案例实证

复杂性是旅游目的地网络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认识旅游地网络空间结构与组织特征的重要研究手段。论文以河北省野三坡旅游地为例,通过构建旅游联系强度模型,建立旅游地空间网络,并运用TOP网络空间分析以及复杂网络理论,揭示旅游地网络空间结构与组织的复杂性特征。研究发现：1）旅游地网络具有空间集聚性,形成了以核心景区为中心,由中心城镇、乡村社区和特色园区共同构成的空间集聚单元,并体现出“邻近连接”与“择优连接”的双重特性;2）旅游地网络服从幂律分布,具有无标度网络特性;3）每个节点的前三名和前五名旅游联系强度网络（Top3和Top5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较大的集聚系数,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4）旅游地网络是典型的异配型网络,度-度呈负相关,而网络节点的集聚系数与其度值之间存在近似的倒数关系,因此具有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