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

东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水源.保护建设好东江源生态环境意义重大,而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建设好源区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本文从东江源区自然、社会经济状况,生态保护投入与发展机会损失、未来生态保护投入需求与资金瓶颈、源区生态补偿需求、生态补偿的政策渊源和环境经济学基础、典型示范意义等方面论述了建立东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根据国内外生态补偿实践及源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上下游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生态补偿责任主体、标准、方式、途径等方面探讨了源区的生态补偿机制设计,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东江源生态补偿的典型意义

6月10日,东江源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仪式在江西安远召开。据了解,《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也将随之施行。根据《方案》内容,东江源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资金来源为中央、省,市、县级政府财政每年一定数额的生态环境补偿资金;另外,由国家协调建立一种流域上下游区际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这一机制提出．广东省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中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由此,生态补偿话题再次成为社会谈论热点。专家指出,从法制社会的角度讲,生态补偿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一种制度,而从这一角度而言,目前我国尚无作为。     

十全九美东江行

香港“地球之友”继去年发起“饮水思源”东江向下游伙伴计划后，继续在江西寻乌县东江源进行生态保育工作。3月6日至8日，地球之友组织香港、厂东志愿者到东江源头植树护水。活动中，下游民众与东江源村村民、孩子，共同出力，栽种5000棵树，实践上游下游手拉手，绿化东江水源头。本刊作为活动特邀媒体，全程参与，并在东江源种下了一颗“环境杂志”树。     

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必要性与实施进展

东江是流域沿岸及珠三角、香港的重要饮用水水源,是名副其实的"生命水""政治水""经济水"。然而,东江源区水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为保障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的推动下,江西、广东两省2016年正式签署《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东江源区赣州市通过制度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实施环境治理工程等全面推进污染治理工作,2016年6—12月,2个考核断面五项水质指标全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成效显著。为了确保长效的流域治理成效,文章还建议今后两年重点探索流域综合管理模式、突发水环境污染应急响应及涉水信息共享机制,以机制建设推进流域长效治理。     

青海省长江源区生态补偿现状与政策需求问卷调查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对青海省长江源区生态补偿现状与政策需求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各类受访者普遍对长江源区生态补偿政策持积极肯定态度;政府及研究机构受访者普遍认为长江源区生态补偿的最主要问题是补偿资金少且缺乏稳定的长效机制,农牧民受访者认为补偿标准低、申请难度大;政府部门受访者认为生态补偿资金应体现既促先进又补短板的政策导向,农牧民受访者则认为应以增加就业机会的方式实施生态补偿;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加大国家和长江下游省份生态补偿的支持力度是处理好长江源区保护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建议:一是将长江源区纳入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范围;二是进一步明晰长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各方利益关系;三是探索建立以中央财政资金为引导的多元化补偿;四是长江源区生态补偿政策设计应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民生保障相协同放在突出位置。     

红土地上的东江情

清清东江水,难忘环保情。东江,珠江三大水系之一,干流全长562公里,其中江西境内长127公里;流域面积35340平方公里,其中江西境内流域面积3502平方公里。多年来,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地处东江源区的寻乌、安远、定南三县,为保护东江源头水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贡献,为下游粤港的生产和生活用水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不久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要求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增强大局观念,正确处理局部与全部、眼前与长远、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到2010年,东江出省水质保持二类争取一类标准。     

论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近年来,东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压力与日俱增,各方均在呼吁尽快构建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那么,建设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应遵循怎样的框架,制定哪些政策呢?     

太湖,钱塘江源头—临安市森林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

本文对太湖和钱墉江源头－临安市的森林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临安市生态保护和基地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今后应加快实施林业分类经营、适当调整林种和产业结构。 同时建立健全公益林补偿金制和产业结构。同时建立健全公益林补偿金制度，确保农民的增收，使全社会特别是生态公益林的主要投资者一广大农民自觉地保护森林，从根本上促进江湖源头的森林生态的保护和发展。     

关于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工作的思考

国家和地方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补偿领域逐渐由单一领域走向综合补偿、补偿范围由省内拓展到省际间、补偿资金由切块分配转向与成效挂钩、补偿方式由资金补偿拓展到多元化补偿。但在工作实践中仍存在生态保护补偿立法滞后,标准体系不完善;内涵的理解不全面,补偿方式较单一;国家层面生态保护补偿政策综合性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上下游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系统有效的监测评估机制等问题。对此本文提出了扩大补偿范围,继续推进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做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配套管理;加强跨界断面水质监测、考核和绩效评价;完善配套制度与标准体系;创新政策协同机制等建议。     

15.65亿生态补偿资金治理跨省河

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广东不少河流地处流域中下游,源头来水水质备受关注.近年来,广东主动担当,推动市场化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协同上下游共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至今,广东分别和广西、江西、福建签署九洲江、东江、汀江-韩江等跨省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合计拨付跨省补偿资金15.65亿元.经与邻省共同努力,2...     

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由于森林的生态效益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特性,较大部分难以通过传统的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如何通过适当的措施将森林生态效益外部性内部化,部分或全部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对森林生态效益的提供者进行补偿,吸引全社会参与森林的保护与培育,即如何用经济杠杆解决森林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和公平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前国内外生态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理清生态效益补偿的概念,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展开研究和探讨。对发达国家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归纳,为我国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提供借鉴。分析国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具体实践,得出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中需要完善的方面。最后,提出我国今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工作的研究方向。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福建省林权改革环境影响农户调查研究——以三明市和永安市为例

福建是全国第一个开展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本文通过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永安市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福建省森林资源经营的改变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区的绝大部分林农对林权改革持满意的态度,认为林权改革前后对环境的影响有变化。数据分析显示,林改后,对林业的投入对于森林旅游的影响成正比;家庭年均收入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成负相关。研究建议,继续加大对林业的投入,科学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经营方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林农的增收。     

福建省林权改革环境影响农户调查研究—以三明市和永安市为例

福建是全国第一个开展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本文通过在福建省三明市和永安市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福建省森林资源经营的改变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林区的绝大部分林农对林权改革持满意的态度,认为林权改革前后对环境的影响有变化。数据分析显示,林改后,对林业的投入对于森林旅游的影响成正比;家庭年均收入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成负相关。研究建议,继续加大对林业的投入,科学编制森林经营规划和经营方案,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林农的增收。     

环境损害评估：构建中国制度框架

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公私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公众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必须依据各国面临的环境形势和主要环境问题,逐步构建符合国情的环境损害评估法律、技术和资金保障体系.我国在海洋生态环境、渔业资源损害评估、林业资源破坏损失估价、污染场地修复管理等方面已有一些基础,但整体上环境损害评估管理职能散落在不同政府部门,存在环境公益损害赔偿几乎尚未涉及,环境私益损害认定和赔偿严重不足等缺陷.通过资料收集整理、发放调查问卷、走访环保法庭和政府部门、考察现有相关评估机构和人员座谈、开展实际案例评估、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分析我国当前环境污染损害形势,整理相关法律法规和环境管理机制,梳理现有相关环境损害评估机构,探索环境损害评估资金来源.针对我国环境损害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当前已有的管理与技术体系,建立规范统一的环境损害评估制度,对于推进中国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与赔偿恢复的实践工作,探索切实可行的环境损害定量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内农户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帮扶形式、是否移民对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1014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弥补目前均一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足,促进退耕还林工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公益林价值核算研究

论文采用成本法、意愿调查法、森林环境效果评价法及木材需求曲线修正法等方法对井冈山林区生态公益林价值进行核算,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经计算,成本法(社会贴现率以10%计算)、意愿调查法、森林环境效果评价法及木材需求曲线修正法的计算结果比例为0.4592∶0.2185∶1.7106∶1。分析认为,以木材需求曲线修正法得出的每年森林资源价值平均为1302元hm²较为合理可作为区域内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值成本法计算的年成本值597.9元hm²可作为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最低限值意愿调查法计算的每年支付意愿值284.5元hm²可作为当地受益群众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费用。     

流域生态补偿意愿的WTP与WTA差异性研究: 基于辽河中游地区居民的CVM调查

如何揭示利益相关者生态补偿的真实意愿不但是生态系统服务支付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政府及管理部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关键问题。为此,论文通过对辽河流域中游地区的7个主要城市进行实地调研,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利用同一受访者同时测量其支付意愿值(WTP)和受偿意愿值(WTA)的技术手段来检验其真实补偿意愿,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地区居民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WTP为59.39元／(人·a),WTA为248.56／(人·a);同时,针对同一受访者给出的WTP与WTA之间的较大差异性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其呈现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是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年龄。最后,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意愿差异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激励相容理论视角下生态公益林补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以福建三明为例

基于福建三明499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测算了生态公益林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都是正效应。现金直接补偿对农户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岗位性补偿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净效应分别达55.4%和57%。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种补偿方式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也不尽相同,其中现金直接补偿不利于贫困户增收,而岗位性补偿对不同收入的农户都具有正向显著增收效应。此外,从生态公益林的根本使命出发,可以发现现金直接补偿和岗位性补偿对生态保护的净效应也存在较大差异。故此,科学规划生态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保护和农户增收双重效应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