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能发挥碳减排效应吗？

绿色信贷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碳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在厘清绿色信贷影响碳减排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0—2019年中国156个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从生产率、强度和总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渠道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具有碳减排效应,主要表现为显著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因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金融效率差异而具有异质性。在中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维度上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但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低的城市,绿色信贷仅能降低碳强度。(3)激励绿色创新和降低能源强度是绿色信贷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有效渠道,而结构转化渠道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在绿色创新渠道中,绿色信贷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程度更高,且产生了正外溢性;在能源强度渠道中,绿色信贷提高了碳排放效率,但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作用有待提升。(4)...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了区域碳减排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碳减排是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必要途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有效促进区域碳减排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2010～2019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区域碳减排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碳减排,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碳减排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显著,而对上游地区不显著;(3)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区域碳减排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53.2%。     

企业碳披露、绿色创新与碳绩效

绿色低碳发展被认为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灵丹妙药”。碳披露作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展视其履约环境责任的重要工具,是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碳披露能否提升碳绩效仍是具有争议的焦点。基于这一现实问题,文章选取2016—2019年中国重污染企业以探究企业碳披露与碳绩效之间关系,并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为中介变量,选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索碳披露对碳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基于企业异质性（规模、成长性和产权属性）视域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中国重污染企业的碳披露具有治理效应,可有效提升企业碳绩效。(2)绿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是企业碳披露影响碳绩效的重要路径,其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碳披露可引致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3)大型企业通过披露碳排放信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从而提升碳绩效的可能性显著优于中小型企业。(4)企业成长性的降低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的中介效应,进而推动碳披露对碳绩效的正向效应。(5)非国有企业的碳披露较国有企业更易诱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运营创新以提升碳绩效。...     

碳排放市场一体化对异质性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随着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启动,碳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区位选择、产业转移以及中国空间经济格局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以碳市场一体化为背景,整合"新"新经济地理学(NNEG)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ACE)的理论和方法,直接从异质性企业生产决策、碳交易和区位选择行为出发,建立了一个基于agent的两区域空间经济学模型和计算实验平台,并通过设置不同的政策情景,探讨了碳市场一体化背景下碳减排、碳交易、区域政策倾斜及碳配额分配方式等多种因素对企业的区位选择、产业集聚、东西部区域差异、效率与福利、碳交易活跃度等方面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1)在没有东西部地区间碳减排政策差异和碳市场交易的情形下,碳减排政策并不必然改变企业的区位选择,这种环境管制能够加剧企业间竞争,从而提升各地区企业的生产效率。(2)在没有碳市场交易的情形下,对西部地区的碳政策倾斜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改变经济的空间格局,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但缩小区域差距的效果随着碳约束的收紧而减弱。(3)在同时存在区域碳政策倾斜和碳市场交易的情形下,碳市场交易有利于企业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企业边际成本降低,两地区企业总数量增多,社会总体福利增加。(4)碳配额的分配方式直接决定碳交易的生命力。分配规则尽可能地纳入企业异质性因素不仅能提升碳交易活跃度和持久度,还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局经济效率。本文还就整合空间经济学和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进行了讨论。     

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经济增长与碳排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为中国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保障。然而,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导致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核心,实现中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本文首先在分析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基础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说:(1)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其综合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2)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并不是稳健的,其成立与计量方法、研究区域等选取有关。(3)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与金融发展水平下存在门槛效应。(4)空间异质性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存在显著影响。随后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应用系统GMM、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多种估计方法,在核算中国各省份金融包容性发展指数与碳排放基础上,结合省级面板数据,并分东、中、西区域,对以上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金融包容性发展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金融发展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2)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3)当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时,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是逐渐弱化的。(4)当以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时,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是逐渐增强的。(5)空间异质性影响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中西部区域内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东部区域内金融发展却导致碳排放增加。最后,本文从强化金融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创新开放格局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双碳”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减污降碳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将二氧化碳减排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政策背景,采用改进熵权-TOPSIS模型计算环境污染指数测度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程度,以碳排放量与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乘项表征减污降碳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研究结果发现:①与非试点省份相比,从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碳排放交易机制降低了试点省份二氧化碳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试点省份的减污降碳水平提升了16%。从试点个体的政策效应来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表现较优即碳污排放呈显著下降趋势,广东表现次之,而湖北表现较差。②作用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能源消耗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减污降碳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最优,中部地区表现不佳。③进一步,以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各省份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物的减污降碳水平协同减排潜力,计算结果发现,上海、广东、广西、贵州、新疆等5个省份的平均关联度值大于其他省份,呈现较高的减污降碳潜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并完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发挥市场激励型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作用,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减污降碳政策,加快实现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协同效应。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碳交易机制对碳绩效的影响

中国作为主要的碳排放国之一,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推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措施之一,建立碳交易机制能够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弥补行政命令式政策的局限性,有助于实现碳减排目标。为评估中国碳交易机制对碳交易试点省市碳绩效的政策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文章选取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采用SE-SBM模型测度各省市碳绩效水平;然后,以碳交易试点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合成控制法构建实验组和控制组,评估碳交易机制对试点省市碳绩效水平的影响效果,并进行有效性检验;最后,运用递归模型探究碳交易机制对碳绩效水平的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平均碳绩效值在0.5左右,区域差异性显著;部分省市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另一部分省市则呈现波动式下降趋势。(2)碳交易机制有效提升了试点省市的碳绩效水平。由于试点省市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碳交易机制对碳绩效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异质性。碳绩效水平提升幅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天津、湖北和重庆。(3)能源结构、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是碳交易机制推动碳绩效水平提升的三条主要路径。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全国碳交易机制建设步伐,实现碳交易市场全覆盖;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因地制宜设计碳交易机制;鼓励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预算软约束下外部融资需求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

加强社会责任信息的履行和披露是企业获得社会责任信誉,进而获取资源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资源性动机出发,以200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在预算软约束下,我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需求与社会责任披露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外部融资需求越高,其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好;当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有外部融资需求时,更关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整体性质量和内容性质量;另外,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解决内部融资的不足,其次是长期外部融资,而较少考虑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并没有发现在预算软约束环境下,非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资源性动机比国有企业强.因此,要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将企业的融资行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挂钩,这种挂钩形式不仅能够引导投资者把资金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而且也可以激励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披露.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111家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对政府环保投入、公众环保意识、区域经济水平和社会监督水平等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说外部因素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现阶段企业环保工作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其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政府环保投入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其影响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公众环保意识和社会监督水平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完善企韭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政策建议.     

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动态调节机制

实现“双碳”目标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调发展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有效减碳的新视角,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门槛计量技术实证剖析了碳排放对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异质动态调节机制。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有助于产业升级,但这种激励效应只有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方能显现;碳排放在绿色技术创新助推产业升级过程中扮演着正向倒“U”型调控角色,过低或过高强度的碳排放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红利损失,而唯有适度的碳排放策略才能有效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积极影响;碳排放约束下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产业升级效果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呈现倒“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调节特征;现阶段碳排放总体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产业升级效应,但积极的调节效果仅体现在中西部地区,而在东部地区尚未显现;在不损害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良性协调的前提下,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总体尚存在较为广阔的碳减排空间,但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应实施更为严厉的碳减排约束。以上发现对于未来国家科学处理持续减碳、绿色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动态演化关联具有重...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碳排放增长的脱钩发展,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利用1997—201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驱动效应。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且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竞争到底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到的抑制效应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性。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和高绩效区域,外资参与程度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区域环境治理,能够显著地促进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和低绩效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区域环境治理,不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建议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共同搭建"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长期忽视财政资源配置对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作用,容易陷入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持续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策略

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4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 “高碳情景”与“低碳情景”下2030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减少碳排放约12亿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诱发绿色创新吗?——基于ENGOs视角的验证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双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年两家环境非政府组织——IPE和NRDC联合公示中国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取DID和DID-PSM识别方法评估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创新的"净作用",得到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确诱发了城市绿色创新,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DID-PSM回归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之后,结果仍具有稳健性。(2)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PITI的发布响应更加积极,而中部地区则受到冲击效果较弱。基于时间趋势视角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诱发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策实施第一年最为强烈,随后整体上呈现逐年弱化的趋势。(3)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越高的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绿色创新效应。相较于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而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受到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4)在剔除同时期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五省八市"的碳试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活动的其他环境政策冲击之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依然存在。     

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与粮食生产——气候条件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将社会经济与自然气候条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集城镇化、耕地集约利用、气候条件与粮食生产于一体的理论框架,实证评估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路径。基于2000—2018年33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气温、降水量和日照时数等气候变量调节作用下耕地集约利用在城镇化影响粮食生产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该中介效应的程度变化及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①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效应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②气候条件能够在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路径中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气温、降水量与日照时数均能够显著调节该中介作用的全路径,但在不同气候变量的调节下,耕地集约利用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③气温在胡焕庸线以东大部分地区、日照时数在长江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能够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降水量在高于800 mm等降水量线的大部分地区则部分削弱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即不同气候变量调节的共同作用能够弱化甚至完全抵消耕地集约利用的负向中介效应。总体上,耕地集约利用中介效应与气候条件调节效应的双重作用能够削弱城镇化的负向影响。文章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城镇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也有助于为政府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均衡协调提供经验参考。     

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及其空间关联特征——基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Durbin模型

科学估算各地区碳减排潜力并探讨其空间异质性是制定减排政策及碳权交易政策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环境生产技术,通过构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共存的农业经济核算体系,以2001-2012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并以此构建农业碳减排潜力指数,通过计算发现,考察期间,中国各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呈现相对平稳略有提升趋势,各时期的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在此基础上,引入考虑空间距离函数的空间权重矩阵,通过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检验得出:中国各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最后,采用空间Durbin模型探讨中国省域农业碳减排潜力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显示一个省区的农业碳减排潜力水平不单受到自身经济及产业状况的影响,还与其所处的环境及相邻省区的发展情况具有一定相关性,具体表现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本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程度和农业受灾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本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的提升;一个省区的农业公共投资、对外开放程度对除本省市外其他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对除本省市外其他省区农业碳减排潜力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各省区除调整根据各影响指标落实本省内农业碳减排工作外,还需加强与其他省份的减排合作,充分利用空间因素溢出效应,通过建立相邻省区间以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促进跨省域减排合作机制及减排补偿制度。     

大数据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提高了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发展的红利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鲜有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进行的分析。为系统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大数据发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政策冲击,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数据发展政策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设...     

城市蔓延影响了城市代谢效率吗？——基于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探究城市蔓延如何影响城市代谢效率对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85个地级市2004—2019年的城市代谢效率并分析了收敛性情况,接着运用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检验了城市蔓延与城市代谢效率的线性相关关系和非线性相关关系,最后以两阶段SYS-GMM构建动态回归模型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2004—2019年全国城市代谢效率有所提升,且上一年城市代谢效率对当年城市代谢效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表现为“滚雪球”效应。各地区城市代谢效率值的差距逐渐缩小,存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2)城市蔓延能显著提高城市代谢效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与省会城市的作用不显著且为负,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非省会城市的正向作用显著。控制变量中,网络普及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人口占比对城市代谢效率呈显著正向作用,财政分权和外资利用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3)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在公共交通的调节下,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门槛约束下,城市蔓延对城市代谢效率的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