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

农业产业扶贫是激发贫困地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多维贫困分析,建立一个"精准识别-农户参与-影响效果"的多维贫困瞄准分析框架,并提出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在此框架下,可首先使用多维贫困方法进行贫困农户识别,在多维贫困农户分组基础上分析农户参与状况,并分析参与层面的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然后基于多维贫困农户分组,使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评估扶贫政策或项目对不同组农户的影响效果差异。在分析框架应用中,使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直辖市)贫困地区989个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研究发现:(1)在农户参与层面,多维贫困农户与非多维贫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的比例相近,但非多维贫困农户户均获得补贴金额总体上高于多维贫困农户;(2)随着维度临界值逐渐增大,农业产业扶贫的一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变小,二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增大,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在影响效果层面,农业产业扶贫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户种植业投入和收入的增加,但其影响仍存在异质性,深度贫困户参加农业产业扶贫并没有明显促进其种植业总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增加。为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的效果,针对贫困维度数量较少农户,应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提供农业产业扶贫贷款,合理选择产业,发展农业保险。针对深度贫困农户,应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村集体的组织联系作用,探索要素入股方式,改善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     

西南山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关系

研究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的耦合关系是开展土地扶贫的有益探索,对巩固脱贫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本文以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80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及空间格局特征,探究两者耦合关系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划分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结果显示:①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脱贫发展指数提升较快,空间分布差异性明显,土地利用多功能呈现"一主两副"的空间格局特征,脱贫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延逐渐降低,且北部地区高于南部地区。②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等级提升明显,耦合度从以低度耦合、中度耦合为主提升为以中度耦合、较高耦合为主,耦合协调度从以中度失调为主提升至以轻度失调和初级协调为主;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关联性较强,呈现从东北部向西南部递减的布局特征,局部地区形成了新的集聚中心。③研究区2014—2018年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关系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空间集聚水平逐渐提升。④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包括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多维贫困滞后型和同步型3种类型,其中同步型是研究区的主要类型,从2014年的同步滞后型提升为2018年的同步协调型。土地利用多功能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增长趋势;多维贫困滞后型的行政村数量呈减少趋势。最后,根据土地利用多功能与多维贫困耦合协调发展类型,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精准扶贫效果偏离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经典信号博弈模型,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扶贫攻坚过程中,"普惠式"扶贫开发机制如何诱发贫困户机会主义行为。利用深度贫困的南疆四地州、六个县813户贫困家庭档案及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论证贫困户内生动力在扶贫开发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证明:①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主体和客体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诱发贫困户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更专注于贫困户身份的认定,不利于精准脱贫的可持续;②"短、平、快"的扶贫机制虽然能够快速帮助贫困户脱贫,但其保留效用较小,"益贫性"较低,导致贫困户对直接补贴产生持续依赖,进而失去主动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脱贫质量更低;③敏感性差异分析显示,长期受益于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陷阱"现象更为严峻,其扶贫开发对贫困户"扶志"的需求更为紧迫。以上发现是边疆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难点,也是贫困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点。新时代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扶贫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提高精准扶贫的保留效用。通过基础教育、国语教育、技能培训、外出就业指导服务等方式,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其自我发展、主动脱贫的意识,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及影响因素

农户如何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业情况是实现森林丰富地区农户生计改善和森林资源保护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西安周至县南部4个山区乡镇20个行政村1 074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地存在着4种与林业相关的生计活动类型,即:林业专业化、林业补充型、林业依赖型和生计多样化,该4种类型的农户在家庭人口数、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数、非农收入、户纯收入、贫困发生率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被调查农户发展生计多样化出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林业专业化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状况总体上要好于生计多样化型农户。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对农户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女性比例、是否参与退耕、土地林地面积、家庭社会网络等对农户选择不同的林业生计类型有着显著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认为应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培育农村社区组织、提高其治理能力等。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农民的生计安全与质量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的政策协调发展、消除贫困并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研究基础,农户的生计资产为框架核心,通过建立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户的生计资产状况和由此决定的资产配置方式--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结果表明:对张掖市甘州区农户而盲,物质资本的值最高(其值为0.609),人力资本的数值相对较高(其值为0.516),社会资本次之(其值为0.354),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数值相对较低(其值分别为0.286和0.24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缩小0.119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扩大9.698倍.所以要想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加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使其有能力和资本储备从农业生产转向二、三产业,从而促使农户生计水平得以提高.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8省16县的3期微观数据分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2020年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验收之年。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与空间贫困观两种理论,阐述了易地扶贫搬迁打破贫困陷阱的机理。本文利用8省16县2 176户易地扶贫搬迁农户3期跟踪调查数据,通过PSM-DID、Heckman两阶段方法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并采用多期DID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易地扶贫搬迁切实改善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打破了原本由于制约性资源存量过低而无法跳出的贫困陷阱,使农户进入一个新的可持续生计循环中,即搬迁时间越长,生计资本积累越多。②易地扶贫搬迁在短期对家畜养殖有负向影响,对外出务工有正向影响;长期对农林种植有负向影响,对非农自营有正向影响。③对于搬迁后的农户而言,不同生计策略依赖于不同的生计资本。农林种植依赖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家畜养殖依赖于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外出务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非农自营依赖于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短期应及时稳定保证房屋基建、水电气网、交通道路设施等物质资本的供给,并根据当地产业特色提供技能培训、工作获取等帮扶措施,切实保障搬迁人口的策略转变。二是长期应持续地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等措施增强其文化素养和健康水平,同时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与税收优惠政策,支撑搬迁人口非农策略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长期稳定的脱贫。     

农地转出:缓解还是加剧了农户的多维贫困?

基于六盘山集中连片区的1 112户农户调研数据,在综合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能够显著地降低多维贫困指数。通过进一步的反事实假设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如果不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提高22.16%;未转出户如果有机会转出农地,多维贫困指数将下降30.22%。尽管农地转出行为能够降低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但受制于以地为生思想意识的制约,集中连片区农户并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长江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选择研究

退捕渔民的生计安置是长江十年禁渔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如何防范和避免生计转型中的致贫返贫倾向、实现退捕渔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长江退捕渔民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生计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和评估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利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分析长江退捕渔民生计风险对其应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以期为科学制定有效的生计风险防范体系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长江地区渔民退捕后的生计模式以兼业型为主,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收入;(2)禁渔政策实施后,长江地区渔民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呈整体下降趋势,普遍面临着较高的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多重性指数为8.5;(3)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和政策风险是渔民退捕后面临的最主要的三大风险,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退捕渔民的生计风险存在差异性;(4)外出打工和向亲朋借钱是退捕渔民应对风险最主要的策略选择,不同风险因素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退捕渔民的应对策略。应进一步优化安置帮扶政策,提高政策的持续稳定性,建立多元化的补偿机制,筑牢退捕渔民的生计资本基础,降低其生计风险,确保实现退捕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三峡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扶贫成效的显现,老区、山区、民族地区和移民库区等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精准扶贫的主战场。由于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和地质灾害频发等恶劣环境,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已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开展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库区移民贫困现状的扎根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分析农户生计的新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三峡库区26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4县(区)796户移民作为样本,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熵权法对库区移民主要致贫因子进行挖掘;接着,采用PLS-SEM模型分析影响库区移民生计状况的关键因子和关键路径。研究表明:(1)三峡库区移民贫困现象仍很严重,患病、劳动能力弱和失地是移民致贫的三大主因。三峡库区仍有175.94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大致贫原因依次是:因病致贫26.49%、因劳动能力弱致贫22.10%和失地致贫21.65%。(2)心理资本可有效促进移民其他资本效能的发挥,对生计状况存在着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在影响生计状况的四类资本中,人力资本对库区移民生计状况影响最大。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了实现库区移民精准脱贫的政策建议:(1)国家应高度重视三峡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大力开展精准扶贫;(2)增加心理干预措施以提高移民心理资本存量,帮助移民摆脱心理贫困;(3)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库区移民人力资本水平。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多维贫困更符合贫困的本质和走向,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平衡面板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基于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年龄、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绝对收入、社会地位及相对收入等均对农村人口持续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年龄、相对收入、户籍和绝对收入均对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越长,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东部、中部、西部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较高,而东部、西部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农村人口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维贫困,然而相对收入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作用不明显。社会地位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产生消极作用,却对陷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打破"持续多维贫困"恶性循环应从"小处"着手,以"输血"为主,"走进去"识贫,"走出来"脱贫;防范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应从"大局"着眼,把发展和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本途径,引导"脱贫"和防范"返贫",提能力避返贫,新思路促扶贫。精准扶贫机制要建立在契合贫困本质的贫困标准上,找准"贫根",寻共性扶贫,诊特性脱贫。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应用DEA分析农户对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响应

退耕还林政策实施面临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多项目标,其实施过程是政府和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共同作用的过程。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关系到退耕还林的水土治理效果的实现程度。通过建立退耕还林政策和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指标体系,以及应用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江西省丰城市的梅林镇、湖塘乡和尚庄镇的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区域退耕还林政策实施的农户水土保持行为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和同一区域的不同农户具有不同的特点。个体差别：梅林镇15户农户、湖塘乡14户农户、尚庄镇14户农户的水土保持行为属于积极响应型,农户兼业化水平和家庭核心化水平较高是区域的共同特点,分别占各乡镇调查农户的25.86％、24.14％、24.14％,其余旁观响应型、补偿消极型、补偿年限消极型、实施力度消极型、综合消极型,以补偿消极型为主。区域差别：梅林镇和湖塘乡补偿消极型农户明显多于尚庄镇,而尚庄镇旁观响应型比重较高,这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有关,梅林镇在区位上优于其他乡镇,经济较为发达,农户的非农收入水平较高,兼业化程度也高于其他乡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和水土流失治理建议。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优势、机制与进路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推动脱贫户从外力帮扶框架中提升自生发展能力,实现生计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从决胜脱贫攻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脱贫户”面临的生计资本和政策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脱贫户生计逐渐从以务农为主的“单一型”生计向以拥有抗风险冲击能力的“多元型”生计转型,从以解决温饱为核心的“生存型”生计向以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的“发展型”生计转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的,通过“财产联合”或“劳动联合”实现“再合作”的经济形态,能够把包含脱贫户在内的广大农户组织起来对接“大国家”和“大市场”。通过构建“赋权-增能-包容”的分析框架,识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脱贫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机制,即通过赋予脱贫户更充分的农地产权、自由择业权和市场参与权,将国家资源和政策内化为可量化、可折算的经济利益,走出“集体产权模糊论”的困局,让脱贫户能够公平分享集体经济收益;通过在赋权中增能,有效拓展了脱贫户的发展机会和生计空间,提升了脱贫户生计转型能力;加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包容性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赋予脱贫户机会更加公平、参与权更加保障...     

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当代中国重大民生工程,易地搬迁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家庭贫困仍未成共识,后2020扶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有赖于瞄准相对贫困的群体,由此深化对移民社区动态和生计的理解是重要的。文章基于减少贫困和缩小差距双重视角,从微观农户层次定量考察易地搬迁的政策效应,深入剖析了导致移民接续生计分化的因素及其贡献比率。使用来自陕南的调查数据,借助反事实分析框架,模拟了移民在不搬迁情境下的收入,通过比较搬迁和不搬迁情境下移民的贫困和收入差异变化发现,搬迁一方面显著降低了家庭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强度,帮助他们跨越了“贫困陷阱”,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原来的低水平均衡,可能伴生移民收入分异的问题。收入差异决定因素分解结果表明:导致不同类型家庭收入分化的因素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无论对于移民还是非移民,是否为生态示范村、耕地面积、家庭规模、是否靠近车站、宗教信仰都是左右家庭收入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信贷可得性、可求助户数、是否为低保户对移民收入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式和非正式的外部支持经由家庭生计选择深刻地影响着搬迁户的发展方向和层次。研究结果意味着,扶贫搬迁面临消除贫困和平衡发展两难兼顾的现实挑战,在搬迁扶贫的过程中,既要关注贫困的减少也要防范收入分异可能导致的移民社会脱节和社区撕裂风险,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为此,除了要保证资源再分配中的公平公正,还要注意提供正规的信贷支持和拓展移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相关群体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