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分解,发现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是上升的。从TFP指数的进一步分解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指数上升,技术效率没有变化。因此,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驱动,并且表现为阶段性波动,这与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从区域看,上海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最高,浙江次之;江苏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包括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产业转移和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加快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湖南2005-2012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基于DEA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测算各地市(州)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并分析了影响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测算结果表明:2005-2012年间,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市(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等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信息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湖南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内涵,及不断推进信息化和城镇化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提高了能源效率吗?

现有研究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镇化和污染等方面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而鲜有文献涉及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文章重点探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框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能够提高约12%的能源效率,而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创新型模式,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提高能源效率。(3)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规模越大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城市特征异质性表明,城市信息化水平越高,外商投资水平越高,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4)基于承接转移示范区本身发展特征异质分析表明,承接转移示范区规模越大、支持力度越强、发展状况越好,示范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越强。文章对于国家进一步调整实施产业转移政策,平衡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直接政策含义表明,加大实施力度和激励力度,减小中国区域发展差异,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水平发展。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开发完善智能检测系统。加强清洁能源的替代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搭建信息化平台,完善示范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严格筛选甄别进入企业和外来投资。     

山东省工业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对区域经济意义重大。本文以山东省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为研究对象,首先从理论上构造了能源效率随机前沿理论模型,并利用2006-2013年山东省37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和贝叶斯估计方法对理论模型参数进行估计,随后测算出各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值并进行聚类分析,最后构造Tobit模型对工业部门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能源和资本投入对产出的结果显著为正,而劳动力数量对产出的影响为负,说明工业行业存在劳动冗余;2应进一步开发具有较高能源效率的化工、机械、装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主导产业,特别是应围绕海洋产业,以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药等为重点实现传统产业升级;3企业规模、对外开放程度、外商投资水平、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显著正相关,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与能源效率显著负相关,因此,山东省工业能源效率的提高需要进一步推进"国退民进"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适配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通过Bootstrap对结果进行修正,并利用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化石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演变的适配关系。在化石能源消费由高到低连续变化的不同阶段下,由于环境外部性大小不同、企业"成本效应"不同和"公告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相应的差异。结果表明:12年来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另外,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1)单纯以化石燃料消费占比来看,当化石燃料占比处于较高的消费区间,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占比降逐渐降低,此时负向作用减弱甚至开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2)在"化石燃料消费占比"、"化石燃料消费规模"结构两因素共同演变视角下,化石燃料消费占比高、规模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消费占比、规模逐渐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逐步由负转正,并且促进效用逐步增大。因此,本文的政策结论是:环境规制的调控效果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阶段存在适配关系,脱离了"节能"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负作用。因此:(1)必须立足于一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来控制环境规制强度。(2)只有在严格深化以非化石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改革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才能更加深刻而有效地助力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能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焦点,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单独从能源或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对能源与环境特别是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两者关系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利用DEA方法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法分别测算了我国1989-2007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在初步评判两者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协整和ECM模型得到本文的结论: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同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短期波动对于降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大于长期波动的影响。这意味着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作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能源效率的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框架下的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分析

已有的文献基本上都是关注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很少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在Chang et al 2012年提出的ISP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其模型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制,采用投入导向的SBM模型对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进行改进,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下测算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生产率指数,识别每一种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影响。经研究发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是资本要素生产率驱动的,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提升资本要素生产率。本文还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政府规模、投资率、财政科技支出、FDI、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研究结论主要有:11998—2013年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23.03%,其中资本要素生产率累计下降了60.71%,不同区域、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城市的资本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2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FDI资本存量和投资率是影响城市资本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其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改进资本要素生产率。市场化的推进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资本生产率的改进,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FDI资本存量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等能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3投资率与资本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印证了Krugman随着投资率走高会出现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资本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的观点;4第二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正相关,而第三产业占比与资本生产率负相关,说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总体上还比较低,强制推进二三产业间的结构升级只能造成供需结构匹配程度更低、愈加损失效率。短期内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应该为第二产业内部的调整升级。     

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提高能源效率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紧缺与环境污染两大困境的必经之路。本文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DEA能源效率模型,以山东省全要素能源利用效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1996-2010年山东省17地市际面板数据,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污染这一非合意产出,测算出山东省各地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对各地市节能潜力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目标区间内,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均值呈不断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趋势大体相同,但差距较为明显;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同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突出。因此,通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能够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基于工业化视角的能源效率评价方法与实证研究

节能减排潜力的准确评估依赖于对能源效率的科学评价,而能源效率评价又涉及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一直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对能源依赖较强的高耗能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评价必须结合工业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与单要素能源效率方法相比,全要素能源效率方法及多目标情形下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是评价工业化经济体能源效率的一个较好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以工业化、经济增长为背景,以生产函数为依托,不仅可以比较准确地衡量重要经济变量不断变化条件下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效应,而且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以及经济激励机制下能源使用的综合水平,使评价结果更符合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的经济现实。在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效率进行了实证测算。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山东省油气产业能耗控制研究

能耗控制是油气产业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驱动因素与产业能耗指标演化是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的依据。本文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油气产业能耗驱动指标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构建系统动力学(SD)模型,使用2007—2016年数据对山东省油气产业进行模拟仿真。结果显示:经济环境因素中GDP增长对上游产业能源消耗量的影响最大,上游产业投资也是影响能耗增长的重要因素;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是最有效提高上游能源效率的因素。GDP增长率和投资也是影响下游产业能源消耗量的关键因素,第一产业GDP的占比、整体科技水平以及下游产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下游产业能源消耗产生一定的降低作用。下游能源效率相对于上游能源效率明显较低,第三产业GDP占比的提升有助于下游产业能源效率的大幅度提升。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产业投资规模是山东省油气产业能耗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油气产业能源消耗的影响并不明显。科技水平提升是油气产业能耗的重要控制因素,也是能源效率提升的决定因素。山东省整体科技水平提升对于油气产业能耗影响大于产业内部科技水平提升。国际油价上涨会推动上游产业能耗增加,而下游产业能耗对国际油价并不敏感。     

中国三大经济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三大经济区域能源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我国总体能源利用水平.通过研究能源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系,可以较好分析能源效率提高的原因,从丽为全国节能工作提供有益的建议.本文将知识存量纳入生产函数,使用1995-2008三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选取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出三大经济区域的能源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回归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的各指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能源效率普遍要高于环渤海区域；2007年经济危机导致三大经济区域能源效率降低,同时却迫使产业转型,技术进步增长较快.另外,能源效率的改善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增长都可导致能源效率的提高,但技术进步由于回弹效应使得影响值较小.据此,本文提出了在分解节能目标时要考虑地区差异、处理经济危机时须防止能源消费反弹等政策建议.     

要素错配:解开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之谜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扩大及生态资源破坏严重的困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该研究从要素错配的新视角,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理论上,构建了描述资源型城市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型,考察了要素错配对城市产出效率、环境效率及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方面,基于2005—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改进后的方向距离函数(DDF),分别从劳动、资本、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五个维度对全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加以测算,进而检验了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确切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配置过度还是配置不足,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效率均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劳动错配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分析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回归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产出增长、能源消耗和环境友好三个方向上将转型效率进一步分解,研究发现各要素错配均会阻碍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但是不同于劳动错配和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对产出效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按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同地理区域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对转型效率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该研究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问题,从国家、城市和产业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并强调要注重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该研究不仅能够为解释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转型困境提供一个新思路,而且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制定和政策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2003-2011年中国22个城市群城市化"投入"与"产出"数据,利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各城市群的城市化效率和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利用Tobit回归模型对城市群城市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忽略污染排放的城市化效率测度往往会高估城市化的真实效率水平;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总体偏低,主要成因是要素资源投入冗余和污染排放过量;22个城市群在城市化效率水平、效率损失来源及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市群城市化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的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城市群城市化效率,必须坚持生态城市化理念,充分考量资源约束和环境消耗,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不断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劳动地域合理分工和产业转型升级;重视创新环境培育,提高城市群创新能力;因地制宜、因势利导,采取差异化的城市化效率提升措施。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可交易政策组合下的经济红利效应

市场机制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建立正确激励机制的优势,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是典型的市场化能源政策,如果将这两类能源政策进行组合使用,理论上可以更好地实现节能和CO_2减排。本文从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四个维度评价不同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运用非参数DEA方法模拟了命令控制型、混合型和市场交易型三种不同情形下的能源政策组合,并据此测算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30个省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的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和CO_2减排量。采用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表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节能、CO_2减排和经济增长三个驱动因素的贡献。相关实证结果表明:①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显著提高,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②在混合型政策组合下,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一方实施可交易政策,而另一方仍受行政命令管制,政策间会发生掣肘作用,此时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逊于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的结果;③当实施命令控制型政策组合时,能源消耗与CO_2排放均受到严格的行政命令管制,其产生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小;④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节能、CO_2减排与合意产出(GDP)增加都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但是与追求合意产出(GDP)增加相比,节能与CO_2减排更容易提升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生产效率是衡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对2000~2015年江苏13个地市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全省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年平均值为1020；空间分布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南部城市普遍高于北部城市，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2）各地市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变化，其中，规模技术进步变化是影响各地市旅游全要素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纯技术进步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旅游全要素的影响最小。（3）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交通、劳动力是各地市旅游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政策，推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大力提升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旅游产业效率；江苏省     

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视角

为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反思中国现行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环境政策能否在促进减排的基础上实现节能。在经济增长理论体系框架下,梳理环境规制与化石能源消耗的关系,从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分析其非线性关系,指出环境规制节能的直接效应是绿色悖论和成本效应博弈的结果,间接效应则主要来自技术溢出和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技术进步、治污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环境规制的节能路径模型,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人均能源消费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超越一定门槛,环境规制的节能效用才能凸显。然而,由于环保投资增速低于工业化速度,中国大部分省份都未能跨过这一道"门槛",仍处在环境规制的节能悖论时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水平较低、执行力不足等问题。环境规制的间接节能路径中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因技术进步的遵循成本效应与波特假说效应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环境规制的节能作用中未能享受技术溢出的福利;而结构效应中仅能源消费结构交叉项显著为负,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不仅未能倒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节能,反而因产业转移、产业逆淘汰现象加速了化石能源耗竭;高耗能产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导致要素投入结构对环境规制节能效果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现状决定了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实现能源节约效果显著,未来持续发展的潜力巨大。同时证实存在中介变量的门槛效应,反映了不同技术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化石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为此,建议未来环境政策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对技术进步和结构变迁的引导作用,迫使能源峰值提前到来,实现其节能的政策目的。     

基于DDF-DEA三阶段模型的省域节能减排效率评价

过去五年,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全面节约资源有效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然而环保部门数据显示,中国大气污染程度仍然十分严重。因此,评价中国各省域节能减排效率并提出政策建议,对优化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有着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河北、西藏两个地区,选取2015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样本考察对象,把能源消耗量作为投入变量,GDP作为期望产出变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废气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DDF-DEA模型测算各省域节能减排效率,并利用SFA模型剔除产业结构、废气治理等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节能减排整体有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量偏少,仅有北京市和广东省有效;(2)地区间节能减排效率差异明显,与经济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总体呈现东部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的态势;(3)纯技术水平普遍较高。造成节能减排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无规模效应,中西部地带尤为突出,特别是西部地带规模效应与最优规模效应差距太大,如何提高能源利用的规模效应是今后改革的重点之一。文章最后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层面给出建议: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企业是中坚力量,公众是重要参与者,为建设美丽中国,打赢蓝天保卫战做出共同努力。     

城镇化与工业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截面相关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

城镇化、工业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如何?如何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论文以能源强度指标代替传统的能源消费指标来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并应用考虑截面相关性和异质性回归系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使用共同相关效应组均值(CCEMG)估计方法对中国1978-2014年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实际GDP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降低0.412%,工业化水平增长1%,能源强度将会上升0.630%,而由于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增加、高度集中化以及规模经济的综合作用,使得城镇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联系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我国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进"五化"协同发展;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提升我国整体的能源效率,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推动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节能减排困境和财税政策选择

节能减排不仅是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要义,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在我国,要实现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目标,需要进行艰难的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跨越,并应采取体制、政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推进措施.包括政府投资、税收、政府采购和财政贴息在内的财税政策措施对于推进我国节能减排至关重要.本文认为,政府投资政策应重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应用,经由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税收政策应立足于综合采取增设环境污染税、低技术污染税以及税收优惠和减免等激励和惩罚并重措施;政府采购应通过扩大高效节能减排产品市场需求,引导企业生产行为;财政贴息则应侧重于解决企业节能减排投资以及技术改造过程中的资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