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能源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能源安全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石油世纪向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碳中和时代转型,将重塑全球能源安全新格局。文章基于化石能源的非均衡非均质点状分布特征,分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传统能源安全,其有着难以摆脱的能源地缘困境,而可再生能源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为打破地缘困境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束缚提供了新契机。基于此,文章以1990—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使用与能源地缘政治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以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显著弱化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化石能源进口依赖为主导的能源结构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在更换地缘风险测度指标,控制原油进口集中度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研究的文献,更为碳中和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强化碳中和时代中国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引领地位、助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     

1990-2015年世界能源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能源系统是从能源开采、能源生产到能源运输,再到终端消费或储备全过程的系统工程.能源在区域之间的运输促进了世界能源网络的形成,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能源空间格局也随着发生剧烈的变化.基于1990-2015年195个国家能源生产消费数据和贸易矩阵,采用双因子趋势图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世界能源生产、消费与运输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世界能源的生产主要分布在中东、亚太、前苏联、北美、中南美和西北非,原油、天然气和煤炭的空间格局也存在差异.②世界能源消费增长存在波动,高消费量高增长率的区域分布在亚太和新兴经济体,欧洲能源消费放缓,北美、日本、俄罗斯消费出现负增长趋势.③从世界能源运输来看,能源出口集中在前苏联、中东、西北非和中南美地区,能源进口集中在亚太及欧美地区;世界能源运输整体流动性增强,中东和北非局部时期存在波动;能源生产国外向中心性不断攀升,亚太和新兴经济体内向中心性增长最快;形成“核心-次核心-节点”的层级结构,欧洲地位下降,亚太作用增强,多元化趋势显现;能源运输存在8条主要路径.④经济增长、政治局势、国家关系以及能源开发技术都对世界能源时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各国也纷纷通过能源来源多样化、双多边合作、能源战略储备、新能源开发保证自身能源安全.随着页岩油气开发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普及,尤其是煤炭消费在世界范围的放缓锐减,未来世界能源空间格局也即将发生重大调整.     

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

当前,全球正发生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并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低碳经济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本文从温室气体减排压力、能源安全和资源环境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在对国内外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综述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论证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方法。即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最后提出了我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①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②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③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④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     

国际环境制度对能源安全战略的重大影响

能源安全一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在追求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2l世纪,国际环境制度的逐步形成为能源安全赋予了新的涵义,生态安全已经成为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障能源供应为主要出发点的传统能源安全观逐渐向着涵盖能源供应、经济竞争力和环境质量三大要素的“综合能源安全观”的方向发展。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及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影响

文章结合目前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引入新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创新,从而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从技术创新效应、结构升级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和低端锁定效应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嵌入地位对产业碳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制,然后通过匹配TIVA数据库进行全球价值链(GVC)的测度,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对中国产业碳生产率具有不同的差异性影响。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会显著促进产业碳生产率,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则与我国工业碳生产率呈显著负向关系。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不仅直接影响碳生产率,而且通过技术创新等交互效应间接影响碳生产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地位显著抑制了技术研发对产业碳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目前阶段提升环境规制的强度会降低嵌入程度对中国工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嵌入会显著促进中国产业碳生产率。研究认为: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继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同时应鼓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为此,需要调整好环境规制的强度,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清洁化升级;不断加快科技创新力度,尽量提升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前向参与,以利于我国产业碳生产率的跃迁。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的双重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变暖正逐渐演变为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出台“1+N”“双碳”政策体系。该研究通过两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对23份共计16万余字,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和省份颁布的“双碳”政策文本进行解码与分析,廓析中国“双碳”政策路径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轮廓,厘定不同政策路径下的组态结构和规制强度。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双碳”政策路径已然十分全面完整,其中:行政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管控、法规与标准体系、重点行业降碳治理、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双控)、生态碳汇;市场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制度语法学分析结果表明:“双碳”政策路径以ADIC规范性陈述为主(177个,占比52%),其次是AIC策略性陈述(130个,占比38%),而ADICO规则性陈述最少,仅33个,占比10%。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ADICO的制度语法结构是最理想的政策陈述范式,因为该结构的政策规制强度更大,也更容易实现其治理效能。毫无疑问,政策规制是有效缓解“双碳”治理压力的重要抓手,更是确保实现“双碳”治理效能的确证性手段。政策规制主要面向高耗能高排放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以政治动员和行政法令为手段,推进高碳领域的“双碳”治理。通过进一步构建“双碳”政策规制机制的理论框架,按照规制强度将“双碳”治理分为“强制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提出两种“双碳”治理范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正是行政机制下的科层动员和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同时,随着未来“双碳”目标的逐步实现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逐渐脱钩,治理逻辑需要从“强制性治理”逐步转向“柔性治理”,从“行政科层制动员”转为“市场资源均衡配置”。     

科技支撑 科学发展——在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控污减排,有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任务.中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出口大国,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大力开展节能减排,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选择与战略框架

能源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可持续能源战略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能源安全与能源战略日益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和国家安全战略中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从中国的现实状况出发,阐述了制定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性,提出了能源安全的选择路径,构建了全面性能源安全战略框架,为制定我国长期能源安全战略提供参考.论文认为: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是能源可持续供给、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突发事件合理应对、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路径应从能源供给安全、能源生产和使用安全、能源运输安全、能源环境安全及能源安全预警机制等方面进行选择；健全能源管理体制、能源政策、能源市场、能源技术、能源战略储备、提高输送能力、能源环境与节能是能源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国家能源安全综合协调机构；运用市场机制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能源利用多元化；加快替代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加强能源资源的战略储备.     

欧盟及英国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启示

欧盟为实现2050年“零碳欧洲”的目标制定了详尽的能源与气候相关政策,文章通过对欧盟及英国能源与气候领域实现碳中和相关政策的梳理,总结出其主要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欧盟能源与气候政策特点包括：(1)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将欧盟整体减排目标按照公平原则分配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制定并调整各自目标确保整体目标的实现;(2)制定详尽的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部门转型规划,重视风光、氢能等新能源技术的应用,设定煤电转型、核能发展、能效提升、碳捕集、电气化、建筑改造等具体发展目标,并突出能源安全在转型规划中的重要性;(3)设立完善与成熟的碳市场制度与公正转型机制支持转型目标的实现,并通过技术对话与气候融资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中国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中应首先研究制定全国碳达峰与碳中和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统筹制定各省份公平公正的转型方案,并细化各部门的达峰中和方案,加强关键技术的示范与研发。同时,应注重保障制度的建设,发展与完善碳市场制度、绿色金融体系与公正转型机制,兼顾能源系统转型中的社会经济效益。     

地缘政治动荡对中国能源环境的全局经济影响及其对策

乌克兰危机正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供应形势。由于中国较高的油气对外依存度,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对中国能源安全特别是油气的供应和经济安全有重大影响,油气进口的供应短缺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及能源环境造成怎样的冲击？为此,该研究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进口供应中断和价格管制行为,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不同程度的油气进口供应短缺对中国社会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影响,并设计了两套包括强化上游开发和发展可再生电力的配套措施。结果表明：(1)油气进口供应短缺会对中国GDP和城乡居民福利带来负面影响,且中断程度越强所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2)从能源消费端来看,煤炭受GDP损失和能源替代的叠加影响,总体需求相对稳定;石油需求出现大幅下降;而天然气得益于国内大幅增产和价格管制,其需求降幅不大。从能源生产端来看,GDP损失使得能源需求下降,导致电力生产下降;煤炭生产受GDP损失及对能源替代的叠加作用,总体变化不大;而油气生产受价格抬高和供应中断的刺激,产量大幅上升。(3)油气进口供应中断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同时也有较明显的协同减排效果。(4)强化上游开发和发展可再生电力均有助于减缓油气进口供应短缺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从中亚局势看我国石油能源安全战略

“9.11”美国遭恐怖袭击 ,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 ,传统的安全战略理念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 ,各国都在进行着重大的战略调整。美阿开战 ,世界石油市场骤升骤降 ,未来的发展变幻莫测 ,难以预料。与世界政治军事及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石油安全战略 ,又一次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ＡＰＥＣ会议通过的反恐宣言中 ,制订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八项措施 ,其中第四条专门论及能源安全 ,提出“通过‘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安全倡议’机制 ,加强地区能源安全 ,研究本地区能源供应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远挑战的应对之策”。作为世…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双碳”目标、碳税政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在未来中长期范围内实现减碳乃至净零碳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对能源具有强依赖性。研究“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作用传导机制,探索如何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好统筹推进碳减排和产业链发展韧性,对于统筹中国经济安全与发展、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确保“双碳”工作平稳、有序、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根据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通过基于产业链总值核算法和产业链增加值核算法两类情形下的碳税政策进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中国31个省份制造业的产业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联,表明产业链关联对于贸易成本是敏感的。而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均会导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波动,但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波动的影响更大。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无法避免政策成本沿着产业链积累和跨区域产业链的不对称减排问题,从而导致跨区域的碳转移现象,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克服跨区域跨行业的政策外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业链的“碳泄漏”,有利于政策上实现“碳公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基于产业链增加值的碳税政策框架下,存在最优碳税税率使得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冲击最小。据此,研究提出完善“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核算方案、探索“双碳”政策背景下的全产业链系统治理方案、探索“双碳”目标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案等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国际安全战略的博弈新视角

作为能源消费第二大国。中国能源的国际安全问题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无法解释强者往往选择“背叛”战略的现象，无力面对安全领域缺乏合作的挑战。而现实主义对博弈最优合作给予了最悲观的认识，因而无法解释日益增多的合作现象，这就决定了寻求建立适合的博弈模型来解决能源安全困境的迫切性。为了解除中国能源国际安全的现实困境，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视角，建立博弈模型。得出中国能源的国际安全战略应是冲突与合作共存。博弈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博弈方采取的策略选择和博弈阶段的变化。建议加快中俄能源合作、加强同中东国家的能源产业一体化、应突出周边甚至大周边外交、参与和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来实现中国能源国际安全战略。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中美贸易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碳泄漏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具有复杂的环境影响。本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中美贸易为例,分析了2002-2011年中美贸易所产生的经济溢出和碳泄漏。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中美双方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是促进世界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中美贸易显著地提高了全球的经济效率,同时损失了一定的环境效率。2002-2011年,中美贸易使世界经济总量增加了302.05亿美元;与此同时中美贸易导致的全球碳排放额外增加量也逐年上升,由78.1 MMTCO2上升到401.96 MMTCO2,十年间累计增加了全球碳排放3 464.78 MMTCO2。中美贸易所导致的全球碳排放效率损失正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2002年中美贸易每t碳泄漏的经济溢出量为0.28美元,2011年这一数值下降到0.08美元,下降了70%以上。贸易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在未来的政策设计中,既要看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需要对贸易中的碳泄漏给予额外的关注。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技术创新与企业排污强度

贸易与环境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同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是环境效应改善的关键动力。该研究在阐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排污强度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并使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和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进一步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表现出正向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以降低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这一核心结论在经过更换衡量指标、更换样本数据以及内生性讨论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企业排污强度;(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技术水平以及区域特征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外资企业、高技术水平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排污强度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4)与传统新古典框架探讨环境问题关注...     

大国气候博弈的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气候变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未来拥有更多碳减排空间和先进碳技术的国家将在全球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欧盟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等三方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争夺将更加激烈。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已成为大国气候博弈的有力工具，如何在大国气候博弈中破局成为中国制定气候战略和减碳政策的重点。该研究利用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欧盟和美国对进口产品施加碳关税政策进行大国气候博弈为假设，设定八种可能情景，对中国受到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福利出现损失，同时对碳密集型商品出口有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减排影响较为微弱。(2)欧美的碳关税政策对于欧美自身的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3)中国出口退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的碳排放。(4)中国政府需谨慎对待对进口商品施加碳关税的反制措施，其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建议中国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主动缓解碳关税带来的...     

中国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总量控制下的碳市场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会增加企业的碳排放成本,进而可能降低企业的贸易竞争力。本文选择全国碳市场覆盖的6个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行业,以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行业出口值和出口竞争力指数作为贸易竞争力的衡量指标,研究了碳价格对它们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由于缺乏全国碳价格数据,本文选用能源成本作为碳价格的代理变量,先研究能源成本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通过碳价格向能源成本的映射关系,再研究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首先,本文设定(对数)线性模型,研究了行业能源成本对行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元,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约下降0.0136;行业能源成本每提升100%,行业出口值和行业出口竞争力指数分别下降约22.97%和12.26%。然后,本文研究了行业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建立碳价格向行业能源成本的映射。由于短期内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比较稳定,每消费1单位能源,行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就相对固定,但又因行业间的能源结构存在差异,相同的碳价格映射到各行业的能源成本也就不同。之后,本文构建存在全国碳价格的反事实情景,通过映射关系研究了不同水平碳价格对覆盖行业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和累积影响。结果显示,碳价格对覆盖行业的贸易竞争力的边际影响递减。由于行业能源成本、映射系数及出口规模的不同,碳价格对覆盖行业出口值的影响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