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产品应对碳关税策略的理论分析

碳关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由欧盟等发达国家提出的,是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之名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中国是一个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碳关税的实施必将影响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本文首先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征收碳关税问题上可能采取的最终策略;然后采用古诺模型探讨了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背景下,中国应采取哪些策略可以减少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最后,基于情景分析和蒙特卡洛模拟的结果,提出了全球碳关税背景下中国应该采取的最优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发达国家很可能会强硬征收碳关税,而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会妥协.②中国可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对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向发达国家征收报复性碳关税、对内征收碳税以及开发低碳农业技术等.③在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情景下,中国的最优策略是对内征收碳税.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中国—欧盟碳泄漏问题实证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公认为是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碳泄漏问题是目前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欧盟等以存在碳泄漏为由欲对非减排国家征收碳关税.在此背景下,本文对碳泄漏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认为,碳泄漏有三个主要渠道:化石能源的国际贸易、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其中,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一直是争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角度对中国与欧盟之间碳泄漏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选取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肥、玻璃和玻璃制品、纸张和纸制品六个碳密集型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与欧盟碳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比率作为指标,考察欧盟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措施(1992年)以来该指标的变化趋势,以确定中国与欧盟之间是否发生了碳泄漏以及程度如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欧盟之间可能并未发生碳泄漏,或者即使发生了碳泄漏,其程度也很微弱,不足以成为欧盟征收碳关税的理由.     

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碳关税是美国提出的针对国际贸易中高能耗进口产品征税的一种新型绿色贸易壁垒。从表面上看,碳关税的提出是为了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促进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质上,碳关税的提出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夺取世界经济新的话语权,同时也是为了制衡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机制有二:第一,碳关税产生的价格效应促使出口商品成本上升,出口量下降,造成出口国净福利损失。第二,长期来看,碳关税的环境规制效应会促使出口企业实施创新、改进效率,企业竞争力增强。但是,就短期来说,由于我国尚不具备"波特假说"成立的前提条件,碳关税会促使成本上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指出碳关税的推出将对我国当前出口贸易形成严峻的挑战,长期看将有利于我国市场结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改善。基于以上的分析,文章提出了政府"环境外交"、逐步开征国内碳税、构建绿色制造体系等政策建议。     

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研究进展——中国《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三部分》解读

2022年10月,中国发布了《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其中减缓气候变化部分首先阐述了国际气候治理新机制给中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现阶段碳减排成效以及经济转型对碳减排的影响,然后对能源部门碳减排、能源需求部门（工业、建筑、交通）碳减排、碳汇和非二氧化碳减排、CCUS和地球工程进行了评估,最后分析了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路径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愿景。这些评估分析结论为中国更好地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国碳市场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自京都议定书确定市场机制减缓气候变化以来,国际碳市场发展迅速,呈现全球化、金融化的发展趋势。从经济利益角度来分析,国际气候谈判的本质,一是发展空间的争夺,二是经济利益的竞争。由于碳市场具有政策兼容性强、区域行业拓展性强和金融衍生性强三大优点,国际碳市场将是各国经济利益博弈的主要载体,市场机制将成为未来全球气候协议的核心要素。通过深入分析市场机制与全球气候谈判长期目标、资金、监测报告核查以及行业减排等重要议题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核心利益之一就是旨在推动建立全球统一碳市场。一方面通过控制全球碳市场的标准、市场、金融等体系和规则主导话语权,继续保持发达国家在全球低碳发展下的经济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则可巧妙逃避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责任与气候债务。基于国际碳市场发展的深刻背景与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的情况,对中国发展碳市场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四方面建议:一是中国碳市场发展目标应服务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政策和目标;二是中国碳市场应以实体经济为主体,并服务其升级转型;三是建立和发展全国统一的碳市场首先必须考虑区域不平衡的原则;四是中国碳市场的国际链接应与中国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进程结合,特别是应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相结合。     

碳关税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和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碳排放逐渐从环境问题演变成政治经济问题,碳关税是发达国家推崇的新型贸易壁垒,以此来增强本国产业竞争力,这对于碳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无疑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为了提前做好准备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以我国出口结构中高碳产品最密集的制造业为对象,研究碳关税措施和出口贸易行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气候变化问题和国际贸易两大体系之间建立关联。本文首先构建碳关税的局部均衡模型,从几何分析和数理分析两个维度出发,探讨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和社会福利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GTAP模型,模拟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四种情境下征收碳关税的情况,分析实施碳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各行业出口结构的影响,以及对我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会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出口量减小;我国开征国内碳税会导致制造业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上升,出口量减小,但出口减小幅度低于美国对我国制造业征收碳关税时的出口减小幅度;美、欧等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将导致我国化工橡胶制品行业、石油煤炭加工工业以及造纸业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减少,其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为造纸业,出口降幅在1.79%-6.05%之间,而其他非能源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出口增加;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我国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下降水平在21.34亿-83.47亿美元之间。最后,从国际协调、出口结构调整、绿色制造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论碳关税的福利效应

哥本哈根会议上碳关税引发热议,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讨论的焦点.本文从碳关税的内涵出发,梳理了有关碳关税问题的已有研究,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对征收碳关税情况下进口国、出口国的福利以及全球福利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进口国征收碳关税能提高本国福利水平,减低出口国的福利水平,但福利变化程度取决于进口国国内碳税、出口国是否征税国内碳税、进出口国国内碳密集度水平等情况.进一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公共品,用全球福利最大化代替进口国福利最大的约束条件,探讨了最优碳关税的确定方法,认为最优碳关税取决于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值,由出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的差异与进口国国内碳税与外部性差异的比值来决定.温室气体减排是国际贸易面临的新问题,碳关税仅仅拉开了以气候变化之名进行国际贸易保护的序幕,如何有效地将国际气候变化规则纳入国际贸易利益的维护中是我们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评述

基于广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总结,凝练了“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现状、特点及成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结论包括: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呈现递减态势,之前“以外促内”的国内气候治理特点逐步转化为“内生动力为主”和“内外协调”;从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看,“集思广益”“上书模式”持续,“上下互动”“智库支持”的政策学习特点更加明显;从政策体系上看,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完整体系,推动气候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从政策总体特点看,呈现规划主导并引领、行政手段先行市场机制跟进、由点到面有序扩展、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中央和地方互动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短期内政策成本较高等特点。“十二五”至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效果明显,提前实现了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并在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广泛协同效应。“十三五”中期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中央到地方气候政策和行动进入调整阶段。同时,更加强调气候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应该尽快走出调整期,充分利用新体制的优势,以碳总量控制目标为抓手,坚定推动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多措互补的政策体系,注重适应行动以应对不断放大的气候风险,继续提高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参与度,并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储备。     

国际跨区碳市场及其能源经济影响评估

建立全球性跨区域碳市场被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方式而一直备受关注。即将在2015年建成的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成为国际跨区域碳市场的重要尝试。为分析建立多国参与的国际跨区碳市场的全球减排效果及其对各参与国的能源经济影响,本文采用表达能源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做出定量研究。模型将全球经济体分为20个经济部门和19个区域,并刻画有17种能源生产技术。同时为模拟全球碳市场政策,模型将碳排放权作为与化石能源消费相绑定的必要投入考虑到经济部门的各个生产与消费环节当中。在外生设置碳排放配额的同时,模型允许碳排放权像商品一样在不同区域与部门之间进行交易。考虑到全球碳市场的进展速度,本文选取2020年为研究时点,分别设计了四种情景(参考情景、独立碳市场情景、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以及中国-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来探讨欧盟、中国、澳大利亚三国参与下的全球碳市场及其影响。研究表明,在各国2020年减排目标约束下各国碳市场的排放权价格有较大差别,澳大利亚碳价最高(32美元/t CO2),欧盟价格稍低(17.5美元/t CO2),而中国碳价最低(10美元/t CO2)。同时尽管中国的相对减排量(3%)低于欧盟(9%)与澳大利亚(18%),中国的绝对减排量也远远大于欧盟与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由于中国相对减排成本较低,中国加入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促使国际碳价从22美元/t降至12美元/t,欧盟和澳大利亚分别向中国转移71%和81%的本国减排任务,同时分别获得0.03%和0.06%的福利增加。由于排放约束影响,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效提升1.4%,煤炭发电量下降3.3%,而清洁能源发电量则上升3.5%。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绩效及其对世界减排的贡献

碳排放和大气污染作为威胁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中国既是碳排放大国,又面临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其对全球减排市场的影响极其重要。然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肩负的发展任务与减排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鉴此,本文应用多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要素变动、自发性能效改进和外生性能源技术进步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大气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并估算了中国实现碳减排目标(2030年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且2050年碳排放量为2015年的50%)情景下的大气污染排放量及对世界减排的溢出效应。在排放物种类方面,本文将考察多种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全氟化合物)和污染气体(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排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气体减排和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协同效益。当达到碳减排目标时,2050年基准情景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分别减少了34. 51%、31. 36%、10. 42%和22. 75%。②按照现有的能源技术难以有效减少未来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排放。只有当中国各产业部门能效增长达到年均约2. 6%时,中国才能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其减排目标。③中国碳减排对全球减排有正溢出效应,尤其对周边地区、美国、欧盟等贸易来往密切的经济体影响较大。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比如加大对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在鼓励生育和实现减排目标之间做出一定程度的权衡;发挥中国的大国示范作用并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载体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约束制度的构建等。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简称"气候技术清单")的编制对于促进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对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已有气候技术清单进行分类梳理,提出现有技术推广清单、技术需求清单、未来技术清单的划分框架;以此为基础集成不同方法和信息,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现有技术推广清单、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未来技术清单共4份技术清单,并从技术成熟度、减排成本、减排潜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对部分核心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均已有较为成熟的减缓/适应技术作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支撑,多部门协作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的体系已经建立且在发挥积极作用;气候技术需求集中在传统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类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管理决策类支撑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在3大领域12个亟须突破的技术方向;关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深度减排/零碳排放技术和地球工程类技术(CDR和SRM)在未来全球减排格局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对其综合成本效益、技术融合方向、技术成熟度以及道德伦理、生态影响等方面不确定性程度的判断,关乎着国家技术战略方向。同时,针对中长期技术部署、提升技术转化率、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形成技术清单协同更新与发布机制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美两国选择不同时间开始减排二氧化碳的模拟研究

气候保护是一个国际性问题,气候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两个碳排放大国,对世界气候保护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多国气候保护宏观动态经济模拟系统,模拟中美两国在不同时期开始减排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模拟发现,在研究中国减排进入时间的问题时,相对不减排情况,中国在讨论的五个情景里参与减排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损失,而且越早参与减排,GDP损失的越多.世界其他国家都从中国的减排方案中获得了利益.和讨论的中国进入方案相似,美国实施减排政策与不实施减排政策相比,本国的累积GDP会损失,而世界其他国家累积GDP会增加.从对世界温度的影响来看,两国实施减排与不实施减排的影响程度较为接近.从对全球累积GDP的影响来看,美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响要大于中国的减排政策对全球GDP的影晌.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召开了十五次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岛路线图"等重要成果,确定了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国际社会已准备就《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进行谈判,各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与学者围绕减排义务的类型、区别对待与责任分担,提出了多种方案。发达经济体是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奥巴马总统将气候变化政策作为重点政策领域之一;欧盟与日本则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如印度已制订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承担气体排放减少量化任务,但仍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布什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政策评析

美国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和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其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备受关注。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宣布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2月提出“全球气候变化计划”。布什政府实际上在以各种借口推托美国应该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国际责任，这将对以UNFCCC为基础的全球气候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并对全球气候政策提出挑战。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宏观愿景下,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有助于促进企业开展碳减排工作,发挥企业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综合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评价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采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消除股市周期性波动、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工具变量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会因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区域位置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性。其中,碳信息披露的碳减排效应在低融资约束水平下不显著,而在高融资约束水平下显著为负;在东部区域之外企业中不显著,而在东部区域企业中显著为负。(3)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碳信息披露主要通过企业间资本流动和生产调整机制推动企业碳减排。提升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不仅有助于投资者甄别企业碳排放水平,进而减少对高碳企业的投资,还可以向企业管理者反馈有效的生产信息,帮助企业及时调整生产活动,最终推动企业实现碳减排。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强化企...     

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的融资机制与中国角色

气候融资问题最早源于全球环境合作,随着气候治理与全球经济、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协同演化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包括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共资金资源如何用于支持全球提供气候公共物品;如何管理和调控全球的金融市场和机构,为气候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资金;以及政策、市场与机构如何应对包括气候变迁、极端天气、能源转型、碳价格在内的相关风险三个方面的内涵。本文系统回顾了全球气候融资的发展历程,概括出它在演化过程中表现的三个阶段:由碳融资到气候融资过渡、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气候风险主流化提速与气候融资体系面临重构。通过梳理最新的与气候资金相关的法律文件、信息通报、文献资料和智库报告,可以发现目前全球气候融资格局具有如下局限:(1)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尚未形成一体化机制;(2)各种资金机制之间的低协同性降低了气候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3)新旧多边发展机构缺乏协同机制与模式创新。本文进一步考虑美国"去气候化"策略对全球气候融资的影响,表明美国政府的退出策略加深了各界对巴黎目标的担忧,气候融资领导力由此进入更迭期。另外,化石能源投资短期内有反弹迹象,但向新能源转型的全球趋势尚未受到明显冲击。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中角色定位及政策建议,包括推动建立一体化的全球气候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完善新兴多边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路径与方式创新以及以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为契机,加强我国气候融资软实力等。     

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依托完善的气候政策体系，良好的气候政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抓手。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十分迅速，但地区不均衡性突出，这意味着气候政策扩散遵循着多元路径与多元机理。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扩散路径与机理，该研究吸收垂直影响模型、水平影响模型、内部决定模型等政策扩散理论成果，结合中国实践，提出中国气候政策扩散模型，并使用2007—2019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气候政策扩散受到“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的影响“，自下而上路径”的影响并不存在。自上而下路径与水平扩散路径还存在共同作用，但作用方向视中央政府的干预手段与同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而定。(2)试点推广、地理扩散与竞争扩散构成了中国气候政策的扩散机理。中央政府通过引导性的“试点推广”驱动气候政策扩散，而非强制性的“政策压力”“。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可以推动气候政策在同级政府间的传播。(3)不同扩散路径对应不同的扩散机理。自上而下路径通过“试点推广”发挥作用，而非“政策压力”。气候议程顺位较低、气候政策推行的因地制宜原则是政策压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水平扩散路径的作用机理包括“地理扩散”和“竞争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