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运用197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当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产生"诅咒"。     

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运用197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当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产生“诅咒”.     

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的市场机制建设与经济转型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相当迫切的重大问题。其中,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改革进入深化阶段背景下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国家给予东北资源型城市诸多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援的同时,经济改革推进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市场的"无形之手"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也在发挥。本文强调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基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着眼点在于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事实,我们提出用地方政府支出增量作为市场机制(市场化程度)的逆变量,并引入资源丰裕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交叉项,对我国东北三省2005—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经过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1%的提升,能促进经济转型提高0.228%;且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与资源丰裕度大小无关,即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不受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同时,对本文的研究样本,市场机制对经济转型的边际效应均为正。检验的结果在应用均差组内估计和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用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年均人口总数的比例作为市场机制指标,以及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都保持稳健。实证分析的结论为我们在东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继续坚持以改革为主的政策提供了证据,我国东北三省能源资源型城市要摆脱"资源诅咒"和资源耗竭带来的经济发展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继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资源效率是可行的发展之路。     

基于集聚优势视角的资源诅咒现象分析

资源诅咒是指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限制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国际经济学界一直在寻找其中的传导机制,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有的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有的认为是因为荷兰病所致,有的则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还有人认为是丰裕的自然资源引发了寻租和腐败.笔者则是另辟蹊径,运用集聚优势理论,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生产优势、金融优势和战略优势的影响入手,全面地解释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资源自身的作用在不断下降,而丰裕的自然资源又使人力资源优势和技术资源优势丧失,从而降低了生产优势;丰裕的自然资源又通过汇率的变化使金融优势变弱;丰裕的自然资源还影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战略、政治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从而使战略优势降低.丰裕的自然资源对三大优势的影响,降低了该国或地区集聚优势的能力,抑制了经济增长,从而产生资源诅咒现象.笔者还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避免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     

“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分析——来自印度经济增长模式的启示

本文以印度经济增长模式为例,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了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生成机制与优劣势。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薄弱、精英人才涌现"的资源禀赋结构、社会内部消费需求拉动、相关产业支撑、龙头企业带动、自由化的政策改革环境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促进了印度"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的生成。基于此,通过中印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比较,指出"跨工业化"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资源环境友好特征、能借助服务业的发展反向刺激工业发展等优势;并揭示了"跨工业化"增长模式的劣势,即难以提高就业率、服务业持续发展缺乏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撑等。鉴于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发展面临资源与环境高消耗的困境,我国应借鉴印度经验,培养服务业人才队伍、提高社会消费需求、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培育服务业龙头企业、加快服务业自由化改革、提高服务业创新能力,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增强服务业对工业的反哺效应,保障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下"又快又好地和谐推进。     

中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来说究竟是“财富”还是“诅咒”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国资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但资源禀赋通过何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尚缺乏理论和实证检验.本文以“条件收敛”假说为基础,构建了资源禀赋对人均收入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地域分布与储量前十名的18个省(区)19年的自然资源储量以及经济社会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大小的同时,对我国资源富集地区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自然资源禀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既存在正面的直接效应,也存在负面的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自然资源禀赋主要是通过影响投资、受教育水平、开放度、R&D等社会经济变量,降低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1949年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

系统地回顾了建国后国内与海外学者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的历程和主要成果,重点梳理了动力机制演进规律、研究特色及问题。认为中国工业化动力机制研究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垄断阶段;西学引介与国内实证并举,建构二元工业化理论阶段(1978-1990);21世纪前后基于实证建构制度变迁诱致型工业化驱动阶段。而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集中于人口、政府和市场驱动三方面实证研究,21世纪前后重点讨论FDI为代表的新生要素驱动机理等。总体上,工业化与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呈现1978、2000两个转折点,主要是因为制度改革造就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渐变转型。最后,从制度改革的深入、资源环境问题、人口结构转型、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发展等共同挑战展望了未来研究重点。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遥感与GIS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资源与环境动态监测中的应用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之一,但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资源紧缺和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科技人员充分发挥ＲＳ、ＧＩＳ、计算机制图技术及网络技术等学科前沿的优势,研制了“长江三角洲地区遥感卫星动态决策咨询系统”。     

中国省际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研究

水资源低效利用成为目前各省经济发展中要素投入的"新常态"问题,由此产生层出不穷的跨界用水纠纷和水污染事件,因此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消耗的关系,改善地区间用水的公平性。选取水资源禀赋量、人口数量、GDP总量和用水总量等指标,借助对比柱形图、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多种方法,对中国各省份水资源利用的差异性进行分析,并根据水资源消耗的主要用途及水资源污染的严重态势,从经济和生态两个视角分别构建用水匹配指数,通过指数矩阵对各省水资源消耗的公平性进行评价,从而从总体上对全国各省水资源利用情况进行判断。研究表明,基于人口加权的全国生活用水基尼系数为0.311,且各省的基尼系数值差异较小,生活用水相对公平;但上海、江苏、宁夏等省份水资源禀赋与用水量严重不协调,西藏、四川、广东等省份资源禀赋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各省经济用水差异性较明显,且东部用水泰尔指数的地区间差异要明显高于地区内差异,东部地区用水泰尔指数的地区间差异贡献率占主要地位,达到62.92%,大约为西部地区的10倍;水资源经济与生态效益双强型省份仅只有5个,而23个省份都是经济效益或生态效益单强型,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弱型省份有3个,这也充分表明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的经济产出或水污染排放物相对于其水消耗总量是不对称和不公平的。根据研究结果得出如下建议:针对不同类别的省份,国家有必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改变目前各省份用水的差异性,不断促进用水分配趋于公平。另外,各省份应积极响应国家宏观政策,根据自身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以优化地区间用水的公平性。     

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动态转换机制及空间异质性分析——基于平滑面板转换模型和趋势面的检验

"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是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两种不同状态,分别表示资源相对不足和资源相对丰裕下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转换且这种转换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针对资源丰裕度不同和发展阶段不同的异质性区域而言,研究其资源所起的约束作用,就显得很有政策含义。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曲线重构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并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起二者转换的判别条件及转换机制模型。通过选取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平滑面板转换(PSTR)模型考察了"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之间的转换机制,并且在此基础上运用趋势面分析方法分析其转换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理论模型推导发现,在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条件下,当资源增长弹性不等于2/3时,"资源尾效"和"资源诅咒"可以相互转换;②随着资源投入量的增加,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作用表现由"资源尾效"向"资源诅咒"转换,其水土资源投入量的转换点分别为203. 00亿m3和134. 00千hm2;③长江经济带水土资源约束的空间分布总体趋势刚好相反,水资源约束空间分布在2009年发生突变,而土地资源约束作用空间分布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却并不明显。本文的启示在于,水土资源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要保证长江经济带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关注水土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要合理利用水土资源使得资源约束的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更加平缓,尽量减少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另外要重点关注资源约束区域差异,针对不同地区制定有效的措施。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中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判断得到我国人口城市化仍处于低增长水平的线性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同等经济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文章提出了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理性选择。     

西部地区工业化质量时空演变及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自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成效显著,增速甚至超过了东中部地区。即便遵循新型工业化发展路径,但快速增长仍带来生态环境破坏、资源过度输出、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工业化质量堪忧,高质量发展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命题。为全面评价西部地区工业化质量状况,本文建立了工业化质量三维模型,运用超效率DEA、超效率SBM等方法从绿色效率、创新效率、经济效率三个维度评价西部地区11个省份2005—2016年工业化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从西部地区11个省份横向对比看,各个省份工业化质量具有平稳、波动、优化且波动、恶化且波动4种时变性特征,但不同阶段表现出路径依赖增强的持续性特点。②从2005—2016年纵向对比看,西部地区工业化质量高效率模式的地理格局呈现由边疆地区向靠近内陆地区演变的新特征。③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不均衡,演进成果存在差异。工业绿色效率呈下降趋势(从0. 87下降至0. 48),创新效率呈"倒U"型走势(均高于1. 00),工业经济效率总体较低(0. 45～0. 57之间)但稳中求进。模型结果显示三者间存在当期或滞后的显著影响,三类高质量发展路径存在。基于研究结果,西部地区各个省份依据本省现状筛选出工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工业化具有多重发展目标,绿色、创新、经济效率发展理念之间的互相促进作用客观印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制造强国战略丰富的理论内涵。     

中国区域经济与资源丰度相关性研究

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选取水、耕地、森林、能源、矿产等五种资源．验证了1978—2004年中国不同种类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问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①资源诅咒原理在中国内部区域之间仍然成立，除水资源外．耕地、能源、矿产和森林等四种资源的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都呈现负相关关系．其程度由裔到低依次是：耕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森林资源；②遭遇“资源诅咒”的省处于“资源丰度一经济发展”坐标系第Ⅳ象限。并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③各省人均GDP与综合资源丰度的对数成反比．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反的变化趋势；④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往往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荷兰病”效应、制度效应、“挤出”效应以及区位和交通因素等方面。     

湖北省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化的关系

近20年来,湖北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这对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产生了一定隐患。选择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作为主要分析指标,应用对比分析与最小二乘法分析了1990~2007年湖北省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其能够解释耕地资源占有量的9298%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近20年的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经济增长是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单位经济增长付出的土地代价会逐渐下降;同时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流失严重,平原地区比丘陵地区耕地减少量大。研究结果可以为湖北省在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合理利用土地和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为其他省份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中的耕地变化提供借鉴。     

禀赋差距还是权利缺失: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理论与实证研究

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表现出的区域差距,大量的研究多运用要素禀赋结构差距解释,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在特定经济体中区域差距的持续扩大。本文从经济权利禀赋出发,提出了一个合理解释地区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1990-2005年我国欠发达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表明：尽管物质资本存量在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禀赋差异不仅是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原因,也是区域差距持续扩大的结果。在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转型中产生的权利缺失成为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地区自生能力相对低落、差距持续扩大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