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     

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理论与实证

在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核算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1990-2006年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呈现增加的趋势,主要分布在人口众多、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②农业面源污染形成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发展导致农产品需求结构、农业结构的变动等都会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环境因子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产生量的差异;对农产品消费数量的增多和对耕地的消耗增大,农业生态系统面临更大的生产集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公众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增多,环保意识也大大提高,为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政策提供了有效执行土壤,另外,经济增长也为加大环境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可能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压力;③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演化、技术进步、环境管理制度等方面是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应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政策创新的重点。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关系的协整检验——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1992-2009年数据的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三峡库区重庆段1992-2009年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增长是影响三峡库区重庆段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且种植业、养殖业和农村生活三大类污染源排放量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都具有协整关系;②短期内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化引起三类农业污染源排放量的同方向变动,长期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对农业面源污染有减缓作用,这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增长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所揭示的一般规律相同;③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种植业、养殖业的污染排放量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经济发展是农村生活污染排放量增长的原因,农村生活污染排放量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之间是单向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库区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带来的负面效应,必须依赖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种植业中化肥、农药、农膜和秸秆等的利用率,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特点以及与河流的远近,规划好农业、林业、畜牧业的结构,大力发展环保型、生态型农业,以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保持环境质量之间的相互协调。     

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广东省1995-2013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验证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EKC"倒U型"曲线,并运用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进入转折期;而VAR实证结果则验证了EKC结果,并发现面源污染对经济发展具正向影响,而负向效应较滞后。因此,要重视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治理力度,提高农户生态环保意识。     

中国化肥面源污染EKC验证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1990-2008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规律的驱动因素进行理论与定量探析,以期为协调农业环境与经济增长和谐发展,进而实现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库兹涅茨曲线的低值超越找寻政策着力点.结果表明,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典型的倒U型曲线的关系.在影响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时空演变的诸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和环境需求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农业环境的污染程度;农民非农就业程度的不断提高、城乡二元环境管理体制、蔬菜和瓜果类等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和复种指数的提高是中国化肥投入面源污染不断加剧的熏要原因.农业技术进步有利于降低中国化肥投入的面源污染,但由于中国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和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和应用水平低下,使得农业技术进步环境效应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及控制研究进展

太湖及其流域的水环境质量呈现严重恶化趋势,农业面源污染是太湖流域水体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通过文献分析,总结了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因素、相应的治理措施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特点.结果表明:①虽然太湖流域典型区域的面源污染影响及排污系数的研究较多,但是着眼于太湖流域整体的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总量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答案:②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技术研究较多,但将这些自然科学成果应用到实际的管理实践中的政策研究较少;③对农田面源污染的研究较多,对畜禽渔业养殖废弃物处理的研究比较薄弱,并且两者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④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管理的讨论,但缺乏管理实施标准的研究;⑤围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手段都与农户行为有关,例如土地利用方式、耕作方式等,但现在很少有从环境污染主体即农户行为的角度去研究如何减少环境污染.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

把握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压力的演变规律,是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运用1998~200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模型对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选取各省化肥投入密度、农药投入密度、畜禽粪尿排泄物密度作为度量农业面污染源排放量的指标,选取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源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三类污染源与人均GDP均处于曲线上升阶段,自发到达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拐点还需较长时间。政府应强化农业环境政策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力度。     

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分解模型与实证研究

借鉴Islam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影响因素分解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农业面源污染演变的内在驱动机制,以期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农业面源污染演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减污效应的共同影响;(2)规模效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和农村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增大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结构效应的两个重要方面(经济作物比重的提高和畜禽养殖业产值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减污效应开始初步发挥,二者都能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这为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     

基于VAR模型的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VAR模型,通过变量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广义脉冲响应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利用中国1980-2007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增长相关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水资源利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动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增长与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农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与研究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事实相吻合;②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冲击响应的滞后期短且是非渐进的,而水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的滞后期较长且是非渐进的,我国经济发展中工业用水、生活用水量增加趋势明显,农业用水量随着经济发展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③经济增长对水资源利用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而水资源利用对经济增长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度较小。建议加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节水措施,减少工业和生活用水量,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