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区域清洁取暖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

通过对北京、保定、太原、晋城等城市的农村地区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获取农村居民的清洁取暖支付意愿情况,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对居民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80%以上的受访者对清洁取暖补贴政策有所了解,但有32.8%的受访者对现行补贴标准表示不满,受访者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平均为2926元/采暖季,其中北京、保定、太原、晋城受访者的清洁取暖支付意愿分别为3581,2787,2772, 3000元/采暖季;家庭年收入、清洁取暖改造费用、现行补贴标准、煤炭利用对空气质量影响程度及清洁取暖效果等均是受访者支付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而对清洁取暖的能源利用类型、对雾霾事件的关注度及对环保知识的了解程度不存在显著影响.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的影响因素及污染物减排贡献分析

截至2018年采暖季结束,清洁取暖工作总体开展较好,北方15省区市清洁取暖率达到50.7%,《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7—2021年)》设定的中期目标已基本实现。从区域层面看,清洁取暖率排序依次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64%)、西北地区(49%)、东北地区(35%);从省级层面看,清洁取暖率差异较大,农村地区提高最大的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农村清洁取暖增长率几乎为零;从城市层面看,试点城市、"2+26"通道城市和汾渭平原城市明显高于其他一般城市。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地方清洁取暖率较为明显的因素是经济水平、气象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资金投入越高、各地区冬季气温越低、城镇化率越高、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地区的清洁取暖工作推进越积极,清洁取暖率越高。清洁取暖污染物减排贡献量化分析发现,清洁取暖对烟(粉)尘减排19.23%,贡献最为显著;对二氧化硫减排5.33%,也比较突出;对氮氧化物减排贡献较为一般,减排量占比0.8%。建议重点关注农村地区清洁取暖改造情况,重点考虑如何在现有资金条件下保证清洁取暖的可持续性效果,完善地方环境质量考核评价机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清洁取暖补贴效果量化评估

财政补贴是顺利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工作的重要保障。本文综合运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DID)等计量模型统计方法,量化评估了清洁取暖补贴措施对试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清洁取暖补贴对试点城市采暖月CO、PM_(10)和PM_(2.5)浓度均有显著改善作用,且对第一批试点城市的贡献更大,使得第一批试点城市采暖月CO、PM_(10)和PM_(2.5)浓度分别较补贴前显著降低0.411mg/m~3、22.53μg/m~3和15.45μg/m~3,对污染物浓度下降的贡献度分别为56.0%、65.2%和49.8%;清洁取暖补贴对第一批试点城市采暖月SO_2浓度的改善效果不显著,却使第二批试点城市采暖月SO_2浓度较补贴前显著降低24.53μg/m~3,对SO_2浓度下降的贡献度为55.2%;清洁取暖补贴效果是地方重视程度、治理能力、一系列污染防治措施以及气象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建议:第一,构建和完善差异化补贴机制;第二,优化调整清洁取暖补贴资金使用方式;第三,引导地方政府探索建立中长期清洁取暖财政补贴机制。     

清洁取暖政策对北方农村地区能源结构的影响:以鹤壁市为例

为调查清洁取暖政策实施后北方试点城市的取暖方式及能源结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鹤壁市农村地区1030户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基于结果发现,以煤炭、秸秆为主的传统取暖方式逐步被电力、天然气取暖所取代。全市农村地区年标准煤耗量约为796093 t,较之前下降约20. 27%,人均年耗0. 86 t。当前农村能源结构中,电力、汽油柴油、天然气、煤炭、太阳能、集中供暖、LPG、沼气、薪柴的能耗占比分别为54. 19%、15. 93%、10. 17%、6. 43%、6. 30%、5. 17%、1. 01%、0. 45%和0. 45%。清洁取暖政策的推行是驱动能源替代的主要因素,驱使鹤壁市农村地区的能源结构迅速转变,传统的煤炭、薪柴、秸秆等燃料的消耗量大幅降低,电力、天然气、汽油柴油逐步主导了能源结构,为进一步研究冬季清洁取暖提供了数据支撑和政策建议。     

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实施评估研究

本研究总结了我国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进展及成效,分析在中央财政政策、技术路线、能源供应保障、补贴政策、项目管理、投融资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与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建议优化中央财政支持政策、加强技术指导、加强天然气供应保障、加大农村配电网投入、提高可再生能源供暖比例、推进农村建筑节能改造、创新建设运维一体化模式、优化运行补贴政策、促进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落地,从而促进清洁取暖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大气传输通道城市清洁取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对2018年采暖季结束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清洁取暖现状进行分析,选取各城市经济、人口、社会、环境和气象因素中的25项指标,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筛选出10个对清洁取暖率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可以明显描述清洁取暖率的因子,最后用聚类分析法确定各因素对不同城市清洁取暖发展的影响程度大小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地方清洁取暖率较为明显的成分因素是农村清洁取暖工作进展、经济水平、气象因素和环境因素。在所有影响指标中,农村地区的清洁取暖工作推进是影响全市清洁取暖率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资金投入,即财政支持越高,清洁取暖率完成度越好;第三是气象因素,各地区冬季气温越低,越有助于推动清洁取暖工作的进展;第四是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城镇化率和经济水平越高,清洁取暖率越高;第五是环境因素,环境质量相对较差的城市清洁取暖工作推进较为积极。     

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研究

清洁取暖工程建设投资大、使用成本高,仅以财政资金支持难以实现可持续。为建立清洁取暖多元化投融资长效机制,吸引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对清洁取暖领域的投入,在对清洁取暖领域资金投入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识别了清洁取暖多元化资金投入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清洁取暖项目过度依赖补贴难以可持续、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不高、针对清洁取暖的金融产品创新性不够、风险防范化解手段不足等。并从财税引导激励、绿色金融激励、市场机制构建等方面提出了清洁取暖多元化资金投入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北京市农村地区村庄冬季清洁取暖改造方式及成效

按照国务院"大气十条"的要求,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年,北京市政府正式启动了农村地区"减煤换煤清洁空气行动"。特别是2016年大规模开展"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后,全市完成了约80万户清洁能源采暖改造,已经基本实现了平原地区无煤化、能源现代化的目标。北京市通过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强化顶层设计、及时开展技术路线研究和全程精细化管理,实现了清洁取暖设备高效节能运行、取暖效果群众满意和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     

北方农村清洁取暖区域性典型案例实施方案及经验总结

目前,我国已有43个县、市入选北方清洁取暖试点城市。随着农村清洁取暖工作的深入开展,及时总结不同试点地区在技术路径、实施方案、推进模式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对其后续工作的顺利完成及其他地区未来清洁取暖工作的有效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北方农村清洁取暖经验交流会上所介绍的8个专题报告,从清洁取暖整体进展、典型案例经验分享、企业市场化运作机制和服务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文中所提到的5个典型区域性案例都能依据本地资源状况和经济水平等因地制宜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村清洁取暖模式,在有序推进过程中不断优化调整实施路径,并结合企业的力量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方案和运营模式,为清洁取暖注入新的资金动力,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对清洁取暖的参与度,也有效改善了农户的室内热舒适性、空气质量和居住水平,提升了农户满意度和接受度。     

“十三五”期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成效评估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十三五”期间,三批43个清洁取暖试点城市得到中央财政支持,试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为了更好地总结“十三五”试点工作成效和经验,推进“十四五”清洁取暖工作,采用逻辑框架法,选择相应指标,分析了试点城市的投入、产出、成效和影响。“十三五”期间,试点城市清洁取暖改造任务完成率约为115%,建筑节能改造任务完成率约为84%;城区清洁取暖率平均提升到99.18%,城乡接合部、所辖县及农村地区清洁取暖率平均提升到93.91%,替代散煤约6.179×10⁷ t;在空气质量改善和污染物减排、减少健康风险、清洁取暖产业发展发挥了显著的效益。总结了试点工作取得成效的经验,提出了“十四五”清洁取暖工作建议。     

甘肃黄土丘陵地区农户取暖用能需求的评价

甘肃黄土丘陵地区冬季温度多处于0 ℃以下,农户取暖水平低。论文通过实地观测记录获取数据,建立趋势面模型,核算采暖期累计温差和实际用能消耗,提出以16 ℃的室内温度为小康取暖标准。参考国家相关标准,比较实际用能和应用节能技术下用能的热效率。结果表明,陇东长官村和陇中河畔村农户采暖期累计温差分别为23 002 h·℃和36 390 h·℃,实际取暖能耗分别为926 kgce/a和1 199 kgce/a。农户取暖用能数量虽不少,但目前只解决了小康水平下39.6%和46.6%的取暖需求。取暖用能的综合热效率只有17%左右。如果应用节能技术,能耗会大幅降低,提高综合热效率的潜力巨大。因此,通过住房的节能改造和用能设施的改善来提高房屋的保暖性、降低单位面积的热损耗是今后解决取暖用能问题的主要方向。     

基于入户跟踪调研的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结构与特征研究

食物消费是居民消费的最基本内容。论文基于分层抽样,通过近1个月实地入户3 d跟踪调研称重获得粮食主产区山东省207户农村家庭食物消费的一手数据,定量分析现阶段我国典型区域农村家庭的食物消费结构与特征,并比较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及不同家庭规模下居民食物消费的特征。结果表明：1）蔬菜在山东农村居民家庭食物消费中占据最高比重（41.0%）,粮食消费中以面粉及制品为主（59.0%）,肉类消费以猪肉为主（71.9%）。2）三个案例地中,济南地区较德州和潍坊地区在酒水、食用油和调味品等非粮食食物上的消费量较高,而对粮食的消费量较低;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在蔬菜、面粉等粮食、调味品和食用油上的消费比经济水平低的家庭要少,而在肉类、水果、水产类和奶类上较多;人口规模较小的家庭比规模较大的家庭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大。3）通过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建议的食物摄入量数据比较发现,山东农村地区居民油和盐的消费量略高,对奶及奶制品、水产品、蛋类和水果的消费明显不足。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农村地区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提高营养水平是改善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最基本而迫切的工作。本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基础数据的准确获取提供了参考,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农村能源政策以及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能源需求的影响研究

针对传统能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气候问题,由中央政府制定并实施的农村能源政策倡导农户使用多种清洁能源及技术。同时,商品能源逐步成为当下农户生活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举式”的能源政策是否造成甚至扩大不同能源、技术的需求差异,这一结果是否符合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基于此,论文研究并分析2005—2014年农村能源政策以及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能源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存在替代关系的能源、技术需求间的此消彼长;政策的溢出效应促进了部分商品能源需求;收入的提高对部分能源需求产生了正向作用。建议制定兼顾清洁能源以及商品能源的农村能源发展战略和政策,实现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     

陇中黄土丘陵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环境经济成本分析

陇中黄土丘陵地区经济贫困、环境脆弱、生活能源短缺,生物质过量消费成为生态环境退化的重要驱动因素。论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并建立计量模型,基于替代性分析估算了不同用能结构情景下的环境经济成本。结果表明,现状户均生活能源消费2 112.44kgce/a,人均428.59kgce/a,用能水平较低。目前农户消费能源选择的主要依据是能源的现金支出和可获得性。与农户现状用能结构相比较,4种替代结构的能源消费总成本、环境成本、经济成本及现金支出差异较大。利用沼气和太阳能的结构各项成本低,应是今后农村能源建设的方向。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from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during 1992-2007

In China,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stimulated fast urban expansion and rural household income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n current paper, an input-output method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China’s increased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CO₂ emission from household consumption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40%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s from primary energy utilization in China in 1992-2007.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per capita all contribute to an increase of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while carbon intensity decline mitigates the growth of carbon emissions. Therefore, at the domestic leve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O₂ emission, which could be mitigated through changing the composi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consumed by households, and switching to consumption pattern of less carbon-intensive products. The government must consider the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carbon emissions when China is encouraging consumption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urr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青藏高原东北部土族家庭能源消费特征

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因受地理环境及文化等影响而存在显著的人文空间差异,尤其是对于特色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加强相关调查实证研究。基于青海省100户土族家庭的实地调研,从收入水平分组视角考察其能源消费特征,分析家庭能源消费活动的环境效应,并构建物质流模型予以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土族家庭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473 kgce,以煤炭、薪柴和秸秆等为主;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能源消费结构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且对能源重要性的认知逐渐从生物质能源转向商品能源。家庭能源消费导致的年人均CO₂、N₂O、NO_X、SO₂和TSP的产生量分别为1856.87 kg、117.10 g、254.46 g、451.87 g和520.74 g。未来应增强清洁能源利用水平,统筹推进青藏高原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的可持续转型。     

农牧交错区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农牧交错区典型区域农户调查数据,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户生态足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产足迹远远高于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分别对农户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具有决定作用;2）农户生态足迹,尤其是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与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占用和消耗;3）少数民族户、畜牧业收入占比大、人均牧草地多的农户,虽然耕地生产足迹和耕地消费足迹较小,但总生产足迹和总消费足迹、草地生产足迹和草地消费足迹均较大。基于农牧交错区脆弱生态系统,建议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改变农户粗放化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促进农户非农就业,降低农户对本区域生态系统的压力。     

我国能源资源税改革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包含7个城镇居民组和5个农村居民组的多收入阶层CGE模型,并将劳动力要素分为农业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生产工人3类,在低税率、实际税率和高税率三种情景下模拟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单独实施和同时实施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并对税收补偿措施的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对城镇居民组收入差距有正向的缩小作用,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对农村居民组收入差距起到负向的扩大作用,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同时缩小了城镇和居民组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同时实施三类能源资源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与税率组合方式有关;将能源资源税收入以补贴的方式返还给农村居民可以缩小其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     

云南拉市海流域退耕还湿对农户的增收效应

基于云南拉市海流域2005～2016年的农户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并借助PSM-DID、工具变量、安慰剂测试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工具,对退耕还湿的增收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退耕还湿对农户增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使家庭总收入和人均收入分别提高了39.2％和43.5％,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沼气建设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效益分析

针对河南省9个县(市)中9个乡(镇)的农户沼气使用情况,按比例选择不同生态模式,入户调查了沼气建设前后农户各类能源消耗情况,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等80多项指标,定量对比分析了沼气户与非沼气户在能源消耗量及消耗成本、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以及主要气体污染物减排等情况。结果表明沼气建设项目的实施大大降低了传统能源消耗量和消耗成本,促进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农户居住环境,提高了作物产量,增加了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能源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