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种子植物区系及植被资源

崇明岛共有区系植物55科157属198种，区系组成复杂，地理成分多样，涵盖全部15个分布区类型，具有明显的热带-温带过渡性质，落叶树种占木本植物种类的90．5％，属于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地带。群落外貌及属的相似性系数分析表明，崇明岛植物区系更接近江苏宜兴，而与临近的大金山岛和佘山差别略大。此外，岛上还有栽培植物和外来植物共235种，其中蔷薇科、菊科、禾本科、豆科、木犀科等科的种类较丰富，以加拿大一枝黄花、臭荠、刺果毛莨、一年蓬、空心莲子草、大米草、互花米草等对当地植被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最大。崇明岛植物群落结构单一，缺乏灌木层，草本层多为广布杂草，其植被资源可以根据功能划分为江防海防林、湿地植被、道路绿化带、庭院景观林、游憩林、大田作物及经济林、水源涵养林等7大类，其中江防海防林及湿地植被是崇明岛植被生态系统的关键成分。提供了崇明岛新纪录野生及外来种子植物名录。     

基于 LCA 的市域尺度稻田系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方法及实证：以台州市为例

开展稻田温室气体排放量化评估，明确稻田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GHGs）排放的构成、分布及其变化趋势，是推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法（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筛选集成稻田CO₂、CH₄、N₂O排放评估模型，提出市域尺度稻田GHGs排放核算框架，并量化分析2001—2017年台州市不同类型水稻GHGs排放的构成、分布及其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水稻单位面积碳足迹呈现上升趋势，单位产量碳足迹呈下降趋势；单季稻单位面积碳足迹最高（8467 kg∙hm⁻²，以CO₂计，余同），连作晚稻单位产量碳足迹最高（1.28 kg∙kg⁻¹）。（2）2001—2017年台州市水稻田GHGs排放总量呈下降趋势，从1110.52 Gg（以CO₂计，余同）降至557.23 Gg；2017年水稻GHGs排放主要集中于温岭市（131.39 Gg）、临海市（121.64 Gg），玉环市排放量最低（9.37 Gg），早稻和连作晚稻GHGs排放主要集中在温岭市，单季稻GHGs排放集中于临海市。（3）在农资投入碳足迹构成中化肥占比最大（50.46%），单位面积碳足迹结构中CH₄占比最大（75.26%）。通过展开在市域尺度上水稻GHGs排放的核算过程，旨在为农田系统的碳排放提供更加精细化的计算方式，并为寻找更有效的碳减排路径及农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能源流视角下村落尺度能源消费结构比较及环境效应研究：基于河南省邑西里村、杨家村及山东省东桥头村的调查分析

加强村落尺度能源消费活动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是实现农村能源可持续转型及绿色发展精细化治理的前提。但目前该领域存在明显知识空白，其原因在于缺乏基础数据和系统化数据采集体系及集成分析方法。基于对河南省邑西里村、杨家村以及山东省东桥头村的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开展能源消费活动及环境效应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村落尺度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邑西里村、杨家村和东桥头村人均能源消费量分别为505 kgce、889 kgce和1139 kgce；由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与污染物的种类分别为CO₂、CH₄、SO₂、N₂O、NO_x和TSP，单个家庭CO₂的产生量在2000—4000 kg；CH₄、SO₂、TSP和NO_x的排放量基本在1—5 kg；N₂O的排放量均在100 g以下。（2）居民生活环境和炊事供暖是影响村域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其在邑西里村、杨家村和东桥头村的总用能占比分别为50.10%、79.08%和77.61%。（3）能源来源及消费结构具有明显的区位属性特征。杨家村距离市区较近，天然气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来源；邑西里村和东桥头村离市区较远，则以电力和煤炭为主。未来乡村地区的发展应该与当地的地域特征相结合，构建具有地方化特征的发展策略，实现农村能源的低碳健康发展。     

青藏高原东北部土族家庭能源消费特征

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因受地理环境及文化等影响而存在显著的人文空间差异,尤其是对于特色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加强相关调查实证研究。基于青海省100户土族家庭的实地调研,从收入水平分组视角考察其能源消费特征,分析家庭能源消费活动的环境效应,并构建物质流模型予以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土族家庭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473 kgce,以煤炭、薪柴和秸秆等为主;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能源消费结构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且对能源重要性的认知逐渐从生物质能源转向商品能源。家庭能源消费导致的年人均CO₂、N₂O、NO_X、SO₂和TSP的产生量分别为1856.87 kg、117.10 g、254.46 g、451.87 g和520.74 g。未来应增强清洁能源利用水平,统筹推进青藏高原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的可持续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