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两个替代"

循环经济的终极目标。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尽可能高的社会福利。因此，我们应该以减物质化为首要原则，依靠人的发展，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下降。探讨了如何通过“两个替代”．即以服务流替代物质流，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来改变原先那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经济生活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最后．对应“两个替代”的路径选择，提出了制度重构设想：①使价格体系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真实成本；②使市场主体为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负责；③建立社会资谭投向机制。     

自然资本,科技进步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自然资本存量保持基本恒定,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尝试性地将自然资本引入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探讨了科技进步、自然资本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了发展进程中应遵循的原则。     

传统经济学的绿化

本文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主流经济学的推理、结构、方法和模式进行审视，认为经济学应当着重把公平与可持续性看作自己研究与解决的中心问题。论文阐述了生态经济系统观，指出了传统经济系统观的理论缺陷以及自然资本在可持续发展中作用，认为，正确估价自然资本对经济产出作出的不可缺少的贡献，对自然资本进行再投资，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与实践参考价值。     

生态脆弱区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及驱动机制--以宁夏为例

自然资本的分类测度和分区管理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核心议题。文章基于改进后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2008—2017年宁夏及其各地级市自然资本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运用偏最小二乘法揭示了自然资本利用演变的驱动机制,旨在为生态脆弱区自然资本的可持续利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结果显示:①10年来宁夏人均生态足迹以年均5.01%的速率从3.146 hm²增至4.564 hm²,人均生态承载力相对稳定,人均生态赤字由2.462 hm²扩大至3.839 hm²,自然资本的供需矛盾愈加尖锐;市域尺度上,除固原市外其他各市生态赤字明显,总体上呈由南向北递增趋势。②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表明流量资本已无法满足需求,对存量资本的消耗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常态;市域尺度上,足迹深度呈“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而足迹广度的空间分布与其相反,二者存在显著的地域互补性。③从地类组分构成来看,林地、草地和水域是全区存量资本消耗的主要方式,耕地尚处于流量资本占用状态,建筑用地已过渡为存量资本;市域尺度上,自然资本利用的可持续性呈“南强北弱”格局,各地类间自然资本利用差异显著。④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揭示能源消耗、社会消费、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条件是影响宁夏自然资本利用的显著因素,而人口规模、对外贸易、生态建设、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演化对自然资本利用的影响程度较轻;市域尺度上自然资本利用的驱动力差异显著。最后,基于自然资本利用空间分异特征,从供需视角提出了自然资本可持续利用的对策建议和优化路径。     

基于资源价值重构的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研究

基于农地非农化这一全球性现象，对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下的农地非农化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在传统资源配置理论和比较利益原则指导下现行土地利用规划的局限与困境，并对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所造成的效率损失的根源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我国残缺的资源价值体系造成的资源价格扭曲，以及现和土地利用规划对扭曲的资源价格的漠视是目前我国资源配置过程中效率损失的根源所在。据此．提出应重新审视现行的土地利用规划．以资源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重构土地资源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理论及灰色系统理论．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耦合模型。最后。本文对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阐述和展望。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资本研究

城市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最为集中与深刻的区域，随着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自然资本在可持续发展体系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识别城市系统的关键自然资本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通过分析城市绿色空间的生态服务功能，结果表明绿色空间是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自然资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保护与投资于绿色空间两种途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与建议。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生计资本与农户的土地利用效率

在SLA框架下,从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两方面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土地利用效率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0-2009年全国固定观察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生计资本不同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大小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①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的兼业状态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两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人力资本的兼业程度与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农户适当的从事非农兼业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但兼业过度(家庭非农劳动力比例超过0.480)会导致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因此,应适当地鼓励农户从事非农兼业活动,并创建促使过度兼业农户真正向非农产业转化的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素质对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应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素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②土地资本主要通过土地资源禀赋、土地细碎化和土地产权性质三方面对农户土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其中土地资本的自然禀赋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土地细碎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土地细碎化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降低土地细碎化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效途径。     

从环境-社会系统的角度看"建设和谐社会"

环境-社会系统的三元结构是指人、社会和自然三元。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对这三元运动机制的协调。从环境-社会系统的视角看。可持续发展是指通过三种生产的和谐运行与环境—社会系统的稳定演进．获得“经济-社会-环境”整体的高效益。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基本矛盾是资源生产的矛盾和资源配置的矛盾．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在争取“人-社会-自然”和谐演进的前提下。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以及自然的、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关系”。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本视角

由于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占有整个地球，因此从理论上讲，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讲。整个资本世界可以分为人力资本、人造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等四个组成部分，分析表明，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对维持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应该大力培育人力资本与环境友好的社会资本。     

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变革之道: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

从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对环境管理提出的需求出发．论述了环境管理制度从部门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的必要性．分析了现行环境管理制度的内在矛盾．进而依据环境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和竞争性特征．提出环境管理制度向公共管理转型具有内在驱动力和必然性．认为产权缺失是环境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根本原因、有效环境权益结构的构建是实现环境资源公共管理的基础。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cy in Enh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ing Natural Capital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natural capital is critical in all nations, but especially so in poor nation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 chiefly, property rights and pricing systems for natural resources – is pivotal in achieving growth and improved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in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in seeking improved policy. Particularly useful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ate to `green'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s in which the depreciation of natural capital is being considered. Special management problems exist for `critical' components of natural capital to which variant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must be applied to ensure that our heirs receive an undiminished patrimony.     

环境政策边缘化现实与改革方向辨析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现行环境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不能有效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决策过程的主流。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因而呈规出边缘化特征，表现在环境政策的末端管理特征、尚未建立一体化的政策体系、公平与效率准则未纳入政策设计过程、缺乏综合绩效评估、环境投资总量不足与低效率等。从政策的设计、作用环境、作用对象、作用范围的变化分析了边缘化的产生原因以及所导致的中国环境保护的误区和问题．包括技术、经济．生态、社会效率的分离．环境资源的区域配置低效率、近动式管理以及政策实施效果与政策目标的偏离等。本文提出改变现存问题的突破点在于构建基于环境权益以及全成本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并分析了需要解决和突破的关键性理论和实践问题。     

Plan C： China＇s Development under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Capital

The critical issu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whether it can free itself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plan based on the relatively abundant natural capital, and innovatively create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a large country under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capital. This is why China is so keen on circular economy and economical use of resources. Focused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el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under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capital, points out that Plan C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emphasizes that China needs to enhance the new industri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and new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restriction of natural capital, and discusses the technological and mechanistic support required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under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capital.     

水资源所有权问题研究

我国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严重,最根本的原因是水资源产权制度尤其是水资源所有权制度不合理。从水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角度,依据产权经济学理论,对水资源所有权及其分配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水资源所有者产权与他物权,江河湖泊等水体所有权和水体所蕴含水资源所有权进行了区分;以水资源是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水资源的竞用性和水资源自然供给的区域性为依据,探讨了江河、湖泊等水体水资源所有权的权属界定,水资源所有权在社会成员间的合理分配,国家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关系和国家拥有的水资源所有权的性质;最后提出了既能保障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权利,又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的以社会成员所有为主的水资源所有制。     

The Green Economy: Reconceptualizing the Natural Commons as Natural Capital

The green economy is an emergent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unched at Rio+20. Here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is increasingly achieved through economistic processes and logic. The natural commons are quantified and managed as natural capital.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ajectory of the project and its ideological framework. It examines various conceptualizations of 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considers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green economy project.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what constitutes a green econom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s face a situation characterized by discursive confusion as the complexity of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processes conceal new political configurations. Counter movements argue that the green economy program is performing ideological work that uses language of environmentalism to obscure an intensified agenda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concept now has contradictory meaning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or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exposing the contested nature of the project and in helping to define the emerging green economy.     

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市场交易和政府命令一直被作为环境治理的两种有效方式,而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寻找除这两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键变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     

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以渔业资源为例

自然资源由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使其因代际问题所导致的私有市场失灵比一般的产品严重,原因是自然资源代际利用中当代人都倾向于最大限度使用资源,从而引发自然资源“公地悲剧”问题比一般产品严重。再生自然资源虽然在代际利用中的利益冲突比非再生自然资源低,但代际问题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依然存在。因此,再生自然资源的代际可持续利用需要政府依据其经济特性进行一定的规制,制订出合理的使用制度。以渔业资源为例,在沙发尔（Schaefe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法,分析了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中的成本与收益,提出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使用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措施,包括边际成本动态规制、明确界分所有权、实施可交易配额和公共补偿性规制。     

美国的水权体系:原则、调适及中国借鉴

水权是现代水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合理的水权制度有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旧有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中水权不明晰、水权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因而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需要。美国的水权制度与其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其经验可资借鉴。美国的水资源治理实践表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的水权制度,对于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水资源财产权的明晰界定是美国水权制度的基石;水权的取得及其权责范围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受法律保护。在保护私有水权的同时,美国水权制度兼顾联邦和地方利益,同时避免外部性产生。各州对水权的确权和管理因各自人文和自然状况的差异而异,但对水资源"合理有益的使用"是各州共有的理念。美国的水治理理念正从偏重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向日渐重视水的环境及人文价值。社会公平、效率的增进、交易成本的降低是美国水权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美国的水权管理体系已日臻成熟,但依旧存在不同层面的水权冲突,因此仍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调适。我国应学习借鉴美国水治理的有益经验,并积极探索美国经验的中国转化。本文对美国现行水权体系中水权的取得、水权的范围以及水权的变更与中止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水权制度建设提出构想,包括:以立法确立和保障水权、建立市场导向的水价形成机制、运用水价杠杆实施有效的水资源需求管理、培育水权交易市场、构建区域性水权管理规范等。     

“三权分置”下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分析——基于“沙洋模式”的考察

基于湖北省沙洋县农地细碎化治理经验，分析了在“三权分置”改革背景下，开展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及其效果、效益。研究结果显示：（1）农民对农地细碎化治理的需求较强，“三权分置”改革可以增强农民的土地获得感和土地调整能力，使他们既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结果的“受益者”，又作为农地细碎化治理过程的“主导者”；（2）借助“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稳定农户的“承包权”，调整细碎耕地的“经营权”，使“承包者”与“经营者”都可以获取合理的产权预期；（3）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发挥着协调与整合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如理性计算与长远规划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策略，能够有效提高农地细碎化治理的执行效率。研究发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社会路径可以实现较好的治理效果，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建议：伴随农地确权工作进程，当前是实现农地细碎化治理的较好契机。全国其它地区可以结合村庄实际、地方资源与农民需求，选择诸如“经营权”流转、互换等多种适宜的土地调整形式，有效破解农地细碎化困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农地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