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补贴视角下的养殖户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沪、苏、浙生猪养殖户的调查分析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解决污染问题的关键是增强养殖户参与,鼓励他们自发进行环保投资,而政府补贴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均具有刺激作用。为了量化分析影响农户环保投资行为的各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政府补贴的激烈效果,本文运用调查结合实证的研究方法,在农户模型的分析框架上,以沪、苏、浙地区394户生猪养殖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有序logit模型验证排污补贴、养殖户生产经营特征、环保需求特征对养殖户环保投资的作用。研究表明除了政府补贴会刺激养殖户的环保投资外,养殖规模对环保投资有激励作用,而养殖年限却会抑制环保投资。养殖户的个人特征,对污染的认知及参与污染治理的意愿也对环保投资水平有正的影响,但作用效果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合理制定和推进排污补贴政策,以"离牧补助"等形式促使养殖规模和环保要求不符的养殖户退出养殖业,加大畜牧业污染危害的宣传力度以及政府加强对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投资,从而降低处理成本等政策建议。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生猪养殖户认知特征与兽药使用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抗生素类兽药在预防和治疗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和非感染性疾病,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促进生猪生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的研究已证实,我国养殖户在生猪养殖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已形成严重的兽药残留、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可能危及消费者的健康。本研究在分析江苏省阜宁县654户生猪养殖户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影响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认知特征,综合考量其期望收益,构建行为概率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模拟养殖户间的交互作用,同时在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形下,观测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在系统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认知的提高,兽药使用规范性程度不断提升,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变小,且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更倾向于规范用药;相对于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对其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等负面行为影响较小,且影响幅度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与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有一定相关性;养殖户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处罚的认知的变化对其兽药使用行为选择的变化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对遏制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提高抽查比例、增大违规处罚额度能有效控制并减少生猪养殖户抗生素类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针对我国生猪养殖户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相对普遍的现实情景,应加强兽药使用终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引导其建立用药档案;同时,加强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兽药安全风险的了解,促使其自觉科学规范用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政府应完善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养殖户法律意识,并加强监督管理执法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加大处罚力度,对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的经济处罚落到实处。     

基于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比较视角的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购买行为研究

畜禽等动物产品的质量安全与其食用的饲料质量密切相关。在充分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生猪饲料为案例,基于饲料生产经营全程体系,以江苏省阜宁县442户生猪养殖户为样本,以生猪养殖饲料成本与或有损失的比较为视角,观察生猪养殖户的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研究影响饲料质量安全的因素,为提升饲料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在生猪养殖户个体特征变量中,养殖户户主的年龄、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生猪出栏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表明,随着户主学历的提高、生猪出栏量的增加以及饲料成本占生猪养殖成本比例的增大,生猪养殖户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与此同时,在饲料生产、加工、贮存、流通等环节变量中,饲料生产经营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违禁药物的使用、添加剂的使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养殖户判断的饲料厂商生产与贮存环境规范性、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高,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更有可能选择与购买中等和高质量饲料。观察以上变量可以发现,养殖户户主年龄、生猪出栏量对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与购买行为影响最大。相关变量边际效应的计算进一步证实,随着养殖户户主学历、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比例、出栏量、生产与贮存环境的规范性提高、违禁药物与添加剂使用规范性的提升,生猪养殖户在总体上选择购买中高质量饲料的概率较高;而受户主年龄增大的影响,生猪养殖户更倾向于选择购买低质量的饲料。     

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识别与防控路径研究

生产环节是生猪供应链的起点,也是风险事件高发环节,养殖户滥用兽药、使用受污染饲料饲水以及疫病防疫、饲养环境维护、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不当行为均会引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影响且直接导致消费环节的损害,致使整个生猪供应链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测度既可以降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还可以提高生猪供应链风险管理效率。文章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结合江苏省阜宁县生猪养殖散户和规模养殖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来源及其要素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风险主要表现在内部安全风险、外部安全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三个方面。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内部安全风险来看,生猪养殖户对安全生产政策的不当认知是最为重要的风险因素,其次来自于生猪养殖户的病死猪不当处理行为和不当的兽药施用行为。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外部安全风险来看,相关部门对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安全监管不力、生猪养殖户获取安全生产信息难度较大也可能会带来相关风险。从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系统安全风险来看,除发生自然灾害与生猪产生疫病外,生猪养殖的成本较高、生猪收购价格过低以及生猪需求量的波动也是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对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生猪养殖户的认知能力,加速生猪供应链纵向整合,加大对疾病与自然灾害的监控与预测,提高生猪产业链集中度,以减少生猪供应链生产环节的安全风险。     

蔬菜出口产地农户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决策行为研究

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地安丘市39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学历层次、农产品国内销售和出口日本的比例、农户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评价及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显著影响其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而农户的平均生产支出、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检测标准的严格程度及是否作生产记录影响其农药使用行为。此外,本文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一些农户产生逆向选择,且农户的农药使用因种植结构而不同。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和食品安全现状,为了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主体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引导当地农户加强与产业组织的联系,有效开展农药残留检测、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汶河的调查数据

流域居民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相关生态补偿政策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行为决策是基于其生态认知衡量后在理性和感性综合影响下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其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不仅受客观现实条件的制约,还受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生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此,分析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对促进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所获得的针对大汶河流域居民的1 020份问卷资料,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②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两两相互正相关影响,且都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最为显著。③流域居民的行为态度受其对目前水量和水质的满意度及对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比较认知的影响较大。④指令性规范对流域居民所产生的带动示范作用大于示范性规范。⑤流域居民是否参与生态补偿的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受流域生态对其生产生活的影响程度及水环境产权意识的影响。为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加大对流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不断完善流域生态补偿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提升流域居民的生态认知水平,进而提高流域居民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为深入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本研究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72. 4%的养殖户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其意愿补偿水平为98. 02元/月·户;②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养殖类型、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社会绩效期望、知识储备、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是影响养殖户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③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社会绩效期望、主观规范与公共关系显著影响养殖户的意愿补偿水平。基于此,为促进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大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普及与技术宣传;②重视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政策的优化完善与推广落实;③强化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政府管制与社会监督。     

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影响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及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事件,越来越多的旅游地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及非人为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是旅游业得以正常运行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之一,因此旅游地环境保护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旅游地社区居民为案例借助NAM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研究居民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的驱动机制,并对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居民样本进行对比分析。经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果:①青城山-都江堰与九寨沟两组模型中均表现出因变量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作用最强,因变量灾害后果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影响次之,因变量旅游环境影响认知对环保道德规范无影响;②两组模型中环保道德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均表现出对日常环保行为影响最强,对景区生态关注影响强度次之,对高级环保行为意愿影响强度最弱;③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是影响居民实施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最主要的环境后果认知维度;④青城山-都江堰居民保护旅游地环境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九寨沟,而九寨沟居民灾害后果认知对保护旅游地环境行为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影响强度均大于青城山-都江堰。旅游地环境管理要充分考虑和提高居民的合理利益,并加强环境、灾害意识与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激发居民主动实施环保行为,有利于旅游地环境可持续发展。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生产者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是制约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衍生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源。为深入探究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文章以山东、河南、黑龙江、江苏、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986个农业生产者的实地调研数据为例,在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个体特征、种植特征、认知特征、行为态度及政府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了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结果显示,近九成农业生产者施用低毒高效农药,超过九成农业生产者认为不合理施用农药会给其收益带来风险。实证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农产品的主要生产用途与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安全间隔期的认知分别是影响农业生产者是否按剂量施用农药、是否按安全间隔期施用农药的最主要因素。对农药不合理施用的风险感知、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务农年限、参加技术培训的态度、年龄、政府的宣传教育,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种植面积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建立激励机制以提高农业生产者学习规范施用农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普及规范施用农药知识以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宣传教育体系、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以减少农业生产者因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投机行为、严厉打击农药以假乱真现象、加强对农业生产者、农药生产商及销售商的监督管理以规范农药市场等政策建议。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4省区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家庭借贷、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并基于分化视角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结果 表明:(1)家庭借贷获得是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农户多选择转入、转出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2)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意愿,但随规模分化产生效应不同.以小农户为参照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最强,选择转入土地经营权意愿最弱;(3)经营收益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认为,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增长及其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农户从事土地经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理论解释,并为促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信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及效应分析

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了信息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量、信息渠道对信息的扭曲等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的提高;目前,我国农民信息渠道单一,信息量小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农户分化视角下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研究

测算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民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后的福利水平,对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福利补偿的差别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8年已完成宅基地退出的扬州市公道镇获取的24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实证分析退出宅基地实现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福利水平产生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农民退出宅基地集中居住后福利总模糊指数为0.584,福利状况较好;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是影响农户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养老保障及房屋质量是现阶段农户关注的焦点。(2)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职业分化特征下,农户分化程度越高,福利状况越好;经济分化特征下,农户福利水平呈"先升后降"趋势。(3)集中居住对不同分化特征农户各功能性活动的福利影响存在差异。农户职业分化及经济分化程度越高,其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职业分化Ⅰ类及经济分化低收入农户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而高收入农户对社会保障有更高的受偿需求;集中居住对于各类型农户社会机会、居住条件及景观环境方面造成的影响差异不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受偿需求,尽快建立包括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在内的弹性福利补偿体系,提升农户人力资本以实现可持续生计,且从构成农户福利的各功能性活动方面对各类型农民群体进行细致化补偿,结合农户分化特点促进农民非农就业,满足农户就业与收入的城镇化核心需求。     

市场与政府一定能促进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吗——以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市场与政府是影响农户采纳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该研究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25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两个方面探究市场收益与政府激励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效应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波动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不同激励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技术补贴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宣传政策仅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纳行为;(3)从交互效应来看,经济效应会显著增强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而收入波动会显著减弱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因此,未来技术推广中应重视市场收益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沼气的减排效果和农户采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基于统计报表,对沼气减排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至2009年农村年平均沼气消费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的煤炭消费602.20万t,折算成煤炭,则相当于替代了843.423 8万t的煤炭消费量。以2009年为例,按照10美元/tCO2来计算,中国农村沼气替代煤炭减排CO2带来的收益为0.43亿美元。据估计,到2015年,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将达到233亿m3左右,加上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年产沼气6.7亿m3,共计239.7亿m3,相当于替代1 711.46万t标准煤,核计收益1.71亿美元。文章通过在我国沼气典型省份湖南省的160户农户调查问卷,建模分析包括农户基本情况、生产状况、心理认知、经济状况方面的20个变量对农户的沼气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性别、年龄、是否参加协会、环境保护意识、是否有外来资金支持等因素对农户沼气采纳行为起到或正或负的影响。文章从减排的角度论证了进一步推进农村沼气建设的重要性,从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角度论证了推进农村沼气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宣传、培训、服务、技术、协会、资金等方面的配套跟进。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农牧民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活动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亟需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本文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高原115户农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特点.阐释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纯牧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最低.且纯牧区农户缺乏金融资本、半农半牧区农户缺乏物质资本、农区农户缺乏自然资本:②农区农户的生计活动多样化指数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低,农区外出打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③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最后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政策建议.     

社会嵌入视角下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冀、皖、鄂3省668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冀、皖、鄂3省5个市（县）22个村的668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社会嵌入理论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嵌入因素。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和社会资本网络3个维度9个变量的“嵌入因素”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政策宣传、项目扶持，农户生态、社会、经济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互惠规范和农户参与网络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对此，政府应提高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重视程度，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力度，因地制宜构建有利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社会嵌入环境，以有效促进农户积极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小农组织化与农户组织参与程度研究

小农组织化是农村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也是当前中国促进农村发展和重构乡村秩序的一个必然选择.文章以10省30个行政村千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描述统计、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探讨当前中国农户的组织化和组织活动参与问题.研究发现,无论是从农户的组织参加状况还是从农户的组织参与程度来看,中国农村组织发展严重滞后,农户组织参与比例和积极性都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不同领域组织的农户参与也极不均衡;那些相对传统和落后<户主人力资本、农户家庭资源和社区与区域条件都处于劣势)的农户普遍在参与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等组织活动方面的积极程度更高.文章还就未来研究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包括小农组织化的主体、功能,以及小农户的组织信任和组织参与障碍等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