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农民的生计安全与质量问题是当今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的政策协调发展、消除贫困并可持续地利用资源.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研究基础,农户的生计资产为框架核心,通过建立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农户的生计资产状况和由此决定的资产配置方式--生计策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的研究探讨.结果表明:对张掖市甘州区农户而盲,物质资本的值最高(其值为0.609),人力资本的数值相对较高(其值为0.516),社会资本次之(其值为0.354),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数值相对较低(其值分别为0.286和0.24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自然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缩小0.119倍;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金融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引起农户选择以非农为主与以农业为主生计策略的发生比扩大9.698倍.所以要想实现农户生计多样化,加强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使其有能力和资本储备从农业生产转向二、三产业,从而促使农户生计水平得以提高.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新平县为例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在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元江干热河谷坝区和半山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的基础上,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中自然资本指数最高,社会资本指数最低;空间分布上河谷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指数大于半山区;河谷区人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半山区除人力资本外其余的均较缺乏。2种植、养殖和周边打工相结合的生计组合是该区农户普遍采取的生计策略。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其中自然资本是农户选择农业生计策略的基础,而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该区农户由纯农户向非农转变的关键点和突破口。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下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农户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之一,也是影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因素,在贫困地区,遗产保护与农户脱贫的两难困境更为突出。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分析框架,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为案例区域,通过生计资本指标体系构建和量化,对比分析了不同生计途径农户的生计状况。评估结果发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值为2.312,生计资本处于匮乏状态,金融资本值最低,而文化资本值最高。从事农业和打工是当前农户的主要生计途径,旅游接待成为生计拓展的重要形式。三类农户生计资本值和家庭年均收入排序相同,都表现为旅游接待户打工兼业户纯农业户,纯农业户的生计状况最差。从单项生计资本看,旅游接待户和打工兼业户的人力资本显著高于纯农业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比较中,旅游接待户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说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越可能倾向于兼业,农户开展旅游接待需要较高的物质和金融资本作为基础。这意味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大力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延长农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开展旅游接待培训,从人力、金融等多方面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实现生计途径拓展。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     

农牧交错区域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内蒙古东部四个旗为例

本文基于可持续性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本内蒙古东部四个旗的农户调查数据,从生计资本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依存关系。研究表明,农户牲畜数量、户主高中教育程度与生计多样化选择负相关,农户社会交往的职业种类与生计多样化正相关。最后提出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和扩大生计多样化的可行路径。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补偿农户参与意愿分析

生态补偿是非常有效的解决世界生态问题的政策工具集,农户作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主体,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的实施绩效和可持续性。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承担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属国家级限制开发区,自2003年开始,实施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在此背景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项目的认知水平很低,主要是客观条件限制和政府宣传力度不足所致;②受生产方式的影响,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内,农区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强于半农半牧区、纯牧区;③对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最显著因素是农户对现行退牧还草政策的满意度,其次为农户家庭年收入、牲畜存栏数、退牧还草政策实施后的收入变化及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支持度,再次为农牧民对生态补偿的了解度及其环境意识。基于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高农户参与意愿的措施,为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借鉴。     

农户生计韧性驱动机理及其生计环境效应

农户生计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增强其抵御内外部风险的韧性对于稳定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韧性评估框架，从生计资产、农业交流和学习、适应能力、社会安全网、基本服务可及性5个维度构建农户生计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湖北大别山区七里坪镇开展实证研究，以302份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农户生计韧性的驱动机理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高水平，与各维度存在共生关系，呈梯度渐进增长态势，其中适应能力是农户生计韧性的短板。(2)健康状况、劳动力数量、信息获取渠道、地方性社团或组织、农户与村民关系、集体事务参与程度、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和规章制度运行情况是影响农户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3)农户生计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随农户生计韧性增加而增大。对此，应提高农户适应能力，从多维度增强生计韧性并降低农户生计的生态环境成本，以有效促进农户生计和生态可持续发展。     

生计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创业活动可以有效解决水库移民的经济发展困境,迅速地转变经济地位。本文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建立了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其中物质资本的值最高,人力资本的值相对高,社会资本的值第三高,金融资本的值与社会资本的值相差不大,而自然资本的值最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获取和把握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移民创业活动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有着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另外,随着水库移民在安置地生活时间的增加,移民逐渐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其创业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中应着重扶持水库移民创业方面,特别是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     

Community livelihood and its dependence on nature resources under pressure of conservation

Conflict between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livelihood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China.Based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SLA),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livelihoods assets of a community in a Yunnan snub-nosed monkey conservation area and found that the livelihood pentagon of the community was shaped by multiple but frail and unstable income sources,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with restricted use right,underutilized labors,inadequate financial resources,inconvenient physical capital and weak social capital.Villagers'income heavily depended on forest,and grazing and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NTFP)collection are common and major income sources for villagers.However,differentiation of income dependence on forest among villagers'groups showed that there is no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income and the level of income dependence on forest.Households'daily life also heavily depended on the forest due to heating and pig-feed cooking;hence,fuelwood cannot be easily replaced by any other energy resource for a long period.     

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研究——基于脆弱性与适应性维度

为了观察农户生计活动复杂化过程,分析弹性在可持续生计中发挥的作用,推动扶贫开发战略从识别贫困人口向防御贫困转变,本文采用曲线拟合、核密度函数非参数估计算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安康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数据,基于脆弱性、适应性维度对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进行了识别、划分,系统分析了弹性在农户、社区不同尺度上、阶段上对于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性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生计多样性发展阶段随尺度有所不同,随着适应性提高,在社区尺度上,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先增加后减小,在农户尺度上,则是先减小后增加;农户生计活动存在高脆弱性、低适应性的尝试阶段,在经历了这个阶段之后,伴随着农户适应性的提高,脆弱性会同时增加;在社区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脆弱性会逐步降低,在农户尺度上,弹性作用下伴随着收入提高,生计活动脆弱性会提高,形成"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研究发现说明农户、社区存在着"多样性尝试"发展阶段,在一定尺度上保持适度脆弱性有利于社区、地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联系不同尺度生计活动脆弱性、适应性的关键,农户在这个阶段完成生计多样性水平专业化过程,社区在这个阶段形成地区特色的生计活动。扶贫开发工作应把握好这一时机,提高工作措施效果和绩效。在扶贫开发工作实践中,在目标制定上不仅需要考虑收入因素,还需要考虑生计活动复杂性因素,政策措施充分利用"多样性尝试"发展时机,同时主动开展替代生计研究、落实工作,提高贫困防御能力,推动农户、社区可持续发展。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农户商品有机肥投入的市场激励研究——基于农地确权调节效应的分析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利润最大化原则,采用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771个苹果户样本,分析农户商品有机肥投入的市场激励效应及其农地确权在激励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农户商品有机肥投入同时受农产品市场和农地市场的双重激励,黄土高原苹果优势区苹果市场和农地市场均对苹果户的商品有机肥投入具有有效的激励作用;(2)苹果市场对苹果户商品有机肥投入的市场激励效应高于农地市场;(3)农地确权在农地市场对农户商品有机肥投入的激励效应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该研究在一定程度延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农户农地保护性投资行为的理论解释,并为如何有效激励农户增施商品有机肥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和乡村农户生计的持续改善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表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客观环境影响作用是可持续旅游生计研究的热点方向,但可持续生计框架外其他主观因素对生计策略转变影响的动态定量考量却较为空缺。本研究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探讨政府信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影响机制,引入居民参与度、居民支持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乡村旅游地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特定路径间中介作用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政府信任度对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支持度正向影响居民参与度。②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均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③生活满意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居民支持度、居民参与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下,政府信任度对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具有间接影响。因此,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应发挥政府作用,从政策实施、旅游市场监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政府信任度,培养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农户融入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山区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武陵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耕地种植和撂荒等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武隆和沿河3个区县55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运用Tobit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法,分析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进一步按农户生计类型和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分为4种类型,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撂荒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75.14％;(2)山区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类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40％以上,其中I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来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