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论文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农区、 半农半牧区、 纯牧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及特征,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替代生计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得出:①在替代生计的选择上,纯牧区农户主要选择特色产品加工、 做生意、 现代畜牧业,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选择做生意、 外出打工和旅游服务业;②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表现出生计路径依赖性、 区域差异性和多样性特征;③农户对替代生计的选择偏好受生计资本的影响,自然资本、 社会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能力、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 家庭拥有的牲畜数量、 户主的学历和年龄分别对不同替代生计的选择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应深入了解农户选择替代生计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家庭的情况设计相应的转型政策促进农户尽快提高生计能力。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内农户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帮扶形式、是否移民对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1014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弥补目前均一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足,促进退耕还林工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草原生态补偿: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

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是通过补助和奖励的政策手段达到减畜和草畜平衡的政策目标,最终使牧民收入不减少的条件下草原退化得到减缓。论文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一个分析草原生态补偿减畜和补偿对等关系的框架,然后以内蒙古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为例,对草原生态补偿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因为超载情况存在空间异质性和牧户差异性,实际的超载率较统计的超载率被低估了。补偿在区域总量上是不足够的,维持区域总量补偿足够的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应为28.5元/hm2。减畜和补偿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关系,47.9%的资金给了那些不需要减畜的牧户,减畜比例0%;5.5%的资金给了那些需要减畜也愿意减畜的牧户,减畜比例1.2%;46.6%的资金给了那些需要减畜但只愿意部分减畜的牧户,减畜比例98.8%。预期能够实现的减畜比例仅为8.3%,由于牧户超载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预期能够实现的减畜比例对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和每羊单位损失均不敏感。为了达到草原生态保护的目的,保障减畜的有效达成,应该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的政策设计中。中小牧户是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载程度纳入草畜平衡奖励的政策设计"的真正含义是"将草畜平衡奖励向中小牧户做出适当倾斜"。"超越"草畜平衡奖励,减少中小牧户的数量,扩大牧户的草场经营规模,促进牧区牧户的适度规模经营才是实现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     

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草地被称为世界性的公共资源。以往对于草地退化的关注多侧重在技术研究和推广上。为揭示微观行为对公共资源利用的影响,以寻求有效途径保护具有重要生态战略意义的草地资源,论文利用2005年西部6省区17县231个农户数据以及2006和2007年环青海湖地区的实地调查经验,采用农户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现有产权制度下牧民的草地管理行为对草地资源退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牧民参与非农就业、扩大牧户的草场规模以及进行围栏和舍棚建设有利于减轻草场的退化。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目前政府提供围栏和舍棚建设方面的相关政策扶持,同时,制定有利于牧民参与非农就业机会的政策,降低牧区的人口压力,可有效促进草地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服务为例

生态补偿对象的空间选择研究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性和支撑性研究,对建立高效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目前国内在生态补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很少专门研究补偿对象的选择问题,这种不考虑空间异质性对整个补偿区域实施统一的标准补偿势必会影响到补偿的效率。有鉴于此,基于补偿资金效率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全州划为五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对各级补偿区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主体主要分布在纯牧区,而非优先补偿区主要分布在半农半牧区、林业区和农业区;②基于补偿资金效率考虑的补偿优先度与草地生态系统退化风险呈现高度的吻合状态,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又是高退化风险区(生态脆弱区);③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效率与生态重要性呈现出吻合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功能区;④甘南州近17%的草地为低效率和无效率补偿区,也是非生态脆弱区和非重要生态功能区,基于生态脆弱性、生态重要性和补偿效率考虑,这部分草地可暂时给予较低标准的补偿。     

国际生态补偿实践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分析了国际生态补偿实践进展和经验:将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补偿的主要依据,将明确自然资源资产权属作为实施生态补偿的基础,实行差别化的补偿标准和多样化的补偿方式,建立流域补偿责任共担和协作机制,强化受补偿区域的社区协同管理机制建设,开展综合性的生态补偿效益评估。通过分析指出我国生态补偿实践进展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生态补偿多依托单一生态要素开展,容易导致重复投入;行政辖区利益意识高于协作保护意识,横向生态补偿难度大;补偿对象群体大且机会成本高,补偿标准普遍偏低。并得出对完善我国生态补偿工作的启示与建议:充分吸纳市场资金,建立面向区域整体生态服务的生态补偿框架;在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方面探索多元化补偿模式;探索社区共管等生态补偿实施过程的多元监管模式;加强生态补偿的生态与社会效益综合评估。     

基于农户意愿的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受偿意愿和家庭生计。论文以鄱阳湖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通过Logistic方法建立了农户受偿意愿与单位耕地产值之间的关系。根据目前生态补偿措施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分别以耕地、 劳动力转移和生产结构调整为主要补偿对象的三种典型生态补偿模式。利用回归分析和年龄移算法,对湖区未来20 a三种生态补偿模式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总额变化过程进行详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结构调整补偿模式较其他两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为高效利用国家补偿资金提供了有效途径,还能充分发挥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为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高寒藏区农牧村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南高原为例

能源是消除贫困和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类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在对甘南高原23个乡镇357个家庭用能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高寒藏区农牧村家庭能源消费的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牧村人均能源消费量为996.05 kgce,以畜粪等生物质能为主,能耗水平高,消费品质差,综合热效率只有18.77%,大部分农牧民还停留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状态;2从牧区到农区,能源消费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化,热效率从16.87%提高到23.93%,人均能耗水平逐渐降低,空间阶梯特征明显;3农牧村家庭能源消费模式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牧区主要受生活方式、家庭规模和宗教支出的影响,农牧交错区主要受家庭规模、家庭年收入、家用电器种类和年均取暖时间的影响,农区主要受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和家庭规模的影响;4结合农牧村实际情况,建议实施牧民定居工程、增加现代能源供给、鼓励使用新能源设备、推广生物质能高效清洁利用技术、强化农牧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在保证农牧民基本能源需求的基础上,尽可能减轻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压力。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响应状态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发达地区为例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采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户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保育和维护,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生态效益外溢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农地开敞空间、增加农户收益具有积极作用。论文从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多样性角度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的支持意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上的支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②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上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其具有负向影响;③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是影响农户补偿政策支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次要因素。这表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对于提高农户对补偿政策支持意愿与政策实施效果响应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现有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为引导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人工社会模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机制实例研究

基于补偿者和受偿者意愿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手段。为探讨在我国许多地区开展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实施机制,减少洪涝灾害与生态环境退化负面效应,研究构建了基于农户、政府和企业三类主体及其相互作用的生态补偿模型,并重点分析生态补偿标准、洪灾风险、生态环境保护、劳动力本地转移政策等因素对农户主体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以鄱阳湖区莲湖乡为实例,以农户和企业从事生产活动的行为特征和政府宏观调控方式为基本准则,利用构建的多主体模型模拟了不同补偿机制下退田还湖政策可能产生的土地利用长期效应。结果表明,政府给予农户的经济补偿可以使农户自愿实施退田,但在不同情景下,政府实施退田还湖的代价和达到预期目标的时限差距显著。企业参与不仅能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政府发展壮大当地经济,提高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质量,均有助于推进退田还湖政策的有效实施。     

禁牧政策及其效应解析

近年来,各地对脆弱生态环境的改善手段逐步从生态建设为主转向建设和保护并重的方向。禁牧政策便是影响重大的保护措施之一。通过对实施禁牧政策较早的、位于农牧交错带的内蒙古伊金霍洛旗的实地调查和分析发现,全年禁牧政策对保护和恢复面积广大的林草地生态环境很有效,但它与当地农牧户畜牧业生产的现实矛盾较大,执行率只有52.98％。因此,提出改变限制性禁牧政策为引导性禁牧政策的观点,实行有弹性的禁牧政策,以及农牧户改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和调整畜种结构等政策调适建议。     

南方丘陵山地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乡村生态安全、环境健康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农户作为乡村地域生态系统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关联主体,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知与感知变化对维护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影响。以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湖南省慈利县6个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农户访谈与入户调查,探究了2008—2018年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变化,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构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指数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两者协同发展的建议策略。结果表明：（1）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变化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感知均呈现差异性,农业生产主导区感知强于生态保护核心区和生态经济发展区;（2）农户对林地、农田、园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感知以及属性感知依次减弱;（3）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个体特征等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以期为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农户福祉推进生态服务提升及乡村协同发展提供参考。     

土地沙化区农民特征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的关系分析——基于环境公平视角

论文根据对甘肃省土地沙化区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基于环境公平的视角探讨土地沙化区农民特征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的关系。从个体特征上讲,受访者性别和婚姻状况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与其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经济特征上讲,农民所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主要体现在土地经营收入的损失上,且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与其家庭年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趋势;从生态环境特征上讲,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有利于降低农民感知的环境灾害风险。通过分析认为农民所承受的环境灾害风险的不公平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在社会经济领域所受到的不公平的体现,农民对环境不公平的感知在家庭年总收入10万元左右时最明显,环境不公平主要体现在环境灾害风险对土地经营收入的影响上。农民对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认知与对环境公平的感知具有一致性。     

地下水漏斗区农户冬小麦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河北衡水为例

近年来,国家大力提倡耕地休养生息,推行土地休耕制度,以提高地力,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由于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华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华北地下水漏斗区作为土地休耕的三个试点之一,主要目标是退耕高耗水的冬小麦,实现“一季休耕、一季雨养”,以减少地下水用量,修复地下水环境。农户作为农村最主要的生产与经营主体,如何给予农户合理的补偿,使其有效地实施冬小麦休耕政策成为缓解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关键因素。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法、机会成本法与Logistic模型对意愿与补偿标准进行分析,探讨了河北衡水地下水漏斗区农户冬小麦休耕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性,以便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地下水漏斗区耕地轮作休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农业劳动力总数、抚养比、农户对地下水漏斗区冬小麦休耕态度、农户对政府实行政策的信任度与农户休耕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影响;2）务农工日、耕地质量、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户休耕意愿呈显著的负向影响;3）只考虑冬小麦对地下水影响,不考虑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建议河北衡水地区休耕农户补偿标准为518元/亩（7 770元/hm²）。最后论文提出了因地制宜地制定地下水漏斗区冬小麦休耕的补偿政策,发展绿色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并做好休耕政策宣传力度等政策建议。     

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因素分析-闵行区、张家港市和成都市的实证

以上海市闵行区、江苏省张家港市以及四川省成都市的6 个乡镇42 个村545 个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典型地区试行农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经济激励措施一定程度上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对促进粮食增产和提高农民收入等有一定成效,但保护责任附带的规划管制措施却相对减弱农民在维护农田设施、农田生产等公共物品投入方面的积极性;②政策实施成效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已制定实施计划、但农户尚未领取到补偿款项的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和乐余镇的农民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的积极性最弱,而在全国最早实施耕地保护基金政策的四川省成都市永安镇、金桥镇和江源镇农民对政策成效的评价则相对较好;③区域因素中村庄位置以及农户个体因素中村干部经历、政策关注度等对政策成效有显著影响。建议通过多样化补偿模式,优先满足中低收入农户的经济补偿需求,激励农民农田利用与保护的积极性,提升农田生态环境质量。     

农业文化遗产地有机生产转换期农产品价格补偿测算——以云南省红河县哈尼梯田稻作系统为例

高效农业技术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粮食产量增长,但同时也带来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传统农业文化逐渐消失等负面效应。哈尼梯田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具有生态价值、农业生产价值和景观价值等多重价值,保护哈尼梯田农业系统意义重大。通过有机生产提高稻谷价格的方式,推动农民继续种植水稻,可以达到保护哈尼梯田农业系统的目的。然而,从非有机到有机生产有一个转换期,这期间稻谷无法以有机产品的价格出售,所以,政府须给予一定的价格补偿才可保证农民利益和生产的持续性。论文采用问卷和访谈等调查方法,获取哈尼梯田地区农户有机转换期种植投入产出状况和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状况,以及现代规模生产方式下的投入产出状况,通过分析对比和核算,得到结果如下:1哈尼梯田地区有机转换期水稻种植直接投入高于现代水稻种植方式,总投入成本中劳动力成本占比最大,而单产低于现代水稻种植方式;2哈尼梯田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偏向于在城市生活和务工,外出务工收入明显高于常规农业收入,使农业机会成本较高;3有机转换期的稻谷价格补偿至少2.84元/kg才可保证有机转换期农民收入稳定,从而达到保护哈尼梯田景观的目的。     

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

论文以湖北武汉、孝感为实证,构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衡量体系,运用Logit模型分析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1）重点开发区农户已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48.38%）及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61.99%）相对较高,且流转程序较规范;农产品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参与率（46.72%）相对较高,但农户农地依赖程度高,未来愿意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38.61%）相对最低;生态功能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农业生产条件差,农地流转实际比例较低（31.82%）,但受农业种植低利益及非农产业高回报的诱导,受访农民未来流转意愿（45.87%）较强烈。2）自然资产及物质资产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较大,目前承包耕地面积大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较大,而经营耕地面积大和拥有生产性工具多的农户转入耕地的概率较大。3）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及社会资产的差异会使农地流转后农民生存风险不同,从而对农户未来参与农地流转意愿影响显著。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农地机耕条件、家庭拥有生产性工具、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及人情开支均对农户转入农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同时,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增加、农地交通条件及景观环境改善能够增加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     

基于双边界二分式CVM法对上海池塘养殖环境成本的实证研究

为正确认识池塘养殖的正、负生态服务价值,避免养殖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盲目和短视,促进水产养殖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对上海环淀山湖地区的养殖池塘环境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获得了当地居民对于环境污染的受偿意愿(WTA)水平。利用STATA10.0定量分析池塘养殖环境成本,并用双边界二分式CVM法,估算得到该区域2010年池塘养殖环境成本约为1 982.26万元,约合5 105元/hm~2。研究表明,年龄、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居民的受偿意愿影响显著,但具体影响力方向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政府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将各相关因素纳入综合考虑。     

A profil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China

This paper concisely introduced the eco-environmental survey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scientific programme for environmental research which is being practiced or being planned. China has established a nation-wide system relating to environmental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and has taken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solving the environment problems: (1)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promulgated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legal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 punishment. (2)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proposed for the purpose of tak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or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planning. (3) spreading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ies have reduced the pollutant sources and have increased the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 prof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