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性,致使生态补偿实践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生态补偿的补偿类型、利益主体（谁补偿、补给谁）、补偿形式、补偿标准（补多少）及补偿方式与渠道等是其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核心。中国生态补偿实践格局存在省域差异,在补偿类型上,涉及综合型、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垃圾处理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等各个方面,且省级差异较大;在补偿形式上,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的生态补偿和省域政府对生态保护者的补偿是中国各省域生态补偿利益关系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补偿标准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广东等省的补偿水平相对较高,而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态补偿标准较低;在补偿方式与渠道上,财政转移支付在各省普遍采用,赔偿金、资源价值费、资源税在各省得到不同程度的运用;在补偿利益主体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农户”的生态补偿利益格局在全国各省均有,“企业-农户、企业-地方政府”作为补充。之所以在不同省域之间会存在生态补偿的差异性,这与国家的政策方针导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资源禀赋及地域分布、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对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中国生态补偿的省域差异,既要认识到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需要从政策、管理、公众参与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管控与协调。     

建立和完善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制度的对策初探

分析了实施流域内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制度的实施提出了初步的对策建议：要通过加强立法和制定标准使补偿制度规范化,通过实施公正的监测,建立协调机制和补偿资金测算、营运机制等措施,实现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均衡．     

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构建研究进展与展望

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是转变传统农业线型经济发展模式、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该文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回顾了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的内涵、特征、形成机制、空间布局,以及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的构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和效益提升。研究表明:共生关系、经济利益的驱动、对生态效益的追求、政府的引导和激励及技术的支持和保障5个因素促进了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在空间上的布局表现为企业、园区和区域3个层次通过构建区域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网,实现农户与企业、城市与乡村、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促进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的构建能够有效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强农业产业竞争力。今后应该从丰富生态产业链的形成机制、运行效率和空间布局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循环农业生态产业链的研究。     

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间的博弈分析

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在环境事务的合作治理中,为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展开博弈。文章运用博弈论的理论工具,从动态的、微观的角度分析跨区域环境事务中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和理性决策行为,并为区域间环境事务的合作和交流提出合理建议,以期为我国跨区域环境监管制度、机制的建设和完善提供了理论参考。     

我国“西电东送”煤电基地规划的环境保护策略——以宁东煤电基地规划为例

在国家东西部协调发展的经济形势和严格大气污染防治的环保形势下,"西电东送"战略的深入实施和煤电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越发重要。本文以宁东煤电基地2013年规划为例,探讨我国"西电东送"煤电基地的环境保护策略,包括实施国家战略环评、跨区三总量联合控制、建设绿色煤电基地、跨区生态补偿等。     

新疆生物质能资源的经济效益分析与评价

生物质能资源具有可再生和环境友好的双重属性,现已成为新疆能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疆生物质能资源进行总量估算,分析其地区分布特点,运用替代价值法分别计算秸秆、牲畜粪便及能源植物三大类生物质能资源的经济效益,并从结果中分析得出,新疆生物质能资源在区域分布上具有资源分布不均、＂西高东低＂以及效益高低与自然条件关联性大等特征。因此,新疆在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时应当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将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论区际环境关系及其调控

区际环境关系是环境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环境作为一种烯缺资源纳入人类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由于存在局部环境利益的差异，不同区域的环境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势必把环境成本转嫁与其他区域，这就促使原始的纯粹的区际自然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区际环境关系发育和建立，文章认为，区际环境关系受社会经济诸多因素的影响，应从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方面着手调控区际环境关系，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区际环境协作关系，以实现环境资源的集约化使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系统整治。     

跨区域生态合作利益冲突的动态演化博弈分析

跨区域的生态合作是破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困境的途径之一,参与博弈各方的利益冲突情况是决定生态合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采用非对称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博弈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冲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演化博弈的最终结局只与保护实施方的决策有关;政府干预可以显著改善生态合作的博弈结果;政府对跨区域生态合作结局的调整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其一是影响博弈双方的初始状态,其二是影响博弈双方的策略调整速度;政府干预并非总是带来好的生态保护结局。最后,在博弈均衡的基础上为我国跨区域生态合作提供了政策建议。     

海南岛生态安全评价

从生态安全涵义理解出发,建立了包括资源依赖性、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三方面在内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提出区域生态安全系数概念和计算方法,并以海南岛为例,评价了其陆地生态系统安全,得出海南陆地综合生态安全系数为0.610,其生态服务功能安全性较高(0.772),而资源依赖性安全系数最低(0.468)。从研究可知,海南岛生态安全整体情况比较好,尤其是在水土保持、自然灾害抵制、空气净化等方面,但其能源的自给能力、生物多样性维持以及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处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安全隐患,应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改善,从而构建海南岛安全的生态系统,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价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从可持续性原理阐述了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价的内涵、目的、对象与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价同环境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指出在宏观、微观及中观市场经济政策领域开展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价的逻辑性与现实性。论述了在运用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价对区域发展政策、计划与规划方案进行论证时，应对区域知识资源的开发与构建进行评估，结合区域自然资源环境实际，科学地提供知识资源的发展方向与途径。     

基于31省MRIO模型的中国省际碳转移及碳公平研究

基于MRIO模型方法自主编制了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31省在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以及省际贸易隐含碳转移量.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各省在省际贸易隐含碳净转移与隐含GDP净转移之间的关系、污染贸易条件值以及碳基尼系数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省际碳公平性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各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视角下的碳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隐含碳净转入省份多位于西部或属于欠发达省份,隐含碳净转出省份多为经济发达省份.中国31省在省际贸易中存在着明显的碳不公平现象,部分发达省份不仅让外省承担了自身的部分碳排放,而且获得了来自外省的GDP净输入,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小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及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部分西部省份不仅为外省承接了部分碳排放还对外省净输出了GDP,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大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和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地位.2012年我国31省碳基尼系数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为0.24,在生产者责任视角下则达到了0.31,表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我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分配不公平性有所增强.     

基于31省MRIO模型的中国省际碳转移及碳公平研究

基于MRIO模型方法自主编制了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31省在生产者责任和消费者责任视角下的碳排放量,以及省际贸易隐含碳转移量.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各省在省际贸易隐含碳净转移与隐含GDP净转移之间的关系、污染贸易条件值以及碳基尼系数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省际碳公平性问题.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各省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视角下的碳排放量存在明显差异;隐含碳净转入省份多位于西部或属于欠发达省份,隐含碳净转出省份多为经济发达省份.中国31省在省际贸易中存在着明显的碳不公平现象,部分发达省份不仅让外省承担了自身的部分碳排放,而且获得了来自外省的GDP净输入,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小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及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部分西部省份不仅为外省承接了部分碳排放还对外省净输出了GDP,污染贸易条件值也大于1,在碳排放空间分配和经济效益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地位.2012年我国31省碳基尼系数在消费者责任视角下为0.24,在生产者责任视角下则达到了0.31,表明生产者责任视角下我国省际碳排放空间分配不公平性有所增强.     

中国跨区域水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探析及研究

中国以流域为单元实行的统一区域管理虽然已普遍被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接受,但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统一职权和执行效力的跨区域水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以流域水资源管理为例,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名义上受水利部与环境保护部的双重领导,但在编制上却是水利部的派出事业单位,负责具体水污染管理事宜的环境保护部门的领导权在实际中并不容易落实。同时水利部和环保部门相应的受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其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由地方政府掌控,这种地位的不独立性容易使其行为受地方政府意志的支配。另外,在晋升激励和财政分税制的制度背景下,各流域地方政府有意愿和能力干涉环保部门的行为,使各种水环境保护事物让位和屈就于更实惠的地方经济发展。对于此种跨区域水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现存的问题应当进行改善。     

我国西部水资源供需关系地区性差异变化研究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我国西部12个省(市、区)按流域进行了划分,结合1980年和1990年水文资料,比较了我国西部各流域两个时段可供水量、需水量、缺水量和缺水率变化,系统分析了西部水资源供需关系变化的地区性差异及其原因,并预测了未来我国西部缺水情况,这些研究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基础性依据。     

中国省际资源节约指数的空间差异研究

论文首次利用改进的"节约指数"并结合图形数据,对中国各省区资源消耗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资源节约指数空间差异明显,总体上东部比西部节约、中部过渡(除山西外);低于全国平均节约水平的省域约占2/3,其中大部分在西部地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域,资源环境绩效水平相对越好。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不同省域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节约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同时也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效益评估方法与实证

在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评价的背景下,研究制定一套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效益评价模型,对于监测各地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状况、诊断自然资源利用问题、提出高效利用对策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18年全国分省的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效益进行实证,结果发现：（1）全国自然资源利用经济效益呈现东南地区向中部、东北部、西北部递减的趋势;（2）不同区域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的限制因素不同;（3）评价结果总体上符合各省市的实际情况,指标体系可以结合评价尺度和区域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的理论体系以及评价的技术手段,并为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服务。     

基于资源比较优势的森林公园旅游增长方式合理性研究

利用Cobb-Douglas函数对各省森林公园旅游增长方式进行判别,结合“资源比较优势”和“资源利用合理度”,重点分析旅游资源在森林公园旅游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利用水平。研究发现：中国森林公园在旅游增长过程中,不仅存在资本投入过剩现象,也存在旅游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现象,并且由于资本投入过剩直接导致部分省份的旅游资源处于不合理利用状态,表现为旅游资源“利用过度”和“利用不足”;全国有19个省份的旅游资源利用状态处于不合理状态,其中8个处于过度开发状态,以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为主;11个处于利用不足状态,以西南和西北各省为主。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和旅游资源利用合理度会因各省资本投入的不同而出现不完全匹配的发展局面。     

中国煤炭资源不均衡性及流动轨迹

应用洛伦茨曲线对中国煤炭资源分布、生产及消费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煤炭分布与生产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不均衡性(0.716 1/0.683 8>0.4),而消费与人口则表现出了较好的均衡性(0.273 8<0.4)。煤炭产消地的分离,导致了中国煤炭的北煤南运、西煤东运。2009年中国煤炭输出源地有:山西、内蒙古、陕西、贵州等省份,煤炭交汇中心有:河南、安徽、河北等省份,煤炭汇流中心有:山东、江苏、浙江等。从源地来看,山西的煤炭资源服务范围不断缩小,服务强度主要集中在邻近的省份,山西煤炭主要通过煤运北、中通道,输往华北,部分运往华东,南通道运输沿线的煤炭输往河南、江苏、山东、湖北等地。近年来内蒙古煤炭外运量不断增加,主要服务东北地区。鄂尔多斯的煤炭资源通过京包、神黄铁路运往华北、东北等地。蒙东煤炭资源主要经集通铁路供应辽宁、吉林等省。陕西的煤炭资源主要经陇海线运往华东、中南地区。贵州的煤炭除服务西南地区外,大量资源通过南昆、黔桂铁路运往广西、广东。随着"三西"地区煤炭资源的不断开发,铁路外运能力不足将成为煤炭外运的瓶颈。规划煤炭资源服务区域,调整和改扩建山西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煤炭外运通道将成为优化煤炭资源流动的核心。     

居住小区非传统水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中国居住小区非传统水资源利用发展迅速,带来可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与此同时,应实施小区非传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合理有效地利用多种水源。研究居住小区的非传统水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既提高了利用效率,又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文章阐述了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常用的多目标规划方法和特点,指出适合于居住小区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的多目标规划方法及注意事项。并着重说明可以优先考虑使用遗传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