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变革下的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及其关键研究问题

应对全球化变革及其不确定性,认识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的特征与问题,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基础,对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应国际劳动分工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到全球价值链的不同阶段,理解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有不同的理论视角。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自然资源以原始形态和制成品中的隐含形态在国家之间的流动,讨论了中国对外自然资源流动在供给与需求、利用强度与效率、资源禀赋与流向,以及全局与局部影响之间的矛盾。未来研究仍面临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在理论方面,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引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探讨企业间互动关系如何塑造自然资源流动路径,能更好地适应中国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以及当下自然资源综合治理的研究需求。在现实方面,应对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亟需深化对自然资源流动网络韧性,以及“双循环”互促关系的认识。     

中国自然资源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展望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大规模、长时期、持续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活动推动下,中国自然资源研究形成了跨部门、跨学科、跨地区的综合集成的发展特色,并且在“任务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创建了较为系统的资源科学理论基础和实证方法论体系。面对自然资源部成立以来国家对自然资源综合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重大需求,推动建立并完善独立的资源科学学科体系,已成为当前我国自然资源研究领域的重要任务。本文系统梳理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研究的发展过程,着重论述了不同时期的重点发展方向及特点,完成了对不同时期历史机遇的总结与展望。可以发现：中国自然资源研究已经形成了国家需求导向并引领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未来应继续坚持以多学科整合为特色的综合研究范式,开拓中国特色的资源科学系统研究新视角;加快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完善资源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加强资源科学的学科史研究,厘定资源科学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积极引入大数据理论框架及技术优势,创新“自然资源大数据”或“资源利用大数据”等相关理论及技术,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动态评价方法,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自然资源本底及其与生态环境综合影响评价方面的决策支持,探索解析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系统关联机制。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我国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完善与基本导向

当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自上而下试图从宏观层面尽可能解决或缓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源约束、人地关系冲突、多头管理、规划权威性等关键问题。我国国土规划的体系、架构和技术条例等迄今已形成相对科学合理的“共性”规范,但在战略层面讨论面向未来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地域“个性”问题仍较缺乏。面对国家需求和西部特殊情境,应考虑建立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在战略层面,为保障国家安全,此规划应着重考虑：（1）理论上,基于国家安全视角应建立跨省区、跨流域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实践中,建议制定西部空间尺度的以生态区、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安全”专项规划,以边境线、支撑线为规划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存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国防安全细则”）,依托主要交通线以城镇体系为组织脉络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活安全”专项规划（或在规划中明确“西部和谐社会建设细则”）,遵循主体功能区且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城市群等为中心的“西部国土空间规划—生产安全”专项规划（或“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重构生态空间、生存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3）特别建议强化边疆城镇/村寨建设,设立新时代“大三线建设”——西部“环青藏高原重点建设带”,以应对后疫情时期有限全球化和“双循环”现实的可能的国家安全需求。整体上,西部情境特殊,其国土空间规划与东中部应有差异,切忌一刀切。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关键问题

基于低碳目标创新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对于提升生态系统碳汇水平和自然资源支撑能力,推动经济社会中长期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双碳”目标下的自然资源管理,九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创新自然资源管理的策略,为基于“资源要素—国土空间—生态系统”多层次视角构建低碳导向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提供参考借鉴。专家认为：未来应构建“双碳”目标下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系统性应对框架,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要素—空间—系统”多层次协同管理的体制机制;构建全域自然资源及国土空间碳循环监测网络和符合中国国情的碳核算标准体系,探索差别化国土空间管控方案;加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资源流通管理,探寻基于资源优化管理的区域协同碳减排路径;将碳汇价值纳入碳交易和生态补偿体系,构建基于国土空间碳中和评价的区域横向碳补偿制度,推动区域协同减排和公平协调发展。     

面向可持续城市生态系统管理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与实践应用——以烟台市为例

全面科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面向可持续生态系统管理视角,提出了由“潜在”和“现实”资源环境承载力构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框架和理论模型,并以烟台为案例进行应用,分析了“潜在”和“现实”资源环境承载指数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烟台市“潜在”资源环境承载指数总体偏高,“现实”资源环境承载指数总体中等,各区（县）空间差异较大。（2）水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是未来影响烟台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资源环境禀赋的限制和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弱供给区域影响较大,对“潜在”资源环境承载指数的影响在城市边缘区域较大。（3）所提出的评价逻辑框架和理论模型应用效果良好,丰富和完善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理论方法。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及海外农业资源利用对策

2017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净进口量达到6784万hm²,对外依存度为33.4%,其中巴西和美国是主要的进口来源国。以大豆为重点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粮食供给,但要从根本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也应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尽管近年中国海外农业投资逐年增加,但由于缺乏长远的投资战略指导,海外农产品资源的控制能力差,生产风险高。为此,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全球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战略高度,选择最佳海外投资区域,优先开发中国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高的国际大豆和棕榈油等油脂油料资源;扶持多类型企业主体参与海外农业资源开发;在农业投资目的国通过“订单+农户”模式进行深度合作,并融入全球农产品贸易体系。     

基于共轭角力机制的区域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模型

厘清区域资源环境与生产生活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探索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生机制与评价模型,对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乃至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思路,提出区域资源环境与生产生活要素的“共轭角力”理论机制,将资源环境承载力解构为“支撑力—敏感点”“恢复力—脆弱点”“损害力—临界点”“发展力—平衡点”四对相互作用力,并据此提出集开发建设、环境灾害、资源生态及社会福祉四个维度的DENS评价模型,为科学地揭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理论特征提供借鉴。     

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与科学问题

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新的现实需求和科学问题。从新战略、新需求、新技术、新方法、新动力等方面,诠释了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科学新的时代特征。强调应扎根于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树立新的旅游资源观,综合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和技术方法,推动旅游资源研究转型和创新发展。提出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应借鉴和融合相关理论,从资源本底、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系统协同层面,建立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并将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作为理论核心。从旅游资源要素维度、空间维度和开发维度,构建了“三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框架,重点围绕生态文明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国土空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和区域发展等国家战略,凝练相关科学问题,深入开展旅游资源研究的本土实践和学术探索,推动旅游资源理论与应用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科学体系。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效应

“资源诅咒”是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说,但金融发展水平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论文通过使用1996—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门槛模型发现：“资源诅咒”确实存在于中国省际;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临界,即金融业的发展情况在门槛值1.635 2的前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不同;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可以显著影响金融业的发展;物质资本投入水平仍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拉动地方消费、提高政府支出和物质资本投入,进而提高地区金融业发展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现象,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饲料粮区域产消平衡特征及政策启示

我国饲料粮消耗量大且增长迅速,已经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首要影响因素,准确判断我国饲料粮的区域产消平衡特征对农业相关政策的制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在详细分析各省区不同畜牧产品粮食转化系数的基础上,对区域饲料粮的产消平衡状态及其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近年来我国饲料粮消费量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21 730万t增长到2015年的30 549万t,15 a间增长了8 819万t。2）2015年生猪饲料粮消耗量最大,比例达到了44.4%,占据了我国饲料消耗总量的半壁江山。其次为禽蛋与禽肉消耗,消费占比分别为15.8%与12.7%;牛肉、羊肉、牛奶与水产品的饲料粮消费量比例均在5%~9%之间。3）2015年全国饲料粮总计短缺4 276万t,区域上呈现“北余南缺”的格局,东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饲料粮供应区域。从粮食转换系数与饲养结构来看,“北粮南运”现象是粮食资源的合理配置。论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转变消费结构,增加牛肉与牛奶的消费量;2）推动“以粮为纲”向“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转变;3）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从全球视角保护粮食安全。     

关于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观的思考

新时代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出了新要求。重新思考和梳理新形势下粮食安全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变化,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系统认知,同时对推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村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领域陷入产量多、进口多、库存多、补贴多和浪费多的“五多怪圈”。传统农学派、经济学派和资源环境学派等不同学科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解和观点存在较大差异,体现了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粮食安全概念从强调对粮食量的保障和供给、强调市场条件下的个人购买能力,到从基本保障提升到生活品质、强调国家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内涵不断充实和延伸,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要求。现阶段应当从全产业、多尺度、精准化、多维度、多因素视角全方位解读粮食安全的最新内涵。面对新时代,在我国粮食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大于求的背景下,构建“营养、绿色、多元、开放”的新时代粮食安全观势在必行。     

基于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探讨——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耕地保护是基于耕地功能需求的保护,生产功能、生态服务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等需求是巨型城市区基本的耕地功能需求,其耕地保护阈值应考虑这种耕地多功能需求的区域特殊性。论文以耕地多功能管理为基本理论依据,以现有耕地保护阈值研究为基础,结合生态绿当量、碳氧平衡法和景观格局分析等最小生态用地需求量测算理论和方法,构建了集粮食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需求于一体的巨型城市区耕地保护阈值测算模型。模型侧重于潜在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和现实生态用地结构的优化,将保护阈值区分为实有耕地保护阈值和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两部分。到2030年末珠江三角洲耕地保护总阈值为104.17×10⁴ hm²,其中实有耕地保护阈值48.16×10⁴ hm²,其他可耕地保护阈值56.01×10⁴ hm²,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基于知识图谱法的国际生态旅游研究分析

论文采用“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知识图谱法（CiteSpace）对国际生态旅游的研究文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国际生态旅游的研究规模逐渐扩大,且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和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2）旅游、保护和管理是生态旅游研究的核心：“旅游”研究内容包括旅游资源、旅游活动影响和游客环境教育,“保护”研究内容包括生态资源保护和保护区研究,“管理”研究内容包括社区管理、管理指导原则和评价方法。3）学科发展经历了资源导向、社区经济和发展旅游三个阶段：资源导向阶段（2008—2010年）,自然和文化资源是生态旅游目的地选址的重要条件;社区经济阶段（2010—2012年）,广泛开始对社区生态旅游经济效益的分析;发展旅游阶段（2013—2014年）,生态旅游市场研究、生态旅游者行为分析成为学科研究的又一重要方向。4）生态旅游活动的普及与地域性研究的深化、生态旅游市场化的研究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将是未来生态旅游发展的三大趋势。     

国外食物系统研究综述及借鉴

食物关系到国计民生,食物的高效供给取决于食物系统的高效运转。目前国内食物系统视角的研究不足,系统梳理国外研究进展对我国食物系统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了更好地把握食物系统的研究脉络,论文通过对国外食物系统研究文献进行研读,在总结分析食物系统研究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着重对食物系统的全球化与本地化、食物系统规划、食物系统的资源环境效应、食物安全与政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借鉴国外食物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研究基础和社会需求,提出未来我国食物系统领域的研究展望,包括开展不同尺度的食物系统实证研究、开展跨学科多领域的共同研究、食物系统定量指标体系设计问题研究、食物系统的利益相关者研究以及加强技术创新对食物系统的影响研究等。     

中国优势金属供应全球需求的风险评估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的发展,全球金属资源供需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倒逼中国敞开优势金属供应。为保障国家金属资源安全,论文从可依赖性、可持续性、可承受性3个维度建立了一套金属资源供应风险评估体系,对中国优势金属供应全球需求的风险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中国优势金属整体供应风险较高,铟、铋等两种金属风险值都在80以上,处于高风险水平;锑、锗、钡、镁、钨、稀土等6种金属风险值都是60~80之间,处于中高风险水平;镓、锶等两种金属处于中风险水平。2）在10种中国优势金属中,钡的可依赖性风险最高,达到81.88,稀土的风险最低,只有42.42。铟的可持续性风险最高,达到81.80;锑的最低,风险值为69.46。铟的可承受性风险也最高,高达100;铋的次之,风险值为89.23;钡的最低,只有33.96。3）随着未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优势金属的供应风险将更加严峻。     

中国能源产业的现状需水估算与趋势分析

论文研究了我国能源产业的用水现状和各类能源产出的发展趋势,并评估预测了2012、2020、2030年我国能源产业的需水情况。分析表明：2020、2030年我国能源产业需水总量将分别达到655×10⁸ 和677×10⁸ m³,比2012年有所增加,但增量不超过20%。火力发电仍为能源产业中用水量最大的行业,风力发电、核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在高速发展进程中并未大规模用水。页岩气开采需水不多,但开采初期的大量用水在缺水地区会造成用水紧张。能源作物种植需水量将大幅增加,2012—2020、2020—2030年其需水增长量分别为30×10⁸和18×10⁸ m³,是造成未来能源产业需水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环洞庭湖区水资源供需系统仿真及优化决策研究

论文运用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环洞庭湖区水资源供需系统的特征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水资源供需系统模型,仿真模拟传统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型模式、节水型模式和协调型模式等四种不同情景下,2010-2030年环洞庭湖区水资源供需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环洞庭湖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②在协调型模式下,模拟期末环洞庭湖区总需水量达到159.1×10⁸ m³,供需缺口最大值出现在2020年,为1.9×10⁸ m³,到2030年水资源供给能力约有3.6×10⁸ m³富余,模拟期内水资源供给基本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且能够获得最大的综合效益,是环洞庭湖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最佳方案;③为了达到预期目标,还需增强节水意识、完善用水管理、优化经济结构,加大水利投入和环境整治,提高节水技术水平和水利保障水平.     

考虑未来水资源配置的龙刘水库可调水量研究

论文针对黄河上游水沙关系恶化、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等问题,围绕黄河全流域2012—2030年水资源规划的配置结果,以龙羊峡、刘家峡梯级水库联合调度为调控手段,考虑全流域综合供水、防洪、防凌、水资源供需平衡等要求,构建了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龙刘）梯级水库联合调度模型,采用自迭代模拟优化算法,分别计算4种情景、4种模式下13个方案的可调水量,最终推荐以水定电模式下的计算结果为最佳模式。结果表明：随着未来需水量的增加,可调水量呈减小趋势,且调水工程的引水量未提高梯级水库的可调水量。研究成果可为黄河上游宽谷河段水沙调控、黄河上游梯级水库群科学规划和调度提供技术支撑。     

短缺资源类型与供需趋势分析

短缺资源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和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因需求量大于供给量而产生明显缺口的资源。按照短缺资源的分类,中国战略性短缺资源主要有石油、耕地和淡水,三者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中国非战略性短缺资源主要有森林、富铁矿、铬铁矿、铜矿和钾盐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继续增长,从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上述各种短缺资源的短缺数量增加,短缺程度趋于加剧。解决中国短缺资源的供需矛盾,需要从多种途径综合考虑:①多元化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缺;②建立战略资源储备体系,应付突发危机;③节约、替代和综合利用降低资源消耗;④强化资源保护,提高资源再生能力;⑤依靠科技进步,寻求解决短缺资源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