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加以关注,通过查阅并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总体上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多于城市地理学领域,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在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的7个区域,调研他们在该市的居留意愿。首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社区环境、居留意愿等情况做全面了解;然后对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是:进一步增强乌鲁木齐市城市化发展;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状况,这些建议为新疆城镇化科学有序发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适应转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实证研究及其政策意涵

本文基于南开大学"2013年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问卷调查"的数据,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并与老生代流动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经济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与之不同的是,职业类型、家庭人均月收入、住房公积金等代表经济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且,信用卡消费、人均居住面积、居住质量、对城市生活水平的满意度、流入地亲人数、朋友中的本地人数量、日常生活中与本地人的交往频繁程度等代表社会适应因素的指标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些社会适应因素对老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则较为有限。由此可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相对于老生代流动人口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由经济吸引向社会适应转化。具体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社会适应因素体现在消费方式、居住环境、情感纽带、社会融入、城市评价等五个方面。因此,可以通过增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从而提高其定居意愿。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度变动与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变动与城市类型密切相关。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表现出随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而梯度变动的特征,即呈现出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的流动性强和特大城市的返乡意愿强的特征,大城市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留城理想与个人发展最佳的平台。但是总的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同中存异,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利用多层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类型、经济收入、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家庭迁居、户籍可获得性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户籍可获得性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交互作用显著的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进一步增强了居留意愿在不同城市类型的差异。这体现出户籍制度对流动者的影响逐步由早期的福利隔绝向心理隔绝转变。对不同城市类型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者的居留意愿呈现刚性,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者居留意愿具有弹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作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导区域构建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方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依托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为什么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

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人,让流动人口中能定居的人定居下来,对于城市治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都有所裨益。基于此,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70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为什么在净流入人口数连续为负、人口规模不断缩减的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却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通过构建Logi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等分别对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非收缩城市更强的原因主要有:(1)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同在流入地的比例较高,家庭团聚、人际关系网络集中等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的原因之一。(2)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较高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高的另一个原因。同时,农业户籍、受教育程度较低等个体条件则限制了部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向非收缩城市流动。(3)收缩城市的住房等定居成本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容易跨越定居门槛,实现在流入城市的定居,从而使收缩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高于非收缩城市。(4)周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例、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等对本地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显著。鉴于此,相关政策建议包括: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收缩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使城市收缩会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进行,不必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进一步破除户籍等相关体制机制的阻碍,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住房市场进行适度调控,保障合理的房价收入比,都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意愿。     

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湖南省、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问题作为"两型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必然受到普遍关注。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进而在对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进行测算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动态计量模型,采用协整分析与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株潭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长株潭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逐步提高;城镇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呈现出先平稳,然后急剧上升的倒"L"型变化趋势;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土地利用综合指数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镇化综合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土地利用状况恶化,但长期内,城镇化综合水平是影响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的主导因素,它的提高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会投资视角下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异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就业与收入仍旧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2012和2014—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显示:(1)近6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都有着明确的居留意愿,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地区间差距较大;(2)房价、污染物排放增长率、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房价、教育招生、空气质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每平米房价提高1 000元,居留意愿将降低1.573个百分点;(2)烟尘排放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降低3.270个百分点;(3)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高0.222个百分点。研究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财政支出理念,由经济建设向社会服务支出倾斜,增加教育、环境治理、保障型住房建设等社会投资支出,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及发展环境,引导城镇人口空间集聚优化。     

中国农民工的长期保障与回流决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引导大规模农民工顺利流向城市并融入城市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农民工的回流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制度环境对农民工回流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农民工城乡长期保障的影响效应。本文希望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长期保障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对农民工回流原因的研究提炼了长期保障的涵义,将其划分为城市长期保障和农村长期保障;然后构建了一个基于长期保障的农民工回流决定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3年全国8个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这一模型;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了城乡长期保障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机制。在当前中国,长期保障才是农民工回流农村问题的关键。分析结果显示,城市长期保障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因素,且对农民工的远期回流意愿影响更显著,对就业身份为雇员的农民工影响更明显。城市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住房性质为自购自建或者有城镇居民医保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农村长期保障对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户籍地有耕地、有新农合或者上一年寄回老家钱物越多的农民工回流意愿更强烈。因此,健全劳动合同关系和城镇居民医保体系,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有利于减弱农民工的回流意愿。     

基于“两型社会”的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以获批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为目标,综合考虑土地集约利用的环境、社会、经济效应,阐述了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依据投入-产出等理论,构建了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法,对武汉城市圈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城市圈中仅有武汉、仙桃、天门三个城市是DEA有效的,DEA无效的6个城市DEA有效性从高到低分别是为黄冈、孝感、潜江、咸宁、鄂州、黄石;②影响武汉城市圈中城市DEA无效的因素是多样的,但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单位GDP能耗等投入过多,GDP、社会商品销售额、财政收入、就业人员、生活垃圾处理率等产出率低。文章根据评价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并指出了武汉城市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土地利用问题,进而探讨"两型社会"框架下武汉城市圈应如何集约利用土地,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目标。     

房地产市场促进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其建设水平直接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路径,房地产市场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如何实现房地产市场与城镇化建设的同步和协调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从系统分析入手,通过综合指标建立"房地产市场—城镇化建设水平"系统(系统Ⅰ:房地产市场;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运用熵值法进行评价指标权值的求取,进而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重点分析不同等级城市两个系统的运行成效、耦合阶段和协调趋势,以期强化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表明:1房地产销售价格、预期与信贷和人口流动是房地产市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的主要渠道;2系统Ⅰ—房地产市场,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系统Ⅱ—城镇化建设水平,序参量的空间规律表现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3我国现阶段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耦合度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地区差异较大,耦合程度从大到小依次表现为: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一线城市;从协调度来看,整体表现为中度协调,但应注意北京市已表现为低度协调状态。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要限制一线城市"以速度为纲"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二是依靠房价、信贷和户籍等政策约束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效控制一线城市的体量;三是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落户,注重提升三线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外围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差距——基于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政府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较不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全面地评估这种财政政策的效果,在传统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支出及其空间溢出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多地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用该模型模拟了现实经济中区域生产性公共支出政策及其调整对区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冲击,得到的结论是:(1)当前生产性公共支出空间分布基础上,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分散于各个地区,会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差距;(2)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不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低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弱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不能达到最大水平,但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新增生产性公共支出集中于较发达的地区时,由于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全国人均产出可达到最大水平,但同时拉大区域经济差距。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在现有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区域分布基础上,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为目标的次优的财政政策将新增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向西部和中部等较不发达地区倾斜,靠直接刺激效应促进当地产出增长;以效率优先为准则的财政政策选取较发达地区为生产性公共支出目的地,因为较发达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基础设施边际生产力和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abor Emigration in Minority Areas of Honghe, Yunnan and Its Impact on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multinationalities.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s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ority areas have a very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hole China's politics,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movement of minority rural migrants to the urban areas or to the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ority rural areas. The rural population migration in the minority areas was taken 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hoping to be of benefit to the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migration movement in China.     

中国城市矿产政策演化研究

城市矿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的产物,它是蕴藏于城市中有较高经济价值并可回收利用的二次资源,具有载能性、循环性、战略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持续升级,"垃圾围城"已然成为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亟需解决的环境问题,严重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矿产变废为宝,能有效化解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城市矿产产业政策以推动其快速发展。本文收集1987—2015年国家层面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在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梳理、编码并统计计量的基础上,首先从颁布部门、数量、力度等方面对政策体系进行总体分析,然后构建并运用政策工具-政策作用环节两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的演化过程及发展特征。研究发现:(1)从政策发展历程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经历了依附环境保护政策的孕育期、体系初建的形成期和效力深化的发展期。(2)从政策颁布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颁布速度逐渐加快,力度逐渐增强,参与机构数量不断增多。(3)从政策工具维度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以环境型政策为主,逐渐呈现出强化供给型政策的演化趋势。(4)从政策作用环节分析,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由重点关注回收、深加工环节向关注全产业链环节演变。最后,针对中国城市矿产政策体系演变特征与存在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矿产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部际联系,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加强消费引导,完善需求型政策;三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健全产业政策体系。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The migr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esults in problems in China's “urban diseases” caused by the bad order of migration with a huge number and a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low level of collective action, marginality in social status, unfair treatment,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new return trend of rural migrants.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tegrate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provide vocational training, guid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rationally, and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live in harmony with urban residents.     

城市化背景下中国水电移民安置的政策选择——以龙滩水库为例

中国水电发展深受城市化的影响，因此水电移民问题应该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和解决，将沿海发达地区和主要大城市作为水电移民永久安置的主体之一。无论从水电移民产生地的生态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推”的方面），还是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要（即“拉”的方面），都存在着将水电移民彻底城市化安置的必要条件。通过龙滩水库的实例，给出一个政策组合和一个极端状态下的财务估算，说明移民问题彻底城市化解决的充分条件也是成立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非农安置的方式、户口准入、移民就业培训和多次安置选择等问题。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格局及优化路径

从人居环境与城市竞争力的关联性入手,将生态、居住、生产环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运用AHP与多级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指标体系,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进行评估并解析了其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依托Arcgis平台,运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基于人居环境竞争力特征进行区域归类,并借助箱型图,对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领域及区域类别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表明:(1)竞争力分布中,浙赣线江西段沿线城市生态、休闲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京广线沿线城市的居住、公共服务环境竞争力等级最高,居住、公共服务竞争力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相似性。区域中心及副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环境竞争力领域具有显著优势。(2)综合竞争力二级以上等级的城市主要分布于环鄱阳湖地区,包括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南昌,以及省会城市武汉、长沙。(3)四类空间的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优劣格局十分清晰。第1类区域围绕省会等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分布,生态环境具有最优竞争力,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最劣;第2类区域多为区域中心、副中心城市,强势竞争力集中于居住、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环境领域,而休闲环境为最劣势;第3类区域多为临山型城市,具有最优异的休闲环境竞争力;第4类区域以老工业城市居多,在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环境拥有相对优异的竞争力。最后,以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为出发点,基于格局、类别特征等提出了涵盖现实特征、发展定位、重点措施等内容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人居环境竞争力提升路径选择。其中,第1类区域定位为生态优异的山水园林城市;第2类应以营造城市外部开放空间为重心,推进公共服务设施智慧转型,打造为智慧高效的综合都市;第3类区域建议以良好的休闲环境作为特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切入点,有序推进对居住、生产、生活空间的综合整治,致力建成休闲舒适的中小田园城市;第4类区域按照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要求,重塑城市形象,建成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模式与行动策略

建设低碳城市是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导向和路径选择.从低碳城市发展重要性和紧迫性入手,在立足基本国情的基础上设计了低碳城市发展愿景.结合城市化快速推进预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分阶段提出了低碳城市发展目标.从总体模式、指导理念、基本思路、主要领域等对我国低碳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构想.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实施步骤和行动策略.研究认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模式应选择“C”模式,以低碳发展为主导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为主要方法.按照控源、减碳、增汇的基本思路,依靠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以及低碳生活等领域,通过构建低碳城市规划理论框架、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标准和体系、加快相关政策规章与制度建设、开展城市碳交易试点以及加强监督指导等措施,立足国情、统筹兼顾,分步骤、分阶段有序推进低碳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