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产评价:存量、质量与价值

生态资产与其他自然资源资产并列或镶嵌式分布于一个区域,为当地或其他区域提供生态服务。生态资产监管、资源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追究以及自然资源负债表编制等迫切需要对生态资产的存量、质量和价值做出充分的评估。本文基于生态资产属性,对一般区域和城市区域的生态资产进行类型的划分,指出构建生态资产评价的指标体系需遵循以现有自然资源环境统计和核算体系为基础,注重存量、质量、价值并重,存量与流量并重,注重可操作性。得出生态资产增值的基本途径为: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可交易化。     

露天煤矿矿区生态资产负债核算技术方案

生态资产负债核算技术体系是施行生态环境管理政绩考核制度的必要科技支撑.目前生态资产研究在核算内容上注重生态资产流量评估而忽视生态资产存量损失计量,强调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研究而对其变化原因探索不足,并且在研究技术手段上强调3S宏观技术手段而忽视微观生态要素调查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因此尚不足以为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管控绩效考核提供强有力支撑.针对露天煤矿开采所导致的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将微观研究手段与宏观分析技术方法相结合,通过对比来分析核算时段起止年份生态资产存量的类别、数量、质量、空间格局,辨识矿区采矿作业、土地复垦、生态恢复等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益类型和特征;基于不同类别存量生态资产质量评价来判别其损益程度,进而划分生态资产负债核算类型区并探究其损益原因;以此为前提探索构建包括存量、流量及负债三部分内容在内的生态资产负债核算框架及技术方法,并采用直接法和间接法编制生态资产负债表.研究旨在弥补现有区域生态资产评估技术的不足,以为生态环境管理绩效考核提供更为客观、详实、可靠的资料数据为核心,倡导生态资产研究内容与方法的革新.      

生态脆弱区榆林三维生态足迹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榆林能源丰富但生态脆弱,是生态工程的重点实施区域。分析榆林自然资本存量及流量的利用状况,有利于揭示自然资本占用的成因、探讨生态脆弱区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测算榆林2005—2014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压力指数等的基础上,以足迹深度和广度描述了自然资本存量消耗与流量占用的变化关系,并以偏最小二乘法分析了驱动生态足迹变化的因素。结果显示：10 a来榆林人均生态赤字增长幅度为274.18%,其中,能源消耗账户贡献率最高;人均生态承载力增加了61.81%,体现出生态建设的正向作用。榆林对资本存量消耗的速度大于资本流量占用的速度。影响生态足迹变化的显著因素是经济增长和社会消费。这些结论不仅对榆林自然资本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参考意义,而且对生态脆弱区核算自然资本、探讨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及其生态资产变化研究

运用3S技术,基于2000、2010年遥感、气象数据和统计数据等,通过模型评估及处理,确定了淄博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对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基础上,评估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资产价值及变化状况.结果表明:淄博市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1132.26km~2,占全市面积的18.98%,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地区;2000~2010年,生态保护红线内土地利用/覆盖类型以林地为主,其面积占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的52.91%(2000年)、54.65%(2010年),林地、湿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均有所增加,农田、草地和水域面积有所减少;10年间,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资产价值减少2313.18万元,减少率为3.60%,表明该区生态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服务功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甘肃省生态资产价值和生态-经济协调度时空变化格局

在地理信息技术和遥感数据支持下,对甘肃省2000和2010年的生态资产价值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定量测度。构建空间生态资产价值经济协调度模型,测算了甘肃省生态资产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状况。结果表明：1）甘肃省生态系统在2000和2010年的生态资产价值分别为2 430.84×10⁸和2 487.40×10⁸元;2）林地对甘肃省生态资产价值的贡献量最大;陇南市和甘南州的生态资产价值占甘肃省总价值的一半左右;3）生态资产价值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特征,11 a间生态资产价值增加较多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和陇东;4）11 a间,甘肃省各市州生态资产价值与GDP比值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小,生态资产价值增长与GDP增长不协调;5）生态-经济协调分区中,潜在危机区的面积最大,其次是低度冲突区和关系恶化区。     

中国生态保护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

为保障生态产品供给，中国设立了限制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立了生态保护转移支付制度.本文首次在县域层面构建2002~2017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政策组的“反事实”情形，基于双重差分法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该政策提高了县域财力、长期来看一定程度改善了产业结构；以标准财政缺口为主的资金分配机制弱化了县域经济发展激励，资金补助不能完全抵消限制开发对县域经济带来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和内资企业受影响较大.随着投入资金累积、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该负向效应随时间而减弱、经济促增效应逐渐显现.政策效应在不同生态功能和经济区位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建议持续增加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将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作为资金分配依据，考虑按生态功能类型设计差异化政策，更好激励县域生态产品高水平供给与经济价值实现的双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叶尔羌河平原绿洲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为评价叶尔羌河平原绿洲近25 a生态环境状况及其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水平,基于1991年、2005年、2016年遥感影像解译出的土地利用数据,参照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并结合研究区生物量状况、支付意愿修订VC（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运用当量因子法核算ESV（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通过敏感度分析检测VC在该区域的适宜性,借助EEH（生态经济协调度指数）定量评价生态与经济发展间的协调程度,为重构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奠定基础.结果表明:①1991—2016年除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外,其他地类面积均减小,林地面积减少最大为47.12%.②研究期间ESV减少了22.08×108元,年均减小率0.20%,这主要是由林地、水体、未利用土地、草地面积减小所致.③研究区服务性功能远大于生产性功能,其中调节服务的价值贡献率最大为78.05%,文化服务的价值贡献率最小为3.22%.④敏感度分析显示,ESV对引入的VC缺乏弹性,表明修订的价值系数适合该区域.⑤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分析表明,1991—2016年研究区生态与经济发展处于低度冲突,空间上除叶城、巴楚县为低度协调外,其余县为低度冲突,莎车县冲突程度更明显.研究显示,近25 a区域生态环境总体呈恶化趋势,生态与经济发展亦由低度协调转变为低度冲突,今后需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促使冲突区向协调区转变.      

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实践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在省级及以上禁止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等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以青岛市为实践区域,与多类规划衔接,划定青岛市省级生态保护红线.青岛市最终划定59处省级生态保护红线区,面积合计1120.65 km2,占国土面积的9.9%.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符合确立"三生"空间和落实"多规合一"的要求,有利于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障人居环境安全,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青岛市市级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

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北部湾经济区2006—2019年面板数据为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资本利用的空间关系,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资本构成三E系统。（2）生态资本利用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关系。（3）生态资本供需、流量利用及存量占用与环境规制显著空间正相关,环境规制抑制了存量占用及资本供需和流量利用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空间正相关,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高了资本供给需求与流量利用,也增大了存量占用。（4）交互效应显著抑制了两者对资本供需与流量利用的影响、抑制了环境规制对存量占用的影响,也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存量占用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区域生态资本管控有实际意义。     

云南省生态资产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研究

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的生态资产,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是生态资产提供的生态产品与服务价值总和,是生态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资产对人类福祉的主要贡献。论文以云南省为例,分析了生态资产和GEP的内涵、关联与核算体系,评价了云南省2010年生态资产状况及其为受益者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评价结果显示：云南省2010年生态资产状况总体良好,林地、灌丛和草地生态系统的质量水平属于良等级;农田生态系统的质量水平差;生物多样性质量水平优。云南省2010年GEP总量为29 869.51亿元,其中,直接产品价值为4 132.69亿元,间接服务价值为25 736.81亿元。2010年GEP是当年该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13倍。研究结果表明,生态资产与GEP的核算,可以定量反映生态系统状况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并为评估区域生态系统保护成效及建立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与绩效考核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负债核算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课题,其理论和实践均处于探索阶段。将生态足迹理论与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有机结合,通过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参数、补充对价值量的核算、重新界定自然资源资产类型,构建了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体系。以新疆为研究靶区,对其土地资源资产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改进后的新疆生态足迹模型参数存在年际波动,均衡因子多年平均值中水域（12.239）>湿地（10.161）>林地（3.352）>草地（0.990）>耕地（0.775）>荒漠（0.215）,产量因子多年平均值中湿地（1.234）>耕地（1.214）>林地（0.889）>草地（0.819）>水域（0.674）>荒漠（0.385）。（2）受产品产量和市场价格影响,新疆不同土地类型的单位面积价格由高到低依次是：湿地（1910309元·hm^-2）>林地（329571元·hm^-2）>水域（213303元·hm^-2）>草地（212176元·hm^-2）>耕地（165467元·hm^-2）>荒漠（40395元·hm^-2）。（3）新疆土地资源资产稳定增加,权益持续缩减,负债呈扩大之势。18年内,土地资源资产数量上增加了27.19%,价值上升高了48.19%,权益数量上下降了6.60%,价值上减少了1.27%,负债在数量和价值上分别以1.20×10⁶hm²·a^-1和2.56×10¹¹元·a^-1的速度扩张。（4）基于生态足迹的土地资源资产核算方法具有涵盖质量属性、价值量内涵丰富、避免重复核算等优势。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足迹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有机结合提供案例,同时有助于新疆土地资源合理化利用和科学管理。     

典型高原湖泊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杞麓湖流域为例

以“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为目标，引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对杞麓湖流域生态安全格局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杞麓湖流域平均生态安全指数为2.59，生态安全以较低安全为主，占流域总面积的36.33%，中度安全和不安全次之，分别占流域总面积的23.36%和22.53%，高度安全面积最少，仅占17.77%.较低安全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应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此外，以天然林地、重要水库和湖泊缓冲区100m以内区域作为生态源，选取坡度、海拔、植被覆盖度、土地覆盖类型、距水体距离、距建设用地距离、距居民点距离、距道路距离等8个阻力因子，结合MCR模型与GIS的cost-distance分析模块，生成最小累积耗费距离表面，划分5个阻力等级；依据累积阻力值频率变化特点及生态服务功能，确定了生态缓冲区、生态过渡区、生态边缘区、农业耕作区和人类活动区共5个生态功能区.杞麓湖流域生态源总面积为126.87km²，占流域总面积的35.74%，生态源在面积、数量和空间分布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呈四周连片集中，中部分散破碎的分布格局，生态廊道呈四周连续紧凑，中部分散破碎的空间格局.生态节点的空间阻力值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生态节点累积阻力比较大，位于流域景观累计阻力值最大区，对生态流的流通安全性具有较大影响.基于最小累积阻力面，结合GIS的Hydrology模块，构建了由生态源与19个生态节点、23条生态廊道共同组成的具有结构性的流域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高原湖泊流域研究及生态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山地丘陵区自然资源空间精准识别与管制方法

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是平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工具,严守生态安全格局的底线思维对于重建系统完备、生态盈余的自然资源空间管制新格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以胶东半岛典型山地丘陵区——栖霞市为例,应用数据密集型知识挖掘,集成地理信息方法与模型,基于栅格从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环境敏感性两方面精准识别生态源地,利用地形位指数修正基本阻力面,并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从而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实现自然资源分区管制。结果表明：栖霞市生态源地面积为627.80 km²,占全市总面积的31.14%,集中分布在中东、中南和西北部,且超过一半源地为林地;关键、优化生态廊道各237.19 km、83.90 km,大多由林地组成,主要分布在中东、西北和西南部,形成完整的生态网络;划定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条件建设区和优先建设区,为自然资源空间精准管制提供方法保障。     

基于栅格尺度的生态安全评价及生态修复——以酒泉市肃州区为例

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的方针为导向,基于栅格尺度评价生态安全状态,并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有助于实施精准修复、降低生态修复成本以及增加生态修复效益。本文以酒泉市肃州区为例,从环境基底和人类干扰的视角遴选评价因子,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SPCA）基于栅格尺度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将宏观尺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现实约束条件与栅格尺度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相结合,实现精准的生态修复分区。结果表明：研究区整体生态安全水平偏低,中度安全水平及以下的面积为1391.65 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1.35%,生态安全格局总体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特征。肃州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共划分出5个类型区,其中生态恢复区面积最大,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6.17%。生态控制、生态保育、生态提升和生态整治四个类型区在乡村分布最多,说明肃州区乡村生态修复的复杂度、难度和重要程度更高。本文运用新的生态修复分区研究思路,以期丰富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理论与方法。     

青藏高原生态资产的价值评估

论文根据一系列1∶1000000自然资源专题图,把青藏高原生态资产划分为森林、草地、农田、湿地、水面、荒漠6个一级类型,应用GIS技术进行了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编制了青藏高原1∶4000000自然资产图。生态资产价值评估以Costanza等人(1997)对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部分成果为参考,同时综合了对我国专业人士进行的生态问卷调查结果,建立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服务价值表。以此表为基础,通过生物量等因子的校正,对青藏高原不同生态资产的服务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每年的生态服务价值为9363.9×10⁸元/年,占全国生态系统每年服务价值的17.68%,全球的0.61%。在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中,土壤形成与保护价值最高,占19.3%;其次是废物处理价值,占16.8%;水源涵养价值占16.5%,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价值占16%。高原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中,森林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的贡献最大,贡献率分别为31.3%和48.3%。     

我国城市森林文态保护和管理的探讨

森林具有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功能。森林文态与森林生态相对应,是指在森林的自然、生命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文精神的综合。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率已由1993年的28%提高到2008年的45.68%,城市森林生态保护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着对森林文态保护重视不够、相关管理滞后等问题。为了加强城市森林文态保护和管理,研究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走向成熟推进和消费阶段,森林文态保护是未来城市森林发展的灵魂,尤其是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森林文态保护将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最后建议,应把城市森林文态保护纳入森林立法和管理,加强城市森林发展规划,突出物质财富生产和精神财富生产的有机结合,促进城市森林文态保护和绿色文化的发展。     

生态红线保护下的两江新区土地利用/覆盖情景模拟及生态价值评估

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对于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举措.为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情况,以重庆市两江新区为例,采用CLUE-S模型对未来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情景模拟,并在此基础上对各地类价值系数进行优化调整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优化模型,对不同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定量计算,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敏感度及变化度.结果表明:①采用CLUE-S模型对两江新区的未来土地利用进行空间模拟效果较好（Kappa系数达到0.82以上）,模型的普适性较好.②生态价值敏感度结果表明两江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价值系数的变化缺乏弹性,结果的可信度高.③2020年生态保护情景下,林地的面积增加量大于自然增长情景,城镇和工矿用地则相反,生态保护红线对于城镇扩张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④2014年现状、2020年自然增长情景和2020年生态保护情景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别约为10.53×108、10.50×108和10.88×108元,两种未来情景下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最为明显,林地、水域服务价值均表现出增加的趋势.⑤林地和水域的生态价值变化度表明其面积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较大.研究显示,CLUE-S模型进行小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情景模拟效果较好,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优化模型计算结果的可信度较高.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结果,进一步优化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使其在城市规划、绩效考核和生态补偿中得到实际运用,在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起到支撑作用.      

城市绿地系统生态服务效能评价及优化研究——以淮安生态新城为例

通过运用生态服务效能指数的概念,选择5种指标因子(吸收二氧化硫量、吸收热量、蒸腾水量、涵养水源量、滞尘降尘量)构建了淮安生态新城绿地系统生态服务效能评估模型,并运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针对"现状条件"、"概念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理想状态"4种情景下的绿地系统进行了生态服务效能评价与预测.结果表明,4种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下,绿地系统生态服务效能综合指数分别为0.24、0.56、0.70和0.89,生态服务效能逐步改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在"概念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两种情景下,应使城市绿地系统面积大于1200hm2,采用复合式绿地结构并调整林地与草地面积的比例达到7∶3,同时应保证本地植物指数大于70%,研究结果可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恢复能力与影响周期的围海养殖工程生态损害特征及补偿标准——以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养殖区为例

以宁波市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服务价值损害评估指标体系,分析了围海养殖区的生态损害特征,并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研究了围海养殖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资源恢复周期。结果显示：（1）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造成的生态损害总价值为318.90万元/a,单位面积损害价值为3.20万元/hm²·a。生态损害主要以生态服务型为主,占总量比例为53.54%。（2）生物资源型损害类别中,潮间带生物损害价值最大,为59.71万元,其次为紫菜养殖和鱼卵、仔鱼,二者损害价值量相当,占总量比例均为13.55%,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价值损失则均较小。（3）生态服务型损害类别中,一级类别主要以调节服务价值为主,占总量比例为32.56%。二级损害类别中,废弃物处理损害价值最大,为71.77万元,休闲娱乐损害价值也较大,占总量比例为12.80%,其他类型则价值损失较小。（4）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的生态补偿标准为280.90万元/a,单位面积补偿价值为2.82万元/hm²·a,对比生态损害价值确定的补偿标准,总量减少11.92%。项目施工结束后,近岸滩涂恢复速度为4.6320 hm²/a,约13年后新围大堤附近滩涂将恢复到围海前的基线水平。     

基于FLUS模型的湖北省生态空间多情景模拟预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为保障国家和地区的生态安全,对未来生态空间进行模拟预测十分必要。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背景下,以湖北省为研究区,利用FLUS模型基于湖北省2010年、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及包含自然和人文因素的15种驱动因子数据,对2035年的湖北省生态空间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利用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模拟出的2015年湖北省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总体精度达到0.976,Kappa系数达到0.961,模拟精度较高。设置的生产空间优先、生活空间优先、生态空间优先以及综合空间优化4种不同情景,基本满足未来湖北省不同发展导向的需求。从地貌单元角度来看,在不同情景下,湖北省生态空间主要分布于湖北省边陲四大山区,中部江汉平原生态空间零星分布。从数量规模上来看,不同情景下各个用地类型数量规模差异较为明显,生产空间优先情景下耕地面积增加1216 km²,生活空间优先情景下城镇用地规模增加5959 km²,生态空间优先情景下生态空间用地增长722 km²,综合空间优化情景下生态空间用地规模变化更趋于平缓。从生态空间变化分布来看,四大山区的生态空间变化不大,但中部江汉平原生态空间变化较为明显,其中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变化范围主要分布于武汉城市圈、襄阳市、宜昌市中西部地区及随州市中部地区。总而言之,FLUS模型对于湖北省生态空间模拟的适用性较好,多情景模拟结果可为湖北省未来国土空间规划及未来生态空间管控提供多角度、多方向的政策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