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收入差距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采用变异系数、马尔科夫链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讨2000～2018年长江三角洲城乡收入及其差距时空演变规律,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城乡收入差距演变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1)城、乡收入总体差距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态势,但城镇收入高于农村、农村收入差距高于城镇,且城、乡收入"核心-边缘"格局具有较强稳定性.(2)不同城市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格局,高值区的下降与低值区的扩大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缩小;不同城市城乡收入演变的差异,表明未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要因"地"制宜.(3)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政府影响和对外开放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影响因素的差异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因"时"制宜.此外,一体化深入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表明相关政策制定要强化城市之间的互动.     

山西省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格局分析

城市和乡村是两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地域单元,两者共同推进了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但城乡差距过大就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利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采用GIS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山西省2013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县级行政区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中间低、东西高的空间特征,具有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第一产业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些空间滞后变量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均GDP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中国280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土地是保障区域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基础性要素,其规制效果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潜力。因此,该研究在中国特色土地制度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9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考察土地规制及其空间策略互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动态性和多重性的特征,二者之间存在“U”型直接影响关系且拐点值为4.833,即低水平土地规制抑制城市创新,而越过阈值的高水平土地规制能够推动城市创新。(2)地方政府策略互动情形下,土地规制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毗邻城市的土地规制对本城市创新的影响呈现与直接效应同趋势的“U”型曲线关系。(3)土地规制与当地产业结构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6.214,对毗邻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目前中国城市的土地规制水平尚未达到阈值,产业结构失衡现象抑制了城市创新。(4)本地土地规制与本地产业集聚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且拐点值为5.750,对毗邻城市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相似的“U”型趋...     

经济结构调整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影响差异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利用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经济结构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机制、方向及程度。研究表明:(1)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但整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城镇化协调度演变具有阶段性特征,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幅度较小,之后增幅明显加快。(3)城镇化协调度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整体上,协调度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4)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的提高对城镇化协调度提升的贡献最大,原因可能是固定资产投资可以通过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促进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分配结构)的拉大则会显著降低城镇化协调性水平,原因可能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方面会使得城镇相对农村拥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寻求收入上的相对均衡;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会降低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弱化社会经济活力,阻碍土地城镇化进程,因此需要通过平衡城乡间的资源分配,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5)影响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关键经济结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其中,固定资产投资/GDP(投资结构)是影响东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最主要的因素;城乡居民储蓄额/GDP(金融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提高均有最大贡献。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发展政策时应分区域对症下药。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差距时空演变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人口经济增长弹性、重心、地理集中度和不一致指数等方法,在研究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协同演变规律基础上,从人口与经济协同演变的角度,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不同时期区域发展差距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在发展环境与政策演变影响下,区域人口与经济集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二者重心距离的缩小表征了总体发展差距的缩小。城市对比发现,区域经济集中度呈现"Z"字形格局而人口集中度南北差异显著;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2000～2015年演变表现为发达城市的增加和欠发达城市的下降;这些都表征了区域发展的显著差异和向均衡状态的演变趋势。不同时期区域发展差距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呈现市场力量的趋强和政府影响的弱化;普通面板回归高估了多数影响因素的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区域发展向均衡状态的转变。     

数字金融赋能绿色创新的异质非线性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探究技术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却普遍忽视了数字金融赋能的“网络效应”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助力绿色创新发展的非线性赋能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驱动了中国绿色创新,且东中部地区的赋能效应远高于西部地区,表明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是显著存在的;数字金融的绿色创新赋能效应存在着一个正向的由弱到强的演化过程,但这种“网络效应”特征主要出现在东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表现出正向“U”型非线性规律;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的非线性赋能效应存在异质强化调节机制,在城市化、财政透明度和居民收入水平调节下存在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在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表现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减特征,在技术引进作用下则呈现正向倒“U”型特征;当前只有不断提升财政透明度、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水平,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使经济增长目标和技术引进力度保持在合理水平上,才能最大化地提升数字金融赋能的绿色创新效应。该研究发现了绿色创新过程中数字金融赋能的“普惠效应”和“网络效应”的共存现象,相关结论可能为“十四五”时期地方政府搭上“数字金融快车”,加速驱动绿色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畜禽养殖业低碳清洁技术的EKC假说检验

根据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文章测算了中国畜禽养殖业的碳排放总量,并建立了收入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关系的非线性计量模型,利用分地区数据进行了EKC检验。笔者认为,清洁技术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将碳排放强度进行技术分解,在引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重点研究了清洁技术的EKC特征。结论显示:两次EKC检验的结果方向一致,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这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和清洁技术的采纳密切相关;东、中、西部地区清洁技术下的碳排放拐点分别为7 942.63元、2 751.77元和2 670.44元,中部地区拐点收入水平基本不变,东、西部地区拐点收入水平有所提高;除了收入水平外,东部地区的碳排放特征主要受农业产值占比、城镇化率和饲料成本的影响;中部地区主要受恩格尔系数的影响;西部地区则主要受农业产值占比、公路密度和土地成本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家应该增加清洁技术补贴,提供技术服务,加强政府规制以及技术创新。     

区域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是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开展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是解释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视角。文章采用山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从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两个角度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空间结构中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均表现出显著的资源依赖型特征,核心区带动能力弱,外围区经济脆弱性明显,边缘区为集中连片贫困状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空间联系分析表明,山西省各行业空间网络联系差异显著,其中,采矿业已形成明显的多层级辐射状圈层结构;农业网络联系次之,形成极化显著的辐射状圈层结构;服务业中各行业联系普遍较弱,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而制造业的区域联系最弱,资源型产业发展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通过"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认为,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水平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地区差异、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通过使用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至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城市化水平低于0.456时,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城市化的提高会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中低城市化水平向较高水平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东北和东部沿海省区的城市化已经超过0.456的门槛水平,中西部大部分省区也在0.40左右。因此,应当加速城市化进程,发挥城市化缩小收入差距重要作用。     

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成都市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三次产业结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都有正向作用;从分项研究的结果来看,林业、渔业、建筑业成为阻碍成都市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     

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衡量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环境、经济的面板数据,分析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废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2.7万元左右,但废气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亦呈现"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收入8.8万元左右。说明我国废水治理较早,技术较为成熟,但废气治理尚需加强。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时空特征与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省域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重构了城乡一体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趋势面分析、空间自相关、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各个省市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城乡空间、城乡经济、城乡社会、城乡文化、城乡生态"5个维度中稳步上升,区域差异呈现出"两升一降"的"N"型变化趋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即在东西方向上存在较为稳定的"东高西低"的空间趋势,在南北方向上存在"两端低中间高"的空间趋势;城乡一体化水平全局上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局部上城乡一体化水平热点区和次热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和东南沿海的省市,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和政府行为均对城乡一体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我国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选择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STIRPAT模型分析了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和能源强度对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影响较小。在城镇化发展早期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控制人口规模，降低能源强度，均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省份为例

高效能源利用是推动工业发展,进而促使城镇格局演化的重要催化剂,同时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工业能源的消费结构和利用效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必将影响到低碳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等生态责任目标的实现。选取2003—201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直辖市)的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能源工业投资、工业总产值、城市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等影响工业能源消费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研究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和相应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上海、浙江等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优于云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云南和贵州2012年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2003年上海、浙江的城镇化率,显示出长江上游和下游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水平差距。(2)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结构变化点,分别为36.9%和48.3%。(3)在第一个门槛点前,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抑制作用,前期城镇化的发展导致资源和人口的集聚效应明显,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抑制工业能源消费。在越过第二个门槛点后,城镇化对工业能源消费起正向作用,此时工业的发展和生活消费水准的提升对能源消费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工业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加快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份联动发展,缩小城镇化发展差异;针对城镇化率和工业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引导和控制工业能源消费的变化趋势;协调城镇化进程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耗,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