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缘起、实现路径与关键科学问题：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城市化

碳中和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提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碳中和目标实现是一个复杂系统科学问题,涉及大气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人类圈等多圈层耦合过程与作用机制,需要跨学科交叉、综合与协同研究。简要梳理碳中和提出的气候变化和温控目标缘起,归纳碳中和实现的碳源、碳汇的多元路径,强调从碳源的需求侧推动可持续城市化对于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作用,并且可能是成本低、潜力大、更直接有效的方案途径。提出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下碳中和与可持续城市化研究领域8个方面的科学问题：气候变化—碳中和—可持续城市化关联关系、中国及各地区碳中和实现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城市区域尺度碳排放的精准核算、绿色生活方式与低碳社会、绿色生产方式与低碳经济、能源结构优化、风险与不确定性和碳中和长效机制的治理创新等,以及该领域当前研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BRIAM模型的“一带一路”国家低碳能源发展情景研究

针对"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的长期问题决策支撑和研究需要,作者基于自主开发的"一带一路"综合评估模型(BRIAM)和最新可得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及在《巴黎协定》温升2℃目标下低碳能源发展进行了情景分析和展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实施国家自主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到2030年预期每年可减排32亿t左右的CO2,但要最终实现全球2℃温升目标,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或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将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一带一路"国家的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需要从2015年的约12.2%提升至2030年的21%以上、2050年的46%以上,同时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在化石能源中的使用比例将达到41%左右。到21世纪末,"一带一路"能源供给部门的总投资变化并不大,但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低碳能源及其配套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的绿色投资占比大大提高,累计投资将超过100万亿美元。化石能源领域的累计投资从BAU情景下的约71万亿美元分别急剧下降至NDC情景下的60万亿美元和2℃情景下的28万亿美元左右。此外,碳价格的变化还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运输等要素价格产生影响。在逆全球化的挑战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低碳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是充分展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并将引领各方在绿色技术、绿色贸易、绿色产能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发展与合作,共享低碳发展的绿色效益。     

中国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面临障碍与对策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面对困境,中国经济必须进行绿色转型。事实上,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主体是企业,因此中国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本文诠释了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涵,探讨了企业绿色转型目标模式,该目标模式是在处理好企业与自然、社会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地球的健康和人的健康,即"双健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深层障碍,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即环境标准低且颇具弹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函数不一致、对绿色壁垒的错误认识以及国家政治哲学过于对经济的偏爱。最后,针对我国企业绿色转型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对策:推进企业绿色转型,要使政府规范地依法行使公权力,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发挥市场的利益诱导功能,使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碳金融全球布局与中国的对策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挑战,经济增长方式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碳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加速助推低碳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繁荣的实现。本文将碳金融定义为包括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三方面内容的有机整体,并分别对其深刻内涵与丰富实践进行深入解析与系统总结。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布局碳金融,迎接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金融产业机遇,节能减排目标硬约束和资金需求在客观上也要求我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碳金融体系与之相适应。借鉴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本文提出,我国应以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体系、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体系为目标,引导金融业的全面、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并分散风险,为我国低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国家能源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日趋活跃,能源关系发展迅速,能源合作已成为中国在中亚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和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供需状况、能源合作的现状,紧接着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面临的诸如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等挑战,最后就"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深化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提出了加强中国油气企业国际竞争力等对策建议。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的双重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变暖正逐渐演变为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出台“1+N”“双碳”政策体系。该研究通过两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对23份共计16万余字,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和省份颁布的“双碳”政策文本进行解码与分析,廓析中国“双碳”政策路径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轮廓,厘定不同政策路径下的组态结构和规制强度。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双碳”政策路径已然十分全面完整,其中:行政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管控、法规与标准体系、重点行业降碳治理、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双控)、生态碳汇;市场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制度语法学分析结果表明:“双碳”政策路径以ADIC规范性陈述为主(177个,占比52%),其次是AIC策略性陈述(130个,占比38%),而ADICO规则性陈述最少,仅33个,占比10%。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ADICO的制度语法结构是最理想的政策陈述范式,因为该结构的政策规制强度更大,也更容易实现其治理效能。毫无疑问,政策规制是有效缓解“双碳”治理压力的重要抓手,更是确保实现“双碳”治理效能的确证性手段。政策规制主要面向高耗能高排放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以政治动员和行政法令为手段,推进高碳领域的“双碳”治理。通过进一步构建“双碳”政策规制机制的理论框架,按照规制强度将“双碳”治理分为“强制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提出两种“双碳”治理范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正是行政机制下的科层动员和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同时,随着未来“双碳”目标的逐步实现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逐渐脱钩,治理逻辑需要从“强制性治理”逐步转向“柔性治理”,从“行政科层制动员”转为“市场资源均衡配置”。     

后2015时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与中国参与战略

"里约+20"开启了新一轮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改革进程。从趋势看,未来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将可能以"一组目标、四大机制"为主体,也即"2015年后发展议程"。一组目标是指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四大机制是指"政府间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态势评估机制"、以及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与转让机制"、"资金筹集机制"。这一系列变革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有利于全球走出"气候变化泥潭"、有利于全球治理朝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和有利于促进全球发展合作。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变革也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利弊兼有。有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开展对外合作,不利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对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中国应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布局:一是把"2015年后发展议程"作为中国与联合国互动的平台,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二是在发展合作的内容上,形成"软、硬"合作并重的格局;三是围绕实现"2015年后发展议程"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伙伴关系。     

欧盟及英国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启示

欧盟为实现2050年“零碳欧洲”的目标制定了详尽的能源与气候相关政策,文章通过对欧盟及英国能源与气候领域实现碳中和相关政策的梳理,总结出其主要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欧盟能源与气候政策特点包括：(1)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将欧盟整体减排目标按照公平原则分配给各成员国,各成员国制定并调整各自目标确保整体目标的实现;(2)制定详尽的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部门转型规划,重视风光、氢能等新能源技术的应用,设定煤电转型、核能发展、能效提升、碳捕集、电气化、建筑改造等具体发展目标,并突出能源安全在转型规划中的重要性;(3)设立完善与成熟的碳市场制度与公正转型机制支持转型目标的实现,并通过技术对话与气候融资助力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中国在构建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中应首先研究制定全国碳达峰与碳中和实现路径,在此基础上统筹制定各省份公平公正的转型方案,并细化各部门的达峰中和方案,加强关键技术的示范与研发。同时,应注重保障制度的建设,发展与完善碳市场制度、绿色金融体系与公正转型机制,兼顾能源系统转型中的社会经济效益。     

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的协同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对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日趋显著。加速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双达")进程,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必须应对的课题。当前,国家在控制碳排放和污染水平上的中长期目标仍未有效传导至地方,不利于发挥环境约束对规划制定和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为此,作者立足于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新形势,从协同控制措施、协同管理体系和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探讨"双达"行动对降低社会低碳转型成本和提高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从国家和省市两方面分析了协同治理工作在顶层政策机制、技术体系和资金支撑等方面的关键制约因素,提出以温室气体和多污染物协同减排为导向、以管理和技术协同为保障和以区域协同治理为手段的应对思路。建议国家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分区域、分批"双达"的原则及其配套机制建设,在每个地级市制定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方案的基础上要求发达地区和低碳试点城市进一步提出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推动地方将"双达"目标纳入引领区域经济低碳转型的目标体系和各项专项规划等政策文本,积极探索排污交易、碳市场和电力市场有机融合的市场化治污降碳新方式。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中国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

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一幅由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描绘的未来发展蓝图.联合国制定该议程的内在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完成千年发展目标的未竟事业,二是为了汇聚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重塑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深入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供了机遇,也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走出“气候变化泥潭”.但是,该议程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一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重复和难以量化、没有对不同类型国家给出建议、以及里约原则被弱化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中国未来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利于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对外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挑战主要体现在中国将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三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应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下,积极、主动参与相关进程.从对内看,应在该议程框架下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2030年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建立有利于产业界、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等参与的机制,在实现议程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从对外看,应在坚持“力所能及、互惠互利”原则下,积极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发展援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该议程做出中国贡献.     

全球气候治理若干关键问题及对策北大核心CSCDCSSCI

当前,在落实《巴黎协定》的谈判和合作进程中,面临一些新的关键问题和严峻挑战。其中包括: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促进《巴黎协定》适应、减缓、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要素全面均衡和有效的实施;如何依据气候公约的规定并体现历史责任,坚持和维护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如何看待全球1.5℃温升控制目标以及该目标下不同类型国家公平的减排路径;如何看待欧盟等发达国家拟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采取碳边境调节措施等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分歧。发达国家忽视和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的意图和行动已十分明显,不同类型国家和利益集团间也呈现复杂的博弈局面。对此,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巴黎协定》所确立的长期目标和各项原则,坚持我国发展中国家战略定位,巩固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依托,维护发展中国家合理权益。我国对《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当前,要进一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推进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气候治理制度建设,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同时,国内要加快推进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转型,加快经济、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制定并实施长期低碳排放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同时,实现与全球控制温升不高于2℃并努力低于1.5℃目标相契合的深度脱碳发展路径。     

碳中和目标下CCUS技术发展定位与展望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指将二氧化碳从能源利用、工业生产等排放源或空气中捕集分离,并输送到适宜的场地加以利用或封存,最终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技术。《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展路线图》等研究将CCUS技术定位为"可实现化石能源大规模低碳利用的战略储备技术"。2020年9月,我国正式提出将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愿景。实现碳中和目标要求我国加速构建零碳能源系统、重塑零碳工艺流程、建立负碳技术体系。在此形势下,CCUS技术应重新定位为"我国碳中和目标实现技术组合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从以下五个方面深刻认识CCUS技术对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作用:(1)CCUS技术是实现化石能源净零排放的唯一技术选择;(2)CCUS技术是火电参与零碳电力调峰的重要技术前提;(3)CCUS技术是钢铁水泥等难减排行业深度脱碳的可行技术方案;(4)CCUS技术是未来获取非化石碳原料的主要技术手段;(5)CCUS耦合生物质能(BECCS)等负排放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托底技术保障。展望碳中和目标下未来发展,需明晰CCUS技术新战略定位,创新CCUS技术新发展路径;推动大规模CCUS集群示范,超前部署新一代低成本、低能耗技术研发;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政策法规与商业模式,推动CCUS技术商业化;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深化知识共享。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中国西部绿色发展概念框架

综合绿色发展的国际经验,以自然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四大资本为核心,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概念框架是以“发展中促转变,转变中谋发展”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为指导原则,分析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两个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根据西部地区当前经济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数量,通过政府适当干预,如区域规划、区内调整,最终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的绿色发展.该框架综合考虑了中国西部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特有挑战与机遇,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明确了中国西部地区“生态友好、社会包容和内生增长”的绿色发展目标.最后,本文针对该绿色发展框架提出了中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提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是当前西部地区绿色发展进程中最为迫切的需求,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和实施“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战略”,同时西部地区政府在省级和地方层面将保护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区域扶贫开发相结合,加大对以提升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为目的的各类工程的投入,强化区域绿色基础建设和生态服务供给,缓解西部地区贫困,提升区域绿色发展进程的速度和质量;开展财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提高各级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结合各省发展需求与条件实施以生态城市为发展目标的可持续城镇化发展模式,制定差异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和限制开发区尤其是贫困集中和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地区,鼓励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制度创新以引导长期绿色发展.     

1980-2000年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分析

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在这20年内，中国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000美元的目标，首先离不开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支撑。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生态环境消耗情况的全面分析，阐述了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系统地评估了中国目前资源、生态环境的基础。     

“双碳”目标、碳税政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在未来中长期范围内实现减碳乃至净零碳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对能源具有强依赖性。研究“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作用传导机制,探索如何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好统筹推进碳减排和产业链发展韧性,对于统筹中国经济安全与发展、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确保“双碳”工作平稳、有序、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根据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通过基于产业链总值核算法和产业链增加值核算法两类情形下的碳税政策进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中国31个省份制造业的产业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联,表明产业链关联对于贸易成本是敏感的。而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均会导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波动,但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波动的影响更大。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无法避免政策成本沿着产业链积累和跨区域产业链的不对称减排问题,从而导致跨区域的碳转移现象,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克服跨区域跨行业的政策外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业链的“碳泄漏”,有利于政策上实现“碳公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基于产业链增加值的碳税政策框架下,存在最优碳税税率使得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冲击最小。据此,研究提出完善“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核算方案、探索“双碳”政策背景下的全产业链系统治理方案、探索“双碳”目标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案等政策建议。     

第三次文明

人类社会已先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两次文明形态.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文明".古代中国成功地抓住了"第一次文明"的机遇,从而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数千年.近代中国由于错失了工业文明转折期的机遇,从而被排除于世界强国之林.当代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生产大国,面临着资源严重短缺的压力,作为消费大国和污染大国,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挑战.从思想观念、制度安排和技术革新三个层面开启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折,为中国摆脱资源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重大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