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禁牧时期农牧交错带草场利用和管理的探索——基于对宁夏盐池县开牧试验的实地调研

禁牧政策实施以来,草原上违规放牧现象一直是"公开的秘密",显性的禁牧政策文本与隐性的偷牧行为间形成僵局,禁牧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亦受到质疑。为打破僵局,探索禁牧草原的后续利用和管理,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进行了开牧试验。通过对开牧试验村以及非试验村8个村庄4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研究发现开牧试验方案恢复了农户草场使用权并实行鼓励社区参与的草场管理机制,农民的滩羊养殖行为、草场使用和管理行为都发生了改变,在保证草场质量的同时农户生计得以改善。社区资源禀赋、社区精英、明晰的产权、草场管理行动的制度化、政府的监管与奖惩结合是草场社区化管理的影响因素。开牧试验启示要实现草场管理政策的可持续性,应注重草原生态保护和农户生计发展的兼顾、草场使用权的恢复、管理方案的弹性、社区参与的管理机制和生计替代政策。政策僵局的打破不能依赖于政府的数量可观的生态补偿,而需要借鉴开牧试验的经验,在更为综合的市场框架下建立纳入个人承诺和社区管理的草场使用制度。     

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社会经济影响分析

建立森林生态补偿机制能够部分或全都地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的价值，体现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性，动员全社会参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更好地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的能力。本研究以海南省为案例，从居民问卷分析和机构调查分析入手，分析生态公益林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讨论建立海南省生态补偿的管理机制。研究表明，大多数农户对生态补偿机制持赞同态度。从总体上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农户得到森林生态补偿较低，难以有效地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通过案例研究发现，林业管理机构和居民面临的共同困难是资金不足，由此带来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保护与地区经济收入的冲突，耕地面积减少与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在案例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探讨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海南省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包括科学制定地方性生态补偿标准、构建高效的地方管理机构，提高社区能力建设以及扩展生态补偿多元化融资渠道等。     

基于WTA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实现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公平合理的湿地保护局面的形成，对鄱阳湖湿地周边农户家庭生产生活的基本情况、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基于禁渔期、保护候鸟和封洲禁牧等保护措施的生态补偿意愿进行了深入调查。结果表明：（1）鄱阳湖周边农户的家庭收入与湿地紧密相关，湖区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认知和生态保护意识；（2）193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比例高达881%，农户户均生态补偿意愿为3399元/(a·户)，由此估算出鄱阳湖湿地生态补偿额约为每年582亿元；（3）Tobit回归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年龄、生态效益的认知及生态保护态度的显著影响，研究认为提高农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对湖区农户进行合理的生态补偿是解决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2020年我国基本遏制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

我国将用 5年时间 ,使草原严重退化区、生态脆弱区和重要江河源头区的草原植被有所恢复。到 2 0 2 0年使草原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目前 ,我国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突出 ,草原”三化”面积仍以每年 30 0 0万亩的速度扩张 ,草原严重退化引发的一系列生态问题 ,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目前 ,我国退牧还草工程已正式启动 ,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工程也将于年内启动。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强调 ,各地要落实基本草原保护制度、草畜平衡制度和禁牧休牧制度。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加快基本草原的划定工作。在落实草原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 …     

生态政策下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评价——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不断深入,人地关系耦合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等复杂适应性系统的研究成为目前研究的新趋势。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这一概念也已经受到不同领域学者们的关注,但是由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量难度较大,很少有人把这一概念运用到实践中去。本文尝试将社会-生态系统作为一个优势循环过程,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测量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并以中国西北草原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例,研究生态政策对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状况的影响,并模拟未来10年,在不同国家生态补偿标准下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可能情景。结果显示:(1)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连续激活和停用的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模型的主循环并验证对主要变量的影响,确定最终循环优势转移的过程,为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定量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法;(2)国家在草原地区实施的生态政策对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具有明显的效果,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由不稳定逐渐趋于稳定,恢复力逐渐增强,国家生态补偿标准的提高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户生态环境意识提高和生计方式的转变,使得草原社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对自然环境的冲击有较强的缓冲能力;(3)综合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各方面因素,盐池县草原在未来10年,随着补偿标准的提高,农业人口几乎不变,羊只存栏数呈下降趋势,草原产草量和植被覆盖率都呈缓慢增加趋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有明显增加,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逐渐增强。综合五个草原社会-生态系统的主要指标发现,在当前生态补偿标准下,草原未来10年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更强。     

草原生态补偿:生态绩效、收入影响和政策满意度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第一轮实施期(2011-2015)即将结束,系统地评估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对于完善下一期补助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利用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470户牧户样本数据,从生态绩效、收入影响、政策满意度三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即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进行了评估。生态绩效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草原利用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但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样本调研旗县2011-2014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为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收入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平均每户理论收入影响为-8 607元,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5%;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影响为16 686元,牧民没有严格按照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不只是单纯标准偏低的问题,同时也有标准差别化问题,需要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出调整。政策满意度评估结果表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为57%,其中陈巴尔虎旗的政策满意度最高,为87%;四子王旗其次,为62-63%;阿拉善左旗最低,为18-32%。政策满意度与实际收入影响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政策满意度越高,并不意味着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设计和执行就越好,政策满意度越高,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但生态效果可能不佳。     

不同类型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及差异性——以武汉、荆门和麻城为实证

以湖北省武汉、荆门和黄冈为实证,分析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偏好及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大部分农户比较重视农田生态环境数量、质量保护,但对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农田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较匮乏;2多数农户愿意将自家耕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但有经济补偿时其参与意愿会提高;3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有年龄、教育程度、月收入情况、农业收入比、了解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和是否知道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浙北山区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以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如何既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又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成为当前我国不少地区土地利用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位于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源头的浙北天目山区，在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多种矛盾。通过对浙北天目山地区生态保护与其他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协调的机理分析，试图寻找太湖流域上游山区生态保护与土地利用相协调的可选途径，探索自然保护区有效管护与当地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相结合的良性发展机制，并提出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修正保护目标，调整保护政策；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在不同的功能区施行不同的土地政策；把生态旅游作为解决土地利用冲突的突破口；探索社区共管模式，力争在扩大社区参与的前提下，实现保护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及其异质性分析——基于TPB框架的实证研究

生态耕种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基于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指导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有89.85%的样本农户表示愿意采纳生态耕种，并对生态耕种的收益预期和推广预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生态耕种推广预期、生产交流、邻里效应、政策补贴和技术培训变量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关键因素；（3）不同限定条件下，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因素具有差异性，其中收益预期、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对低推广预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影响更强；风险预期越低，对缺乏交流农户的采纳意愿影响更大；邻里效应小的农户主要受信息传播力度和技术培训的影响；需要政策补贴的农户，生产交流越频繁，邻里效应越强，其采纳愿望更强烈；参加了培训的农户，影响其采纳意愿的因素主要有收益预期与信息传播力度。政府应在加强生态耕种宣传与推广、搭建农户生产交流平台、完善生态耕种补贴与激励政策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措施。     

对加速城镇化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核心学术问题的认识

自1980年代中期起,中国就进入了城镇化加速中期阶段.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主要特征为: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耕地大量减少;种植业土地集约度出现拐点.影响未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城镇化进程、农业劳动力的变化、政府生态保护的政策.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土地政策存在"三元悖论",即在满足粮食安全、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的土地需求之间,存在冲突.粮食安全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属于生存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之间,属于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之间的矛盾;而生态保护与城镇化发展之间,是经济与生态效益间的矛盾.统筹和协调土地利用冲突,关键是把握土地的合理需求、集约用地的规律以及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效应.因此应加强下列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①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规律研究;②土地利用的合理需求分析;③土地利用变化的效应评估.     

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生物质能源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产品生产企业、政府相关机构的参与，微观个体农户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态度和行为，会对政府和生产者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以湖北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参与意愿的调查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预期收益、年均纯收入、环保意识、文化程度、配套设备生产情况、产品技术成熟度、相关政策支持、商品能源使用率、当地生物质资源量9个因素会影响农户参与意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是提高农户对生物质能源的预期收益和农户收入水平；二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综合素质，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三是完善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政策支撑体系，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质资源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层次及其政策设计

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着力点,使企业成为积极的环境行为主体是环境政策的重要目标.由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存在达到企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及污染完全控制三个目标层次的选择,企业在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上,其行为是有差异的.本文针对企业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提出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存在循环经济、利益调配、非此即彼三个行为层次的选择.每一个行为层次和相关的目标层次相对应.不同层次的环境行为,其行为动力和政策要求是有差别的.本文指出,从循环经济层次到利益调配层次、再到非此即彼层次,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是逐步递减的,并针对这一特征分别设计了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以促进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     

环境管制政策的局限性与变革--自愿性环境政策的兴起

我国虽然基本上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但是现行环境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趋势，我国环境政策的效率亟待摄高。究其原因，我国环境政策以行政直控的管制政策为主。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使得政府和企业的博弈长期锁定在非合作状态。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引入第三方激励、监督机制。促使双方的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愿性环境政策的渐渐兴起，是企业和公众在产品市场上互相影响的结果。而政府起到引导激励、信号传递作用。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自愿性环境政策缓解了环境管制成本与效果冲突的困境，是未来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江西省上饶县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机理与实证模型

以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机理分析,结合研究区域实际,确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劳动力状况等4大类因素为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细化成9项具体指标。通过SPSS软件对各项指标与水土保持投入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发现农户兼业经济行为、农业经营规模是影响农户进行水土保持投入的主要限制因子。由于兼业和规模经营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较低,且防范农业风险的能力较强,农户往往不愿意进行水土保持投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以及农业人口比重较高的农户,往往会在水土保持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资金。针对农业劳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等现状提出如何激励农户水土保持投资行为,以进一步促进水土流失治理的相关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激励生态农业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

本文着重探讨了激励生态农业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分析过程。该方法体系从农业环境经济系统的起始元——农户入手 ,建立了农户环境经济行为模式 ,进而通过指向农户的环境经济政策激励机制模型分析 ,寻找促进生态农业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包。     

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WTP)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分析

生态补偿是协调经济与资源环境和谐发展,化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矛盾的有效手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深远。基于云南省5个州市农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云南森林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愿意为生态补偿付费,影响其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年龄、是否兼业、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生态补偿重要性认知、森林经济效益是否比生态效益重要、生态环境满意度、政府是否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政策执行信任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其中年龄、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和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专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而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比重以及获得政府补偿的情况对兼业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是否兼业、非农收入比重、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以及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对传统散户支付意愿影响较大;对政策执行的信任程度和产业发展程度对种植大户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基于此,提出了完善政府农村就业服务职能,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业;完善生态功能区环境教育体系和宣传制度建设,强化农户环保意识;强化政府职责及其政策推广、执行力度,构建综合、完善的生态补偿宣传媒介;制定并实施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措施等具体对策建议。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而"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即家庭生计资本.本文以黑河流域中游为例,选取300户随杌样本,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星负面影响作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正面影响作用.这说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参与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最大化地获取经济利益,政府要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农户实施生态补偿后的各种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高农户承担生态补偿风险的能力.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例

利用2012年安徽省黄山市成为生态补偿试点这一事件作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分析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对黄山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生态补偿政策使试点城市的人均GDP降低2.93%;且生态补偿政策对人均GDP的降低效果具有滞后效应,降低效果为2.15%。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改变是人均GDP下降的主要原因,体现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及第三产业的产值未能弥补试点城市为生态补偿政策付出的机会成本。从政策评估的角度看,生态补偿政策是以牺牲上游地区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发展。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an overall review of policy and practice

Green development emphasizes co-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and is a people-center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 Western China demands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could provide necessary, unique and important help and support for Western China to achieve its green development goals. This paper has made a comprehensive overall review and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green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in particular, OECD countries’ (mostly Australia and Canada) experience have been analyzed following the major policy foci defined by the Task Force on Strategy and Policies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initiated by China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CCICED). Data and information were gathered from the field surveys and investigations, expert meetings, as well as literature review. The main sessions include policy framework and road map establishment, implem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co-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green employ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aper has addressed five policy considerations for the future prom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