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1990-2009年中国省际环境污染综合评价

本文以中国省级经济单元为分析对象,以环境污染为研究中心,基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动态综合评价原理,通过构建具有"三维"特征的环境污染动态综合评价模型,计算了各省1990-2009年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研究了影响环境污染变动的决定因素。结论认为,在样本考察期内,污染物排放最少(即环境质量最好)的省份依次为:青海、天津、北京、宁夏、新疆、甘肃、上海、吉林、福建、云南,这10个省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都在1.50以下;要完成"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排放比2010年下降8%的减排目标,四川、河北、山东、辽宁、山西、江苏、河南、广东、湖南、广西是重点监控省份。分地区看,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最小,依次为中部和东部。污染物排放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污染治理投资、加强企业环境管制能力对降低污染物排放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所占比重及煤炭消费所占比重增加具有显著增加污染物排放的作用,外资进入对环境污染有一定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优化环境质量的对策建议。     

基于复合污染指数的省级环境技术效率测算

在环境问题,特别是当前复合污染问题愈加突出的背景下,运用科学方法对复合污染程度进行量化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个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可以为制定相关政策、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提供重要依据.该文尝试用熵值法及污染物权重系数调整构建复合污染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29个省区市2003 - 2009年间复合污染状况、区域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的环境技术效率有较大的差异,东部省份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为落后.绝大多数省份的环境技术效率值随时间变化呈下降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可能源于我国“十一五”中后期经济发展模式的逆转,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发展过快,2005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69％,显现出过度工业化的特征.直观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技术效率的变动与环境污染程度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环境技术效率的水平对环境污染程度大小的影响较大.     

我国技术变迁对环境影响的计量分析

为了促进技术变迁因素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分析其以往对环境的影响，为我国的技术政策提供支持。使用动态基期，用统计方法定量计算了 1994~2004年各年度技术变迁因素对我国主要空气和水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按是否以削减污染为直接目标，可将技术变迁分为2类：(1)生产工艺的变化。这种技术变化不以污染削减为直接目标，但会影响到生产投入物的数量和种类、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量并因此影响到最终的污染强度和排放量。(2)污染削减技术的变化。这种技术变化以污染削减为直接目标。利用环境统计年鉴中的污染削减量数据将技术效应分解为2部分：源自污染削减技术和源自生产工艺，发现从总体上看技术变迁降低了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其中污染削减技术对所有污染排放量的下降都起了积极作用，但伴随较大的年度变化。生产工艺变化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方向不同。可见中国目前的污染削减主要依靠“末端”污染削减技术，“过程控制型”生产工艺没有充分发挥应有作用，也反映出目前技术变迁尚未向“环境友好型”演进。因此，要促使我国技术变迁向“环境友好型”演进，特别需要促进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煤炭资源开采环境污染物影子价格的估计——基于安徽煤炭企业的调查数据

环境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体现了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是政府制定公共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本文在环境技术的基础上,扩展了传统的产出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进而构建了能够将多种环境污染物的影子价格进行综合估测新的影子价格模型。采用这种新的模型方法和安徽煤炭开采和洗选企业的样本数据,对煤炭资源开采利用过程中排放的三种主要环境污染物——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影子价格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2009年,安徽煤炭开采和洗选企业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平均影子价格分别为0.021 6万元/t、0.031 37万元/t和0.178 48万元/t。这三种环境污染物的影子价格存在差异,反映出安徽煤炭开采企业处理不同环境污染物所面临的环境成本是不同的。环境行为监管者在做出环境规制决策前要充分考虑到这个前提。     

公众参与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2006—2017年间公众环保来信、环保来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四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引入环境规制作为中介变量,检验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对污染物排放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以环保来信和来访表征的公众环保参与对污染物排放没有显著影响,而以人大代表建议及政协委员提案衡量的公众环保参与则对污染物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环保信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污染减排产生正向影响。另外,尽管公众环保信访无法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但可以通过影响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间接对污染物减排产生积极效应。研究认为,促进污染减排,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众环保参与体系,畅通公众环保参与渠道,更加积极主动回应公众环保诉求,充分发挥公众合理环保诉求对污染减排的作用,为环境规制与环保执法提供借鉴依据。此外,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在推进地方环境立法和监督中的有效作用,使有关环保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不仅可以体现公众的环保意见和诉求,推动环保立法,还可以直接为有关部门提供环境规制或执法借鉴。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需求分析

2015年底,我国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势必对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态势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在采用队列元素法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总人口及各省(市、自治区)人口的基础上,运用城乡人口比增长法预测未来城镇化水平,本文依据这两种预测结果系统探讨人口政策变动对我国资源消费、环境污染的定量预测和具体影响。假定未来的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保持现状不变,按照预测的未来人口总量和增量,得出人口增长对我国资源环境的需求变动。通过计算新增的资源环境需求量,对比需求总量与我国的资源环境供给能力,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大小。研究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的粮食、生活用能源、生活用水、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和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均逐年递增,但变化速率有所差异。为满足未来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求,粮食和能源的自给率明显降低,未来将需要更多地依赖进口。全国的供水能力和保障水平急需提高,其中北京、河南、江苏、青海、四川的现状供水能力与未来生活用水需求差距较大。各省建设用地需求差异明显,吉林、湖北、山东、四川、江苏、湖南、新疆、广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将快速释放,但已有的建设用地储备无法满足预测需求。生活污染物的治理压力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应该继续加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业化进程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以资源能源消耗与要素投入增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内的资源环境形势。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技术水平增进等三个视角,构建起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说。随后,基于中介效应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核算各省综合污染指数基础上,结合省级面板数据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基本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识别与分析。多个角度开展的稳健性检验依然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推动母国经济规模扩张,导致其污染物排放增加;二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母国产业结构朝向服务化转型,有利于减少其污染物排放;三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引致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母国污染物排放减少;四是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减少母国污染物排放。最后,本文从优化国际投资结构、强化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建议。     

污染物排放标准评估方法研究

随着环境管理转型的需要,我国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管理从以标准制修订为主转向标准制修订、实施评估、宣传培训并重的阶段。本研究总结了已有污染物排放标准评估内容研究成果,基于评估的"相关性、效果、效率、影响/可持续性"四准则,提出污染物排放标准从与国家标准管理体系的一致性、标准实施保障体系有效性、标准实施的效果、效益、效率等五个方面开展评估的技术方法。     

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作用机理探析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由“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中消费通过前后相关联，从生产到资源利用和直接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两个方向影响着城市环境。据此．以河谷型大城市兰州市为例．以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家庭消费等四项指标代表消费结构构成．利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等计量模型来定量研究1990-2002年13年尺度下消费构成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探讨城市消费结构变动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的动态演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环境退化之间的动态演进过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先不断恶化，到达顶点后逐渐改善。从实证研究、计量模型和分解分析三条线索回顾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随着EKC研究的发展，环境指标从污染指标扩展到资源生态指标和环境效率指标，而实证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的环境指标和经济变量之间都存在“倒U型”关系。目前计量模型以简化式为多，结构式较少。由于分解分析方法能够定量化各种影响因素对污染排放变化的贡献率，因而在EKC成因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尽管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生态环境阈值、污染的时空转移、数据处理与模型方法、环境控制政策和管理等方面仍需进一步研究，关键要在数据处理和模型构建方面取得突破。     

基于纳污红线的河流排污权优化分配模型

实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要建立河流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制度，而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首先要确定河流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案。结合我国现行流域水功能区划成果，以水功能区作为排污权初始分配主体开展排污权分配研究，提出由河流环境保护部门确定河流总体排污权，首先通过纵向配置将排污权分配给水功能区，然后通过横向配置将初始排污权分配给排污者的一种纵向加横向分配模式。以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效率为管理目标，并以污染物总量控制、浓度控制、企业生产连续性等为约束条件，建立了河流排污权多目标分配优化模型。最后利用多目标演化算法对算例进行了求解，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且此分配方式所获得的环境节余容量最大     

排污权的设定对环境技术进步的影响

排污权的设定是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客观地评价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有利于政策本身的实施和完善,同时也可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借鉴。采用2004~2014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借鉴国内外评价政策实施效果的主流计量方法——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建立环境技术进步测度模型,探究排污权设定对环境技术进步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当期排污权的设定并未对中国省际环境技术进步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设定2 a之后,排污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污染物的排放,其对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说明排污权确实能够提高环境技术进步。从长远来看,排污权的设定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工业水污染排放的空间格局及结构演变研究

我国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现有的统计数据不能提供区分区域和行业层面的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数据,无法刻画地市尺度上各个工业部门污染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空间认知是制定环境污染控制和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的科学基础。本文聚焦于工业水污染,构建了新的工业企业水污染排放的空间估算方法,估算分行业分区域的工业水污染排放量,来分析地市尺度上中国工业水污染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本文构建的空间估算方法首先将全国分行业污染排放量依据产值分解到省级和地市层面,再依据企业规模校正系数、生产工艺校正系数和环境管制能力校正系数对未考虑区域差异的排放强度进行校正,最后采用适时修正法对污染物排放量的估算结果进行部门和区域的平衡调整。以基于空间估算方法估算的工业COD为例,剔除个别异常值后,2010年省级尺度重点行业工业COD排放量估算结果的平均误差为12.7%,数据质量优良,显示本估算方法较强的适用性。根据本文的结果,发现2005年至2010年间我国工业COD的减排主要由造纸及纸制品业的技术效应贡献,其中又以西部地区造纸及纸制品业贡献突出,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略有贡献,东北部地区贡献为负值。其他对工业COD减排作出较大贡献的行业包括食品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但不同产业的区域差异显著。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视角,技术效应与规模效应同样显著的产业应当作为区域的主导产业予以重点发展。     

氮素形态及浓度对互花米草生长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化肥农药使用为主的面源污染和以工业排放为主的点源污染日益加剧，全球尤其是海岸带氮含量逐渐升高，对滨海植被的生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通过温室模拟实验研究不同供氮水平对互花米草的影响，对研究氮对入侵植物的影响作用机制有重大意义。互花米草在两种氮肥不同氮水平处理下，株高、叶面积、生物量等生长指标以及根冠比、根长/株高等指标的变化情况不同。结果表明：随着氮量增加，米草株高、叶面积、总生物量和地上部分生物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地下部分生物量、根冠比和根长/株高比则呈下降趋势；各项指标在无机氮肥不同氮水平处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有机氮肥的各处理间差异无显著性。这说明适当的供氮水平有利于互花米草的生长，而高氮则抑制其生长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我国“十二五”SO_2和NO_X污染控制对策分析

大气污染治理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十二五时期,我国大气污染控制指标需根据国情调整。本研究针对我国目前主要大气污染物SO2、NOX及日益严重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分析了近20年排放量、空气质量变化、控制状况。结果表明:SO2排放总量控制取得一定成效,但缺乏质量指标控制约束;NOX排放增加引发了多种复合型环境问题,部分抵消了SO2控制效果,总体上空气质量并未大幅度提升。对此,借鉴国外控制方法,提出十二五期间应进一步改善控制措施建议:SO2在总量控制基础上加入质量控制,分三类区域以不同标准和手段控制;NOX纳入约束性考核指标;选定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对SO2、NOX采取总量与质量双重控制,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撑体系。     

乐安河流域面源营养物质输移研究

根据乐安河流域2009~2011年17个监测断面的定期观测数据，初步分析了流域内总氮、总磷的时空分布规律。运用WATLAC水文模型和MESAW营养盐模型，对乐安河流域营养物质产出与输移进行模拟，估算主要土地利用方式营养物输出系数、产出量及河道滞留率。研究表明：该流域氮年产出量为10 4380 t，对流域出口处的贡献量为5 8557 t，滞留率为439%；磷年产出量为1 0037 t，对流域出口贡献量为3449 t，滞留率为656%。由于氮的可溶性强和流动性更强，因此比磷的产生量和贡献量都更多，并且滞留率受降雨影响更为显著。延长污染物的迁移路径和时间，可增加营养物的滞留率，减少对河道的贡献量     

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系统的均衡及复杂性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排污权交易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学者在排污权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讨论中忽略了排污权交易对产品市场结构的影响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市场体制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有可能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的扭曲,必须对此加以研究.文章建立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的古诺离散动态系统模型,分析了排污权交易条件下古诺市场动态均衡及其稳定性问题.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当排污权交易价格、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边际污染治理成本以及边际生产成本等参数发生变化时,纳什均衡点失去稳定性,经倍周期分叉后出现混沌状态.厂商调整产量的相对速度越慢,厂商的利润越稳定;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边际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排放系数以及排污权交易价格等参数越大,厂商要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大,厂商对产量的调整余地也越小,厂商的利润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