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对雾霾的区际影响差异

为探究不同省级区域雾霾、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本文提出针对雾霾的引力模型空间权重矩阵,并利用该矩阵建立了空间杜宾模型,分别对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空间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全国雾霾的莫兰指数值显著,且取值介于0.367—0.460之间;雾霾"重心"呈现先向东南再向西北移动的趋势,移动距离为76 557 m;雾霾的莫兰指数值为东部省区最大,西部省区最小,中部省区介于二者之间。全国的雾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而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则呈倒"U"型曲线,其中中部省区的曲线最为陡峭,西部省区次之,东部省区最为平缓。环境规制每增加1%,只有西部和东部的雾霾相应减少,且各自相应下降0.009和0.010个百分点。西部和东部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均显著,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1)雾霾在空间上表现出集聚的特点,全国和三个区域的雾霾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空间依赖性在时间维度上大致呈加强的趋势;雾霾的空间相关性表现为东部省区最强,西部省区紧随其后,中部省区最低。(2)西部和东部省区部分省市还未过拐点,全国意义上的环境库茨涅兹假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至少还未出现。(3)西部和东部环境规制效果较为理想,而中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效果不佳;从全国总体来看,当前的环境规制整体上对雾霾并未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4)东西部省区和中部省区经济增长对雾霾溢出效应分别表现为正向和反向;环境规制对雾霾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建议加强对雾霾的区域协同治理,重点推进西部和东部省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调整和完善西部、中部和东部省区的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的退耦研究

采用退耦研究方法，探讨了近年来中国建设占用耕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退耦关系。并归纳其空间分异特点，进而对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998—2005年中国及其多数省份建设占用耕地规模已呈现相对于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以及总人口增长的退耦过程。在空间上，耕地占用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退耦程度呈现中部大于西部，西部大于东部的特征；相对于城镇化水平增长的退耦程度呈现中部大于西部．西部略大于东部的特征；相对于总人口增长的退耦程度则呈现东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西部的特征。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已逐渐显现，经济增长、城镇化和人口增长驱动下的耕地占用压力已有所缓解。     

西部大开发十五年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实现了快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增长。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成本,评价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0—2014年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环境效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偏低,处于相对无效状态。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明显低于传统效率,经济增长付出了较高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以来传统效率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走势变化。西部地区省份环境效率在全国排名靠后,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其中重庆和四川排名不断提升,新疆排名逐步回落,内蒙古和广西在西部地区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稳定,云南和陕西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排名相对靠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2000—2003年上升,2004—2010年不断下降,2010—2014年趋于平稳。西部地区环境效率低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大,也低于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逐渐扩大,与中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本文同时采用了Tob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环保投资力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     

中国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演变特征

本文在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AHM权重和熵值权重相结合的方法及协调发展度测度模型,对1996-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11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近10余年来,我国东中西部11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均在不断提高,2010年11省区均已进入协调发展状态,但总体上仍处在较低水平;②我国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但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③旅游经济综合效益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对比分析显示,我国东部省市多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区域,而中西部省区多为旅游经济滞后型区域。     

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通过构建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与分析了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均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加强;③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因此,为实现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中国应该提高农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各区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不同因果关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水资源政策。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

现有的研究中忽视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具有的内在联系,结果主观的拆分了劳动力投入增加和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并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的增长路径和传导机制模糊化处理,也就出现了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情况。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增长效应的代理变量,对我国四大经济板块进行误差修正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产出效应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效应在各个地区均不显著;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行业,空间)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效果较明显,其他地区甚至是负作用。资本要素(行业,空间)转移作用不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出现抑制作用。土地要素的形态(用途)转移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却呈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FDI的影响——基于30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30个省份1996-2011年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对我国(东道国)吸引FDI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全国范围内,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吸引FDI起到了显著地积极作用;东部地区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对吸引FDI具有积极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显著的减少FDI的流入量,特别是西部地区在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FDI的挤出效应会更加明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评价的实证研究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别对2(106年我国27个省(区)的农村投入水平、政府效能发挥和新农村建设绩效进行客观综合评价,运用相关分析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关性,运用聚类分析探索各个地区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表现水平和对比情况.通过研究有如下发现和结论:①我国新农村建设绩效相对比较均衡,中部省份略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②农村投入水平的产出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西部地区的投入水平(相对水平)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③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大小呈不均衡态势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中部地区政府效能发挥更加明显,而西部地区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相对较弱;④农村投入水平和政府效能发挥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我国碳排放区域差异性分析

在对我国各地区的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进行计算的基础上，运用Theil系数等方法对我国碳排放区域差异性进行分析。Theil系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呈现区域差异性，区域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是导致区域内差异的主要原因；变异系数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总量东部地区差异最大、中部最小，人均碳排放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东部最小，碳排放强度中部地区差异最大、东部最小；基尼系数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碳排放差异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运用聚类分析将全国各省碳排放现状分为优、良、中、差四大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转化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等节能减排建议     

Difference among the Growth of GDP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Provinces and the Cities in West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region and the other regions in China is increasing. In addition, the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west China needs amelioration. Developing conditions of the west provinces and its cities using economic barometers (e.g.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nd per capita GDP) and urban population datum (e.g. urbanization level and city primary degree) have been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Five indexes have been chosen to 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s, for example,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the increment in GDP, the contribution degree of the increment of per capita GDP, urbanization level, city primary degree, city primacy ratio.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growth of the GDP and per capita GDP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is in a poor way; moreover, it is not steady going. (2) The comparability amo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ization level growth of the provinces is at a low level. (3) The urbanization levels of Inner Mongolia province and Sinkiang province are more-sensitive responders to the growth of per capita GDP, whereas those of Guangxi province and Tibet province are less-sensitive responders. (4) The urban population in most of the provinces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which can be shown by city primary degrees and city primacy ratios. While working on these cities in west China, some earlier zone-organic cities are chosen as sample cities, and these cities are also analyzed using economic barometers and population datum.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and compar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Professor Zhou and the author,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made: (1) the growth of the GDP and per capita GDP of the cities are mostly not steady going; (2) the middle and big cities are more-sensitive responders to the growth of economy, whereas the small and mega cities are less-sensitive responders; (3) the sizes of southwest cities have a higher speed than those of northwest ones, and furthermo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re still increasing.     

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差异分析

现阶段中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存在地区差异,掌握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有利于耕地非农化指标的高效调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利用1989~2001年我国东、中、西部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分省数据,测算了以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和GDP增量为对象的基尼系数、加权变异系数以及泰尔指数等指标,并对泰尔指数进行因素分解得到差异的主要来源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三类地区内部省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增大、中部减小、西部有先增大后减小趋势。鉴于此,从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保护地区间公平发展环境的角度出发,耕地非农化指标调控的重点在于三类地区各自内部省份之间的调剂。     

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如何处理好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效益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该文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超效率SBM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综合指数和生态效率进行测算，试图揭示土地集约利用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1）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逐步递增趋势，增长幅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2）生态效率逐年增加，增长幅度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3）2016年，7个（23%）省市达到协调发展类，4个（14%）省市属于濒临失调类；19个（63%）省市属于失调衰退类。其中，上海和宁夏属于生态效率滞后型，其他省市均属于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型。此外，二者的耦合协调度有较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但集聚程度逐渐减弱，空间分异愈加明显。     

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成因探析

1990～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已从原来的北高南低态势转变为目前东高西低的格局。这是由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背景、人口分布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国各省区1990年和2000年城市化水平与自然、人口、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等四类12个指标的因子分析表明,区域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人口密度、农业经济呈负相关,而且受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强烈。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工业化因子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减弱,而综合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显著增强。     

中国区域能源、经济与环境耦合的动态演化

文章全面解析了系统耦合机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能源、经济与环境三系统耦合模型,测算了1995—2014年中国四大区域三大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并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区域三系统交互关系的变化特征以及差异做出了全面讨论。结果表明,1各省区经济和环境综合指数呈持续上升的良好态势,而能源综合指数在小幅波动中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状态,同时三者关系极为密切,具体表现为三类指数的变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2三系统交互作用的耦合度均保持不断递增的演化趋势,但绝对水平较低,且区域间差异较为明显,整体上呈现由东到西递减态势。3三系统的耦合变化与能源-经济、能源-环境和经济-环境三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具有密切的相关性。4在探索三系统耦合协调的持续发展路径时,需重点引导三系统打破固有束缚,通过有秩序的相互配合产生单个系统所不具备的发展能力。而从现实状态看,在当前面临经济下行、资源环境不可持续以及区域发展差异扩大等问题的严峻挑战,各省区需结合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和比较优势制定发展规划。东部需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强化技术创新,以带动能源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中部和东北需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西部则应将重点放在绿色发展和防范环境风险两方面。     

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

在经济服务化与低碳化的双重背景下,研究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演变轨迹,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对于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演变轨迹与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表明:①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呈现从东到西逐次递减的格局。②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并且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③全国与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不存在σ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东、中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则在整体上呈现σ收敛特征。全国以及东、中、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存在"追赶效应",各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最终向自身的稳态水平趋同;空间效应加快了全国与东部服务业碳生产率的β收敛速度。④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部门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人力资本则对服务业碳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①重视服务业碳排放问题,构建服务业低碳绩效评估体系。②探索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强服务业低碳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合作。③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要素空间互动和优化重组。④调整服务业能源结构与部门结构,推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服务业稳增长。     

过江通道对乡镇可达性影响分析

过江通道建设将缩短相关城镇到中心城市的时间距离，提高乡镇可达性水平，改善区位条件，从而带动乡镇经济发展。为了定量地评价过江通道对乡镇可达性和城镇体系影响，以苏通大桥为例，借助GIS软件，采用成本加权栅格方法，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潜力模型与场强指数，对比分析通车前后乡镇可〖JP+1〗达性空间格局与中心城市腹地和场强空间变化。结果表明：南通东部与大桥北岸乡镇可达性与区位优势潜力显著提高，城镇整体可达性与区位优势潜力小幅提高。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可达性值呈现出长江以南由东向西递增，江北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特征。大桥影响范围更多限于南通东部县市与大桥北岸。城镇空间体系变化较小，腹地与场强变化多出现在大桥两岸，场强值分布呈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递减的分异特征。数据表明大桥优化了南通东部区位条件，使其更好地接受发达地区产业与知识的“溢出效应”，加快苏南产业向南通东部地区转移，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源泉分解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依据数据包络分析法、最佳产出函数以及SDA两极分解法,构建了测算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并以2005~2012年中国30省份的旅游业为研究单元,结合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对旅游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与测算。研究表明:2005~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超过资源要素投入,成为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相应贡献率从2006年的49.01%上升到2012年的82.18%,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攀升的关键,而技术效率特别是其中的规模效率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且处于下滑态势,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微乎其微,资源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则从2006年的50.99%下降到2012年的26.52%;分区域来看,各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源泉的变化存在一定差异,使得中部、西部旅游经济增速超越东部,其中中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受纯技术效率驱动,并呈现出2005~2008年资源要素投入驱动与2009~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两个阶段;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愈发趋于集约型,越来越多省区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超过资源要素投入贡献,旅游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