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落地实施的对策研究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如何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对于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效应发挥极为重要。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气候变化工作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管理体系、影响机理和人才队伍3个方面分析了两者协同的难点,并从完善制度体系设计、探索技术协同路径和构建人才培养体系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协同实现降碳减污的管理需求与关键问题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一方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发展阶段使然。与发达国家先解决了国内污染问题再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过程不同,我国正处于减污与降碳要求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在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扭转的新发展阶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使得实现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具有可行性。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加工利用同时产生 CO₂ 等温室气体和SO₂、 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等大气污染物,推动降碳与减污的协同治理能够降低管理成本,获得环境质量改善、气候变化风险降低、低碳经济竞争力提升等多重政策效益,是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思路与重点任务

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面临巨大压力,需要系统研究构建碳达峰政策体系,为碳达峰提供政策动力。本文分析了我国碳达峰相关政策实施情况,探讨了碳达峰政策创新思路,提出了碳达峰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以及政策实施保障。以减污降碳为主线,推进低碳发展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统筹融合,构建完善以碳排放总量控制为核心的,涵盖行业部门、重点区域地区、减排相关方的,多手段类型相结合的碳达峰政策体系,促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有效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达峰路径与关键举措的顺利落地。从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控制考评制度、加快构建排污许可证与碳排放管控协同制度、深化能源资源价格机制改革、全面推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方面提出重点政策建议。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绿色低碳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建立了“ 1+N”政策体系,制定了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推进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重点从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加快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推进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期为相关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模式国别比较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不同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阶段、治理水平等存在差异,气候治理模式也呈现不同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排放体的气候政策体系与机构设置情况,将其气候治理模式分为五类：政策引领型、法律缺失型、整体完备型、部分行业先行型和政策协调双缺失型,并从政治体制和党派态度、资源禀赋和强势部门、战略定位与气候叙事、公众态度与国际事件四个维度进行了影响因素的分析。建议我国未来可在加快推进气候立法、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国际治理体系、落实完善“1+N”政策体系等方面加强工作部署,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水平,促进“双碳”目标尽早实现。     

国家“十四五”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路线图

"十三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对建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本文研究提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框架与重点,认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考虑政策改革创新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建立"两山"转化和环境质量达标的长效激励机制,突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激励、突出经济过程全链条调控,突出政策手段的系统优化与协同增效,突出政策执行能力保障。继续推进生态环境财政制度改革,深化绿色价格税费机制创新,推进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并同步推进完善生态环境价值核算、环境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资源环境名录、政策绩效评估等政策实施配套能力建设,构建全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人为本”推进碳中和的路径创新与政策协同

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与落实是中国践行"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务实之举,是以推进民生福祉普惠均衡为初衷的正义之举,碳中和愿景下的路径选择和政策设计亟须将人民福祉置于减排决策的中心。学界就福祉研究的一个重要共识是:福祉不仅包含经济效益,更涉及人类其他需求的多个维度。构建基于福祉的气候变化减缓框架,而非简单的经济效益度量,有利于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民生领域的多重挑战,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在推进共同富裕、改善社会公平、倡导低碳生活、引领国际规则、加快技术创新等领域科学谋划、系统部署、精准施策。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

全面推动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兑现碳达峰碳中和庄严承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物与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度同源性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就目标指标、管控区域、控制对象、措施任务、政策工具五个方面的协同性系统讨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基本内涵。其次，着眼于当前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在中国的重要性，本文在国家层面讨论了二者的中长期协同控制路线图，阐述了重点协同区域的识别方法和重点部门的协同治理思路，系统提出了大气环境治理与碳减排的协同路径。再次，本文还就“无废城市”建设和生态保护这两个领域与碳减排的协同治理思路展开分析讨论。最后，针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对政策体系的需求，提出了统筹优化减污降碳协同目标、建立协同法规标准、建立减污降碳协同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将有助于厘清各方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认识，对各级政府后续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和科学基础。     

“十四五”时期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行动：规划、问题与对策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机遇期,生态环境部要求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全面融入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而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设计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多关注国家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整体进展及在不同领域的布局情况。各地区针对具体领域的规划目标、行动部署等各有侧重,但区域视角下研究仍比较缺乏。地方生态环境规划是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履责的重要依据,本文构建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内容的分析框架,对28个省级行政区（未包含山西、贵州、西藏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十四五”生态环境规划中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进行分析,系统梳理各地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举措,总结完善制度体系、开展试点示范等方面的主要做法;在分析各地区面临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对策建议。本研究有助于弥补应对气候变化区域研究的不足,可为构建央地协调整合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完善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制度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困境与完善路径

我国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与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治理”政策体系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上嵌入“降碳”政策目标,“降碳”和“减污”涉及的规范、资源和工具等制度性要素将在“协同增效”目标下重新协调整合。“减污降碳”在政策理念、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层面均对传统污染防治政策系统存在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不足、规制失灵、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僵化、市场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故此,需加快完善“协同增效”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元政策工具统筹协同、优化差异性政策的管理协同。     

国家环境经济政策进展评估报告2019

本年度国家环境经济政策进展评估报告采用实地调研法和政策分析法,对2019年我国重点环境经济政策的进展进行了系统评估,总体结论认为环境经济政策在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经济政策机制在不断健全,但是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优化,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助推生态文明和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     

中国城市CO2排放和空气质量协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既是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影响的重点区域,又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主体。在城市尺度上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异质化的影响规律,将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分析了2012—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而后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国主要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由2012年的0.79增加至2019年的0.85,环京津冀区域、汾渭平原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耦合协调度指数显著提高。以低碳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其降碳政策、减污政策、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技术投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华北平原城市群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通过减污政策提高协同效益;低碳政策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挥作用;中西部城市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协同效益。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益的对策建议。     

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几个核心问题研究

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出发,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针对当前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五个方面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坚持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态环保责任等四个重点方向,提出了生态文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改革创新的领导能力、决策能力、法治能力、科学精准治理能力、基础保障能力、市场化治理能力、公众参与能力等七大关键领域,这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Managing water through change and uncertainty: comparing lessons from the adaptive co-management literature to recent policy developments in England

Water management is set to become increasingly variable and unpredictable, in particular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water policy in England provides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adaptive co-management’, which its proponents claim can achieve the dual objective of ecosystem protection and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under conditions of change and uncertainty. Five policy categories are derived from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re used to conduct a directed content analysis of seven key water policy docume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lthough, in part, English water policy serves as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adaptive co-management, there is a level of discrepancy between substantive aspects of the five policy categories and water policy in England. Addressing these discrepancies will be important if English water policy is to allow for the emergence of processes, like adaptive co-management, that are capable of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