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绿色优先,数字赋能”。为探究绿色化与数字化在产业层面能否实现协同发展,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效应,即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门槛值后能够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升级共赢。(2)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了双门槛效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可通过逐步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来实现协同发展;但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单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并不稳定。(3)数字产业化与环境规制并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单门槛效应,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度区间会逐渐扩大。(4)从局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主要结论仍然可以得到验证,但发现经济发达片区存在向欠...     

用能权交易政策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及中国现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问题,而用能权交易政策是中国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关键举措,是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那么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考虑下,该政策能否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效果？基于此,该研究以用能权交易试点启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31个省份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该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看,用能权交易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不利影响,且在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2)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用能权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现路径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升级,并且该政策通过改善部分产业部门的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来抑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不利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用能权试点对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由此该研究提出相应建议：在现有用能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深入推进用能权交易市场...     

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测算出2007—2016年中国省域循环经济绩效值,基于广义空间模型,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分析了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循环经济绩效本身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节能型及减排型环境规制均与中国循环经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第三,与中西部样本相比,东部样本的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第四,节能型与减排型环境规制在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方面存在互补效应,且水体污染指标比气体污染指标的互补效应显著;第五,产业结构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素禀赋对循环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和投资开放度对循环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净化效应,从节能与减排两个方面着手形成合力促使循环经济绩效提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环境规制"质量门槛"建立产业甄别机制,避免中西部地区重蹈东部地区覆辙,使环境规制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建立自由流通的要素市场,将环境规制效果纳入政绩考核范围之内,建立良好的循环经济发展环境;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公共服务的人口均等化,进而为环境规制促进循环经济绩效提升创造新的市场潜能,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循环经济绩效提升的协调发展局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门槛"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并加强外资与国内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结合,建立激励与约束并重的环保技术市场,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净化经济质量的倒逼作用。     

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推动"互联网"与"绿色生态"的深度融合,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2003—2018年中国27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互联网发展指数与绿色经济效率指数,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SAR)与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发展不仅显著地提升了本地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引入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人均GDP差值倒数权重矩阵及地理距离倒数平方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在发展阶段异质性上,2003—2012年与2013—2018年两个阶段的互联网发展均能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且随着互联网"使用程度加深",互联网发展会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与城市规模异质性上,东部地区和大型城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小型城市,互联网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更大。第三,就影响机制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互联网发展提升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的重要路径,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     

土地出让市场化的碳排放效应及传导机制——基于产业结构中介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和无序扩张引致了大量的碳排放,激化了土地利用与低碳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体现政府意志与市场配置的综合手段,土地出让市场化能否兼顾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成为一项具有时代特征的议题。该研究基于2003—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及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视角研究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及多层作用机制,并在现实情景下对其长期作用效果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碳排放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抑制效应,表现为土地出让市场化水平提高1个标准单位,碳排放降低0.243个标准单位;②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抑制产业结构高级化份额(高级化数量)失衡、推动产业结构高质量化(高级化质量)提升对碳排放产生不同程度的间接抑制作用,三者均表现为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升作用最大,产业结构高级化质量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③碳排放存在显著的惯性效应,上一期碳排放增加1%,当期碳排放将增长0.399%左右,同时土地出让市场化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的作用效果存在动态性和延续性,长期内土地出让市场化依然能够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变量传导的间接效应显著抑制碳排放。因此,政府有必要继续扩大土地市场化出让范围,通过灵活性、前瞻性的市场化机制促成土地和产业之间的横向适配及产业结构朝节能减排方向纵向提升,从而建立土地出让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碳减排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互动关系——以湖北省为例

明确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的关系对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高校发展策略有重要意义。将产业结构变迁量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将高校产出量化为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3个指标,最后通过Granger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是学历高级化的格兰杰原因,技术市场成交额、毕业生规模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格兰杰原因;(2)学历高级化能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冲击做出及时反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创新产出的冲击具有延迟响应的特点,对毕业生规模的冲击有一定回馈但并不强烈;(3)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对学历高级化具有高贡献能力,创新产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贡献能力远大于毕业生规模。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绿色已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业提出了新要求,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矿业绿色水平的短期效应,环境规制结构决定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基于200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EBM模型定义的方向性距离出数(EBM-DDF)方法构建GML指数来衡量矿业绿色水平。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效应,探索构建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强度与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效应。(2)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矿业绿色水平具有"U"形间接调节效应,技术创新仅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后促进矿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学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3)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水平存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矿业绿色发展。因此,政府要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基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

现有文献在分析环境规制对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时,忽略了行业固有的异质性属性,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此,本文从要素投入结构异质性的视角,剖析环境规制对不同行业出口质量升级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通过"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影响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而影响方向主要取决于该行业的要素投入结构。(2)对于要素投入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大的行业来说,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该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动态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政策的日趋严格,当规制强度跨过拐点之后,则会对出口质量升级起到促进作用;而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小的行业,环境规制对出口质量升级会产生有利影响,并且呈现出边际影响递增的"J"型特征。(3)人力资本投入、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外资参与对不同要素投入结构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均发挥了预期的积极作用;而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出口质量升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直接影响。以上结论在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变量替换后,依然保持稳健。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应该针对行业类型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的、分层次的环境规制政策,并加强当前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倒逼企业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路径应对环境规制成本的上升,淘汰落后产业,化解过剩产能,从供给侧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驱动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要素"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ESDA空间统计、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1994～2017年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演变及经济发展阶段判读,运用全局回归(OLS)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差异从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变,经历了"萌芽—兴起—繁荣—转型"4个经济发展阶段,并呈现自我建设发展、区域大开发、趋同竞争、产业转型的阶段特征,区域经济呈现"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态势。(2)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热点区,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为核心和次核心冷点区。经济发展经历集聚效应和涓滴效应交替,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减小而趋于均衡,符合"不平衡增长理论"规律。(3)地理加权结果表明,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外商投资、政府调控、交通发展、科技教育、金融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的正向内在动力,发展成本和地形条件是制约因素。产业结构是核心驱动力,科技教育是重要推动力,地形条件是发展基础。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要考虑不同行政区和不同驱动要素的异质性和特殊性。     

沪苏通三角区产业经济一体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以沪苏通三地为例,研究了三地之间产业经济一体化的时间和空间过程,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视角探讨了地区之间的互补性、可运输性和介入性等因素的影响机制。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沪苏通三地构成的三角区产业经济一体化经历了由弱到强、简单到复杂的关系,特别是2005年以后,在区域竞争和合作的大背景下,上海藉由定位转向和结构升级重塑区域地位的战略取向使得沪苏通三地产业经济关系步入了一体化重构轨道。三地之间未来要形成3边均强的网络化的产业经济一体化格局,应通过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放大各地之间的互补性,通过减少地区之间非理性的竞争,改善地区之间空间分割。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以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GIS软件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高强度地区，这与目前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短期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尚不显著。今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政策和城市规划，合理推动城镇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保持在合理水平。将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对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究工业生态效率对于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变、区域差异、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不断上升，绝对差异增加，而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具有显著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在工业生态效率类型转移过程中存在着趋同的趋势，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对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起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工业结构不利于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本地城镇化的提升不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而本地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加强城市之间合作对提升工业生态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在梳理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与合作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区际产业发展的互补特征鲜明,下游地区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中上游地区特色产业突出;但也存在市场化程度发育偏低、要素流动不畅、行政区经济严重制约、中心城市产业高度偏低、区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还根据未来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的基本思路,提出应发挥下游优势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打造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的辐射结盟作用、加强产业园区的创新示范作用等若干对策建议。     

长江沿岸地区物流产业空间结构分析

城市是物流网络的重要节点。构建了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长江沿岸28个中心城市的物流竞争力水平进行了评价。从空间、时间、成本3个维度,综合考虑铁路、公路、水路3种运输方式,构建经济距离公式,计算城际综合“经济距离”,最后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对长江沿岸经济带城市物流空间结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重庆、武汉、南京物流竞争力水平较高,是长江沿岸物流产业的重要节点;城市群内部的空间联系度明显大于城市群之间的联系度;上、中、下游的城市群物流引力强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空间梯度,表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皖江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物流网络呈现较明显的融合趋势     

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与形成机制研究

以湖北、湖南、江西3省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区域,将2003～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构建扩展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影响效应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带动的促进效应较小,表现为仅有中心城市土地出让对城市群经济辐射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空间效应,而非中心城市直接空间效应、中心城市和非中心城市的间接空间效应均不显著;(2)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主要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效率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而企业投资和劳动力机制的积极效应没有形成。原因是,土地出让对企业投资、劳动力的拉动效应不显著,且企业投资没有显著扩散效应,而劳动力则呈现空间回流效应;(3)提升土地出让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辐射的促进作用,需要更加注重城市间合作和配套的产业链引资,同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出让"既能引资,又能留人"。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研究

为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的质量及城市间的协调关系，通过构建经济发展质量、社会生活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运用动态因子分析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38个城市2004～2011年城市质量进行了评价，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城市群内城市之间城市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城市群内城市质量的评价来看，城市群内城市质量差距进一步扩大，产生严重的两级分化；从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协调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质量的空间影响作用不大，各省份城市发展并没有突破行政壁垒，跨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合作未有实质性进展，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的发展质量并不高，并提出了加快中小城市建设，推动经济、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设施一体化建设等提高城市群质量的建议     

制度创新：依托武汉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

经过上千年的发育和发展,我国长江中游流域已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以武汉为中心、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落的雏形。通过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分析以及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发达区域的比较,阐明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提供了诸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跨行政地界的区域协调机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和促进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等一系列以区域整体协调和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圈层梯度推进、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为实现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转移,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从而促进全国经济全面持续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