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能改善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吗？

基于2007-2016年省区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非角度、非径向的Super-SBM模型评估在环境约束下我国省区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构建门槛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水平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Super-SBM模型度量的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八大经济区域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地域差异;门槛模型检验显示出财政分权水平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且正向溢出效应随着门槛值变大而减弱,控制变量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劳动者素质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商投资和企业规模对其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财政支农规模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2007～2015年我国省份面板数据

财政支农政策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三农"发展,也激励了农民生产经营中污染性要素化肥、农药的投入。基于我国2007~2015年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支农规模对农业面源污染及其EKC曲线拐点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农规模对农业生态环境存在"负外部性",扩大财政支农规模不仅刺激了化肥农药的施用,还可能延迟农业面源污染EKC曲线拐点的到来。因此,不能片面强调财政支农的总量和规模,应当大力推进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优化对农林等产业的支持结构和质量,促进农业面源污染的降低。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评估

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巨额的治理投资尚未带来根本性的水质改善,因此,开展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评估研究,对提高投资资金的效益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的方法,应用数据包络C2R模型和BC2模型,对2001—2012年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财政投资政策绩效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2001—2012年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投资综合效率值均值为0.708,总体效率水平不是很高,且只有2001年、2006年和2010年DEA有效,DEA无效年份中2011年效率值最低为0.441;影响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投资综合效率的主要因素为城镇污水处理率和滇池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外海),同时,工程治理投资和面源污染治理投资存在较多冗余.因此,未来滇池治理可适当调整工程治理和面源污染投资金额,进一步提高城市污水的收集和处理率,以减少污水的排放和降低入湖污染负荷.     

中美环保投资的对比研究及经验借鉴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环境保护财政投资的现状横向比较,指出我国环保投资存在规模小、历史欠账多;资金来源渠道较窄;投资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合力;投资效率不高等问题,进而提出完善我国环保投资的政策建议: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增加全社会对环保领域的投资;整合专项资金、调整投资重点,构建合理的环保投资结构;夯实环保基础研究,完善环保投资保障机制。     

经济转型视角下长三角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机制

经济转型背景下,研究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等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基于2000-2015年长三角地区各地区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研究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变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出两阶段波动上升的趋势。(2)从空间分异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高值区沿"沪宁—沪杭—杭甬"交通线分布,且这一空间特征较为稳定。(3)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全球化因素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经济市场化因素的总效应呈现减弱趋势;财政分权在第一阶段对本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对临近地区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消极作用,但到了第二阶段,这两种作用均变为不显著;土地财政在第一阶段对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第二阶段随着土地的资本化加强,反而不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4)控制变量中,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对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人口密度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直接影响也愈发显著。     

考虑环境因素的城镇污水处理投资效率——基于三阶段DEA的方法

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影响前后的城镇污水处理效率进行测算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社会和水资源禀赋等环境因素对城市污水处理投资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且高估了污水处理的综合技术效率.我国当前城镇污水处理综合技术效率水平不高,仅为0.797;从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综合技术效率较高,西部地区综合技术效率较低.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来看,多数省份处于低高型阶段,说明多数省份存在管理技术不足,规模冗余的现象,且我国污水处理率低于污水处理投资效率.因此,在提高污水处理的管理技术水平的同时也要提高污水处理量和污水处理规模的建设.     

国际经验对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的启示

我国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强,对环境保护的投资总量也逐年增加,但从环境改善的情况看,环保投资的治理效果与巨大的投资总量不成比例.总体_卜讲,环保投资效率低下已成为制约我国推进保护工作有效开展、人民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的瓶颈.     

各省份财政污染防治支出的统计性特征研究

整体看来,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总体上升,增速逐年下降,未明显向污染防治倾斜。分区域看,全国除港澳台以外31个省区市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省际差异显著,稳定性不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分化严重,相对地方财政支出增长不稳定。因此,建议财政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财政节能环保支出科目名称要统一规范,公开数据应全面、完整,防止在对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投入情况进行评估时出现概念混淆和结果不准确的问题。同时为贯彻落实相关要求,强化公众监督,建议定期对31个省区市政府节能环保投入情况进行评估,对未实现"两个确保、一个力争"的省份进行排名,并将全部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     

环保投资占比最优化:基于生态效率的考量

将生态效率作为综合衡量环保投资效益的指标,利用中国2003~2015年30个省（区、市）的数据,研究生态效率与环保投资的双向影响关系,并估算环保投资占比的最优区间.结果表明：（1）2003~2015年,全国平均生态效率整体呈略微下降趋势,由0.79下降至0.69.（2）环保投资占比对生态效率构成倒"N"型影响,经历"降低-提升-抑制"3个阶段.根据所获数据进行计算和推测,当环保投资占比处于0~1.50%时,环保投资不能有效防止生态效率下降;占比处于1.50%~3.30%时,环保投资能显著提升生态效率,至3.30%时达到最大值;占比大于3.30%时,过多的环保投资投入反而使生态效率下降.（3）省际生态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省级政府环保投资策略具有协同性.     

关于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研究

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环境及环保市场决定了环保产业正迎来快速发展的良好契机,但现有对环保产业的经济扶持政策还不完善,存在刺激力度不大、范围较窄、资金缺口大且来源单一等问题。为解决目前中国环保产业所面临的一系列"瓶颈"问题,下一步,应重点从财政、税收、金融以及价格收费等4个方面入手,完善对环保产业的经济扶持政策,直接或间接刺激其快速发展,使其成为支柱性产业。     

煤炭资源型城市环境效率及其环境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绿色环境效率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合理评价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效率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异质性环境污染排放角度出发,选取了四种环境压力指标,采用非径向的Slacks Based Model（SBM）模型和Sequential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山西省2003—2016年11个地级市的环境效率和环境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山西环境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维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山西省整体的环境效率仍有25.31%的改进潜力;中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值高于北部与南部地区,但是三大区域的环境效率值都呈下降趋势。（2）山西省环境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4.63%,其中技术效率对环境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负效应,而技术进步是环境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3）环境规制与环境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环境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关于跨省断面水质生态补偿与财政激励机制的思考

改善环境质量是环境保护的核心。当前,我国跨省界流域上下游治污协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权责落实与激励政策尚不完善,流域跨省界断面水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文章提出建立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导向的跨省财政激励机制,根据上下游出境断面水污染治理成本、水生态价值和发展机会成本以及延伸投入等,强化流域水质目标考核行政和经济"双重"约束机制,建立水质超标"罚款赔偿"和水质达标"奖励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跨界污染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并建议"十三五"全面推动建立跨省断面水质财政激励机制,实现流域治理的成本共担、合作共治。     

农业经营规模化发展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块层面的实证分析

为探析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农业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物料平衡原则下农业环境效率测算模型和农业环境效率影响模型.基于2004~2016年浙江省农户水稻种植地块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面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农业产出等农业经营规模指标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规模化发展将因投入和产出的扩张以多种方式影响其环境效率,其中土地面积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农业生产环境效率均有负向的影响,而农业产出规模的增加将促进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     

农业经营规模化发展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地块层面的实证分析

为探析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对农业经营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物料平衡原则下农业环境效率测算模型和农业环境效率影响模型.基于2004~2016年浙江省农户水稻种植地块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面积、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农业产出等农业经营规模指标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业规模化发展将因投入和产出的扩张以多种方式影响其环境效率,其中土地面积规模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农业生产环境效率均有负向的影响,而农业产出规模的增加将促进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评价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沿海地区2003-2012年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治理效率的动态变化、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2年我国海洋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企业技术进步率相对下降;（2）沿海各省市陆源污染治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差异是引起地区变化差异的主要原因;（3）环渤海经济区陆源污染治理效率较低,其全要素生产率2008年以后下降明显;（4）研发经费及环保投入都会促进陆源排污显著减少,工业企业规模对陆源入海污染物有显著正效应。     

经济转型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

研究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等因素对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对于在经济转型背景下促进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城市用地扩张差异指数和强度指数分析了2001—2015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区域及各城市的城市用地扩张时序变化,并通过时空加权回归模型对不同驱动力作用的时空差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具有空间集中性及阶段性特征,苏锡常等都市圈是城市用地扩张的热点地区,随着协同水平的提升,区域内城市发展状态差距逐渐缩小。（2）研究期间长三角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在整体和个体上均呈上升趋势,扩张强度平均值大致呈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分布,外围城市的扩张强度以更为稳定和快速的状态在提升。（3）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均能较好地解释长三角城市用地的扩张,全球化是长三角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海、苏南和浙北地区市场化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推动显著,而后发地区需进一步激发市场改革红利;财政赤字是地方政府实行城市扩张策略的重要因素,但发展模式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而改变。（4）控制变量上,经济发展的影响显著且较为平稳,人口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且部分城市有加深趋势,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较为集中。     

科技创新投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使用2004~2015年的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内部影响机理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两个拐点的位置分别为7.722（2257.47万元）和9.610（14913.17万元）;在外部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规模效应3种影响路径中,科技创新投入影响下的外部资本进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负向效应,科技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本间效应为0.1363,外部资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效应为-0.0065;科技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分别为-0.0277和-0.0311;科技创新的投入与高效益增强了市场规模效应,有效促进生产结构的转型进而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为0.0186和0.4346.空间异质性中,外部资本进入与溢出效应带来的污染避难所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不显著,而污染天堂正效应在东部地区存在但不显著;污染创新治理投入的技术正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效应显著,在中部和东北部不显著;科技创新投入与市场需求规模效应在空间区域无差异且显著为正.建议依据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影响路径来实施空间差异化策略.     

环境规制效果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不同城市的空气污染现状与年际变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总体而言正在经历着明显的改善。城市空气污染是政府环境规制效果的体现,论文从影响环境规制的多种途径和渠道出发,将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效果的原因分为三种因素,包括来自企业等利益攸关者的环境规制执行阻力、来自社会的空气污染改善受益方的环境规制执行压力和政府本身的环境规制执行能力。论文着重阐述了这三种动力内容,并利用空气污染指数(API)数据制作非平衡面板模型,对这三种动力因素与规制执行效果的关系进行了验证,发现环境规制执行阻力和环境规制执行能力显著地影响规制执行效果。教育等社会因素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压力也能够对环境规制执行进行一定的推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