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敬畏感与自豪感对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驱动机制

在我国大力推进文明旅游示范区和示范单位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引导和培育红色旅游景区游客的文明旅游行为,对于推动新时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和实现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规范激活理论、敬畏原型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统筹考虑红色精神弘扬和红色文化传承功能,构建纳入敬畏感和自豪感情感因素的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理论分析框架,选择我国红色旅游代表性景区台儿庄古城、岳麓山、陆军讲武堂旧址等作为案例调研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促进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关键因素、作用机制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情景中,后果意识、责任归属、道德规范与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之间的假设关系得到了验证。（2）敬畏感通过道德规范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游客体验到的敬畏感越多,则感受到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道德责任越多,且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自豪感对道德规范和文明旅游行为意向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在红色旅游景区体验到的自豪感未能在促进游客文明道德责任提升和实施文明旅游行为中发挥作用。（3）景区知名度负向调节道德规范与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关系,景区知名度较高时,道德规范对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较小。因此,应增强游客对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后果认知,提升游客负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营造红色旅游的庄严氛围,激发游客的敬畏感,高度重视知名红色旅游景区的文明示范和引领,以期为我国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红色旅游演艺感知状况及传播优化——基于网络信息的内容分析

红色旅游景区相继推出融红色文化于舞台表演的红色旅游演艺产品,在增加游客量、景区创收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红色旅游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至上的特性,注定红色旅游景区应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置于首要地位。通过对比分析3个红色旅游演艺的游客网络点评,红色旅游演艺感知现状:游客的负面评价集中于认识成本和服务质量;游客对红色旅游演艺的红色文化价值感知较弱。为实现红色旅游学演艺传播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目的,各红色旅游地应保持形式上与内容的有机统一,重点关注红色旅游精神内涵的传播;应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应注重与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关注游客反馈。发现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以求提供改进思路。     

红色旅游目的地公益旅游产品开发探讨——以井冈山区域为例

在公益旅游成为一种时尚旅游,红色旅游面临转型升级的同时,红色景区有必要考虑将公益旅游注入红色旅游范围内,开发新的产品类型,从而增进红色景区的持久吸引力。在总结归纳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中关于公益旅游产品开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井冈山区域公益旅游发展的阶段性,探索了公益旅游产品的"政府+"、"高校+"、"旅游社+"、"非营利组织+"等开发模式。通过调研井冈山区域存在的社会发展问题,了解其公益项目需求,结合区域旅游资源特色,提出可开发关爱儿童类、扶贫脱困类、环境保护类、文化传承类、项目研究类等专项公益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多维生产模式研究——基于沙家浜的数字田野实证

研究以苏州沙家浜红色旅游风景区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生产中“人—地”关系转变为“人—网—地”关系的过程,探索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的多维生产模式特征。结论指出：（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单向的红色价值观传递转变为主客价值共创,体现了红色精神民主化生产过程;（2）红色网络流动性空间需面对红色教育、娱乐和审美等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多维主体以“遥在场”的方式产生了新的主客网络地缘争夺,即网络话语权的争夺;（3）传统游客转变为红色资源网络空间的消费者、参与者与生产者,去中心化特征明显,红色网络空间通过超文本表征和非计划互动得以建构,要求红色目的地官方在网络供给侧掌握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4）红色旅游官方主体尝试使用流行元素融入网络实践,但也展示出泛娱乐化的趋向,需在红色网络空间的多维精神建构中合理整合多元价值,促进集体情感的深度内化。     

湖南红色旅游资源的共生势能

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共生开发,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现象,研究意义重大。以湖南旅游资源为对象,以景区为共生单元,通过景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确定红色主导、绿色主导、蓝色主导、古色主导、娱乐科教主导五类,依据景区质量指数和景区间便捷程度指数计算共生势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Ucinet和ArcGIS软件分析发现：湖南旅游资源共生势能存在五个等级,表现着纯利他的首要联络中心、利他主导的次要联络中心、对称互利的重要联络点、非对称互利的一般联络点、纯利己的松散联络点属性,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共生势能的显著优势。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由五大共生群落组成,红色旅游资源发挥了显著的组织作用,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的内部联系最紧密,具有良好的共生势能;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和环洞庭古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内部联系依次降低;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与其他四个共生群落均有联系,与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而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与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红色旅游资源是湖南旅游资源共生系统核心区的主体,核心区53个景区中,红色主导型景区占33.96%;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中占50.9%。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游资源表现着对湖南旅游业发展的强大支持作用和协同作用,体现了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价值。     

红色旅游传承红色记忆的理论逻辑与动态过程

红色旅游在传承红色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对红色旅游为什么能够传承红色记忆,以及红色旅游传承红色记忆的具体过程等基础问题尚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以文化记忆理论和互动仪式链理论为依据,论证了红色记忆作为文化记忆、红色旅游作为仪式的理论合理性,明确了红色记忆传承的基本规律,提出了红色旅游传承红色记忆的理论逻辑和动态过程模型,并进一步讨论了红色旅游作为一种仪式在传承红色记忆方面的独特价值、作用边界、融合发展和实践路径等问题。研究结论有助于红色旅游理论研究者从更普适性的视角和更深的理论层次认识红色旅游与红色记忆之间的关系,为实践领域更好地开展红色旅游工作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持。     

评价理论视域下江西红色旅游文化资源的话语分析——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宣传话语为例

作为传播红色文化的主要话语形式之一,红色旅游宣传和广告话语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基于语言学视角对红色旅游话语的研究尚不多见。选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评价理论为研究框架,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宣传话语为例,对红色旅游话语中词汇的评价资源进行分析,归纳评价资源分布的整体情况,总结出该类语篇的话语特征和评价策略,并通过考察红色旅游话语中评价资源的实现手段来探讨江西红色文化如何通过话语构建、解读和阐释,以期为红色旅游文化建设以及红色宣传话语撰写提供有益性意见。     

积极探索江西红色旅游发展新模式新路子

红色旅游是一项关系长远的政治工程、凝魂聚气的民心工程、造福百姓的富民工程。江西省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围绕打造"中国红色旅游首选地"和红色旅游强省的目标,坚持红色旅游走生活化、品牌化、融合化、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创新形式和载体,让红色教育"火起来";大力开发"红色旅游+"产品,提升红色旅游吸引力;创新宣传营销模式,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着力改善旅游配套设施,筑造一批红色经典景区;深度推进区域旅游合作,实现红色旅游地互利共赢发展。江西省在发展红色旅游方面探索出了一种新模式,闯出了一条新路子,其经验值得借鉴。     

论红色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具有中国化的历史遗存。红色资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核心内容、思想精髓、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红色资源蕴涵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诉求,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载体。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艺术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路径。     

基于红色旅游的国土空间规划层级传导与冲突协调研究

以跨行政区域线状分布且多与自然资源相伴而生的红色旅游资源为切入点,针对区域红色旅游与国土空间规划拟合错位、红色旅游与三条控制线相互交织等问题,围绕国土空间规划层级传导和冲突协调展开探讨：以纵横传导双向引擎的方式构建分层次有传导的红色旅游空间体系,从而打破红色旅游区域协调和用地管制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协调红色旅游与三条控制线的冲突,当红色旅游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冲突时应强调在保护中发展,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应强调在发展中保护。本文旨在为红色旅游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路径,同时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条控制线划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异质性

红色旅游是传承革命文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和大众化、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公布的300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763个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异质性进行研究,并提出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表明：（1）经典景点空间分布受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四大子系统综合影响;（2）核心区空间分布较其他旅游景区分散,形成7个一级核心区、7个及两大连片二级核心区、低密度与较低密度区等,空间关联性差异较大,关联效应伴随空间尺度缩小而减弱;（3）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异质性明显,影响程度为红色旅游资源>海拔>政策力度>坡度>交通设施>市场需求>资源联动>消费水平;（4）提出采取网络、节点、廊道、共生—联动、跨区共促等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可为红色旅游发展与管理、跨区联合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中国A级旅游景点空间分布特征与可达性

以A级景点为例,基于GIS 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K指数、热点聚类等方法分析中国2 424 个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中国A级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A级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所有景点的平均可达时间为125.88 min,60%的景点可达时间在90 min 以内;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景点的县域可达性呈强集聚格局,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     

线型旅游体验空间：风景道的体验性逻理嬗变

在体验视角下,风景道不仅只是旅游系统中的旅游过境地或旅游通道,旅游者逐渐将体验特色风景道作为出游动机,同时也折射出旅游产业要素在沿线空间范围上的流向扩散。在将“在路上”这一旅游体验作为旅游者出游的主要动机,使传统意义上仅以交通功能承载旅游流的风景道转向为旅游者体验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并将其整体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衍生形态,不仅可以串联各自区隔的旅游空间,还是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系的有效支撑,同时也符合全域旅游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对风景道作为新型线性体验空间的合理性进行分析,阐述这种旅游目的地衍生形态的理论解析,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案例对其特点特征进行总结。以安徽南部京台高速铜黄段为例,探讨打造该区域的必然性与重要性,提出线型旅游体验空间构建内容,并总结发展内涵上的差异性。线型旅游体验空间的提出,在理论上深化拓展了现有关于风景道的旅游研究,为现实中旅游目的地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基于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研究

在区域旅游发展中,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除旅游景点本身的吸引力之外,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及旅游景点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其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GIS软件,论文从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角度对全国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表现出非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其3 h可达服务范围(即游客市场)并未覆盖全国。其中,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区因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分布较少而出现可达服务范围的空白区域,而长江三角洲、成渝、鲁西南和海峡西岸等地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服务范围已绵延成片,具有较大的区域旅游合作潜力。此外,通过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数与可达范围内社会经济属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旅游收入与1 h可达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而旅游人数与50 km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     

景区动态承载力估算方法及其应用

景区承载力是旅游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由于现有景区承载力估算模型以景区由“均质的可游览空间”构成为假设前提,通过面积和游客单位游览面积进行景区承载力的估算,未涉及游客进入景区游览行为的动态性。由于游客不能瞬时填满整个景区,景区承载力具有时空特性,故建立景区动态承载力计算的概念模型,并构建以停留区、通道以及出入口等要素为空间实体的网络结构逻辑模型,从而提出基于网络结构的景区动态承载力估算方法,选取南京总统府景区作为实验区域,验证所提出的模型和算法。将地理信息科学应用于旅游管理,有利于确定景区承载力的具体量化水平,使景区管理分时管控措施得到有效发挥,进而促进旅游景区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