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3-2010年产业和环境数据,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探讨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并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揭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性。结果表明:①泛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重心轨迹均朝西南方向移动,其中环境污染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产业发展重心的移动,两者的轨迹演变趋势存在着一定耦合关系;②产业发展与环境污染地理集中度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高西低格局,其中地区间产业发展极化程度下降明显,不均衡性趋于减缓;而环境污染极化程度无显著变化,地区间差异仍比较显著;③根据产业集聚与污染格局的空间关联程度,将泛长三角地区划分为高集聚—高污染、高集聚—低污染、低集聚—高污染、低集聚—低污染四种类型区。本研究可从空间效应角度为产业转型—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关联机理探讨提供新的视角。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使用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 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内部不均衡性显著,生态效率总体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联动性和依赖性,受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相互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区域上,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产业集聚能否改善中国环境污染

本文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构建一个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在产业集聚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而在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有利于改善环境污染。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环境污染,"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环境规制并没有改善我国环境污染,且能源消费不是环境污染加剧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客观看待产业集聚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动态处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产业集聚水平发展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在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产业集聚水平的同时,选择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更加严厉的环境规制等政策组合,以改善环境污染,避免"先污染再治理";在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积极鼓励产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集聚方向,引导向高端研发与设计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发展;同时,在积极引资过程中,引导外资向清洁产业转移,注重引进具有环保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运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环保标准,实现引资与环保的双重目标。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有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污染治理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使用资本、能源、节约劳动,并向着节约能源方向转变。(2)有偏技术进步能直接减少本地环境污染,也能间接改善邻地环境质量,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改善“本地-邻地”环境质量。(3)环境规制在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二者表现出较好适宜性,更能诱发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激发出对“本地-邻地”更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4)有偏技术进步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环境污染...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农业碳生产率兼具“保增长”与“促减排”双重属性,是新时期绿色农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利用200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未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和四大地区的农业碳生产率都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且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2)不考虑控制变量时,农业产业集聚对本地农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但不利于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考虑控制变量时,农业产业集聚对本地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3)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四大地区、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和不同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地区都显著,且存在异质性。(4)财政分权在全国层面会削弱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在农业产业低集聚区（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农业产业高集聚区（西部和东北地区）有异质性的调节作用。因此,要推动农业产业集聚由“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长期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深入是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重要动因,而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是有效控制污染排放,进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必然选择。基于2000—2017年我国29个省级行政单元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SFA模型测度了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深入探究环境治理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2000—2017年我国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呈逐年上升态势,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平均值从2000年的0.165提高到2017年的0.309,但总体水平仍较低,并呈现出自西向东不断增强的空间格局。②在工业污染治理过程中,财力投入和物力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工业污染治理效率,而人力投入增加的效果不明显。③全局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具体体现为东部地区高-高集聚及西部地区低-低集聚,且存在较为稳定的路径依赖特征。④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改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其他周边地区也同样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体现出污染治理的策略互动性和协同性。据此,从优化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结构、建立要素市场流动机制以及强化国有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效率、推动地区联合治理污染提供政策依据。     

开发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加剧污染还是促进治理?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产业集聚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预知的外部性。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对污染和治理两个维度的影响进行系统考察。作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实质就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开发区设立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考察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产生的环境效应是加剧了污染还是促进了治理。研究发现:总体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绩效,开发区产业集聚在初始所形成的污染集中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后期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则能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水平。进一步对样本对象的空间、时间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考察表明,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环境绩效的提升要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环境治理水平方面;设立时间较晚的开发区对当地环境绩效的提升要显著优于早期设立的开发区;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能更有效降低排污规模,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并且上述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开发区设立的产业集聚政策先天具有"自上而下"的导向性,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地方政府应基于自身条件,建设符合当地区位导向的开发区,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主导产业,营造合乎地区自身禀赋基础的制度环境,分层次完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加强产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的助推作用,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绿色联动。     

基于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时空演化

为了客观地评价生态承载力及其时空演化规律，通过构建以价值量为单位的生态足迹-服务价值法的生态承载力分析框架，选取2000~2015年陕西省9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运用全局Moran’s I、LISA集聚图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分析了陕西省生态承载力指数的分布特征、演化路径及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陕西省及三大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先快速升高后缓慢降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异质性，低值集聚现象明显，且向关中地区集中。（2）林地面积和当量因子价值是促进生态承载力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人均消费价值是抑制生态承载力指数提升的主要因素。（3）影响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生态承载力指数的驱动因素存在差异。因此，陕西省需要加大生态修复工程投入力度，减缓人均消费价值增长速度，实施差异化的生态承载力政策，以达到改善生态承载力的目标。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以2008、2016年我国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为研究数据,应用区位熵、热点分析、锡尔系数、动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分别呈现“西密东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且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空间集聚态势也存在显著差异;（2）东部地区的烟草制品、化学纤维等制造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对我国区域间与区域内制造业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小,但有逐渐扩大的趋势;（3）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层次具有较高的梯度性。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设宜居人居环境的重点地区,其人居环境发展状况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从人文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人居环境质量计算模型和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其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静态定量化评价和动态综合性评价。研究表明:(1)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最大,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时空发展不均衡、地域差异大,是制约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发展的突出问题。(2)2000—2014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且增速较稳,增幅较小;各要素间的协调性均达到了中级协调等级;系统层的评价值除人文环境外,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式上升态势;领域层的评价值差异明显,发展不均衡。(3)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水平逐步提高,且排名相对稳定;各要素间的协调度等级差异较小,但起伏变化较大;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西高、中间低的格局,内部级别差异显著,可分为较好、一般、较差、差4个等级。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山东半岛不同城市人居环境问题采取因时因地制宜的协调对策,创造整体最优人居环境。不仅要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经济水平,提升城市群的短板建设,推动人居环境协调发展,还要符合新常态下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要求,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的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科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山东半岛城市规划研究与实施力度,探索"多规合一"模式。     

武汉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状况诊断

武汉城市群是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质量是实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重要支撑。构建了由自然资源要素、生态环境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组成的武汉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状况诊断指标体系,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模型和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建立了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状况诊断模型,利用1997~2006年武汉城市群9市土地利用数据、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数据,系统分析了武汉城市群空间扩展的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状况。研究认为：1997~2006年武汉城市群生态状况诊断的综合评价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说明伴随城镇用地扩张和土地利用转化,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先降后升;除仙桃市外,城市群内其余各市生态状况诊断的综合评价指数均缓慢下降,说明各市空间扩展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这种影响在9个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差异性。〖     

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生态效率是一种以"最小资源投入和环境破坏,最大经济社会产出"为核心目标,衡量旅游永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综合运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面板Tobit回归模型探索长江经济带2007～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高效率省区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较低效率省区分布广泛,其数量先减少后增加;而低效率省区数量较少,其分布范围总体从长江经济带东部向西部迁移。(2)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性和集聚性均不断缩小,东部、中部和西部3地区内部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政府规制力度对各省区旅游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较强。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环境信息公开是大数据信息时代环境治理的新型工具,我国在立法和实践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准确把握其发展脉络、现实状况和驱动因素,是有效推动环境信息公开和发挥其治理效果的先决条件。基于2008—2017年120个城市的PITI指数,采用空间数据探索分析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我国环境信息公开正处于向中等水平过渡阶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呈现“沿海-内陆”梯度递减特征。②我国环境信息公开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显著的空间“俱乐部”分布格局,区域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区域间辐射带动作用较弱。③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保投入强度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良好的企业绩效和教育水平、较高的社会舆论和环保监督压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促增效应;较差的空气质量和较高的工业污染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而提高外资引入和环保执法力度则表现出较弱的负向作用。沿海城市和智慧城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资源型城市则较低。④环境信息公开在时间、空间和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叠加效应、同群效应和示范效应。因此,应逐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的体制机制,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提高公众互动参与和监督,强化环保指导帮扶和监管执法,构建环境信息公开的长效机制。     

中国雾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以PM_(10)和PM_(2.5)为核心的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不容忽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深入分析雾霾污染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切实有效的治霾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2015年1月—2017年2月的月均空气质量AQI数据,首先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雾霾污染空间分布的季节特征进行可视化描述,其次通过空间自相关指数对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空气质量状况最好,春季和秋季次之,冬季污染最严重且波及范围广,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是污染重灾区,季均空气质量均为中度污染以上。(2)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低低集聚,华北平原及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特征。(3)空间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EKC曲线假说相符,其中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和省会城市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人口密度和绿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治霾政策应坚持城市内部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和共享单车、疏散省会城市的职能为主,城市外部应以区域联防联控为主,从而达到缓解和改善大气环境的目的。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异及驱动机理研究

基于"空间—要素"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ESDA空间统计、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1994～2017年经济发展差异时空演变及经济发展阶段判读,运用全局回归(OLS)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驱动机理。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差异从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变,经历了"萌芽—兴起—繁荣—转型"4个经济发展阶段,并呈现自我建设发展、区域大开发、趋同竞争、产业转型的阶段特征,区域经济呈现"均衡—不均衡—逐步均衡"态势。(2)长三角城市群为核心热点区,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为核心和次核心冷点区。经济发展经历集聚效应和涓滴效应交替,区域经济差异先扩大后减小而趋于均衡,符合"不平衡增长理论"规律。(3)地理加权结果表明,人口集聚、产业结构、外商投资、政府调控、交通发展、科技教育、金融状况是区域经济发展时空演化的正向内在动力,发展成本和地形条件是制约因素。产业结构是核心驱动力,科技教育是重要推动力,地形条件是发展基础。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要考虑不同行政区和不同驱动要素的异质性和特殊性。     

环境财税政策的治污效应研究——基于区域和门槛效应视角

首先参照投入—产出比,利用环保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之比对各区域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系数进行测算,按系数值域把中国30个省(市)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包括北京、甘肃、贵州等19个省市,区域2包括上海、浙江、福建等11个省市。其次分析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收政策和中国式环境分权的治污效应并分区检验,最后对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财政政策治污效应显著,区域1财政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治污效果,中国目前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及排污费等"近似"环境税种总体治污效应不显著,中国式环境分权与污染物排放显著正相关,中国式环境分权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政策的治污效应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中国式环境分权度低于-0.164、经济发展水平低于4.174时,环境财政政策具有更好的治污效果。样本期内以中国式环境分权为门槛变量时,有安徽、广西等15%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有贵州、云南等10%的观测值位于低门槛区域。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工业结构是加剧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高污染和高排放。鉴于此应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提升环保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单独开征环境保护税种,中央政府适度地环境集权,全面提升环境质量。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特征

城市群作为多要素集聚空间,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为代表的"人-地"耦合特征与规律有待深入探讨。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并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并进行协调类型划分与主控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达到0.38,空间依赖性较强,且高低聚类程度较高;(2)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协调型"特征具有多种类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存在"弱势型"协调问题;(4)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控因素在十年间由经济城镇化转为人口城镇化;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分别受到人口集聚、建设投资与工业污染的主导影响。     

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县（市）作为研究单元,采用综合指数法,分别计算山东半岛城市群1986、2008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通过比较各单元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特点;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定量探讨了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经济活动有明显的经济中心指向、沿海指向,空间发展依然以极化为主,新的发展极已经出现,但分布在区域的边缘地带,带动作用不大;大都市区整体规模加剧膨胀,核心和外围地区出现极化和反极化现象;东部地区出现网络化发展的雏形。原有经济基础、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经济全球化水平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半岛城市群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