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发展低碳经济,法律规制要先行

低碳经济是应对全球变化和化石能源枯竭问题,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之一.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之后,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低碳经济浪潮.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与人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加上人口众多,节能减排形势非常严峻,而保障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尚不完善.在分析、借鉴国外有关法律规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相关领域的法律规制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为低碳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环境法视域下的生物安全风险规制

生物安全领域的环境风险包括科技风险、生态风险和环境健康风险三种类型。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健全的生物安全风险规制制度体系,科技风险规制机制不健全、生态风险规制忽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领域尚存空白等问题依然存在。为此,应确立多元化的立法目的体系,推动风险规制的类型化制度安排,有效衔接生物安全立法与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以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害。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工业如何实现环保、科技与经济的共同进步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基于中国工业200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投诉、环境规制及工业技术创新三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公众投诉、环境规制成为直接推动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②环境规制在公众投诉影响工业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③产业集聚强化了公众投诉对工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此,完善公众投诉制度、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优化政策支持及提升产业集聚程度,对于工业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大数据条件下环境规制的变革——环境信息规制功能的视角

环境规制往往面临规制失灵的困境，而信息不对称是规制失灵的重要原因。环境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改变环境规制能力不足与规制意愿不足的问题。在大数据条件下，环境信息可以降低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实现环境规制的互动。随着技术的发展，环境大数据对环境规制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促进环境规制向精准规制、反身性规制、整体性规制的方向发展，有效地提高环境规制的绩效。     

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法律路径——以科学不确定性为视角

环境健康风险防控是当今社会密切关注的常态化问题,面对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况,将环境健康风险纳入法律之治势在必行。然而,该领域涉及科学不确定性因素,且该因素对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造成了消极影响。若以确定性法律来规范环境健康风险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必定会增加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难度与成本。为此,本文将动态法治与静态诉求相结合,从法律运行角度发现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所涉及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并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法律路径,以期对化解当前频发的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有所帮助。     

运用经济手段加强我国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我国环境问题的新特点加大了"单纯环境政策"的难度,同时高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使政府"力不能胜".因为经济手段在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上会产生更大的利益激励和效率弹性,并将环境成本内化为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促使企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做出最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决策.因此,在环境政策的执行中加大经济手段的力度是大势所趋.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两阶段实证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治理成本,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起到刺激性推动作用,可弥补因规制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这个观点表明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另外,技术创新要经历研究开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即从资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本文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视角,创新性地构建两阶段关联DE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并运用中国2011——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同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分别考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点,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政府规制视角下我国环境信访成因解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在规制背景上先天不足,在规制手段上后天失调,在规制结构上倾斜失衡,在规制目标上好高骛远,以致在效果上低效、失效与无效,造成了环境信访问题的困局。针对当下环境信访的现状和问题,运用政府规制理论这个强有力的解释框架和分析工具探讨其成因较有说服力,也更令人信服。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困境还是协调？

绿色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保障。本文采用2004—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总体规制、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总体规制对本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工业废气规制、工业废水规制和工业固体废物规制的研究结果存在同一规律，而光污染规制起抑制作用。总体规制对邻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形，具体规制的影响各不相同，工业废气规制与总体规制的结果类似，而工业废水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为负，工业固体废物规制和光污染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本文从实证角度验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兼容性，环境规制和效率提升并不矛盾。在制定环境政策时，需考虑区域间的相互协调和实际产业情况。     

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测度及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模型具体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自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发现全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省份强度最大,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东部而略高于西部地区。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U形特征,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全样本的就业增长,但对外依存度对各样本而言都明显不利于就业规模的扩张。     

对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思考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使得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影响人的生活及经济的发展,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针对我国目前环境税制体系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我国环境税制存在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规定不完善和环境保护收费政策不合理3个主要问题。对我国环境税费制度构建的理论和现实分析表明,我国应该以完善现有税种中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为基础,逐步开展独立的环境税种,最终形成一个以污染排放税、碳税、特种污染产品税以及生态保护税为主体的环境税制体系。     

环境政策的类型与特点分析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自然资源也遭受了极大破坏.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各国政府都制定了不同的环境政策,但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绩效有所不同.全面归纳了环境政策的主要类型,即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经济激励型环境政策和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并对每一种环境政策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期为政府综合应用不同政策应对环境问题提供参考.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新时期我国环境风险防控面临的多元化挑战

当前,环境风险已成为威胁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巨大瓶颈性考验。本期特别邀请南京大学毕军教授组织“环境风险管理”专题,就环境污染保险制度、环境风险规制成本、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以及特殊风险(Natech)管理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国际期刊速览

<正>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竞争力有何影响?《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规制会增加污染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企业产出、增加净进口。那么,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是否影响碳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Joseph E.Aldy和William A.Pizer等人近期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sts上的文章构建简约形式的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