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食育行动的思考与展望——吃好还是吃对？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中国居民的饮食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我国居民的饮食生活面临营养结构失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饮食生活多样性与外部化趋势加重、饮食文化受到冲击、食物浪费严重等问题。基于以上的现状和问题,食育在我国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加强食育行动的推进,有助于促进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促进居民对食物供应链的正确理解,促进居民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认识,促进居民对传统饮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本文通过文献分析结合实地调研的方法,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有关食育的研究,分析了食育对当前改善中国居民饮食生活现状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推进各级政府跨部门跨领域合作、整合多主体资源,传达食育理念、扎根校园,深耕食育课程、鼓励食育终身学习等政策建议。     

肥胖与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浪费——基于1562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收入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日常饮食变得更加丰富,但肥胖和食物浪费问题也日益严重。基于2016年中国28省（市、自治区）1562户农户调查数据,在评估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浪费数量的基础上,实证分析肥胖对农村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家庭平均每天浪费1.62%的食物,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食物浪费现象更为严重。（2）肥胖与农村家庭食物浪费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伴随农户收入持续增长,农村肥胖问题凸显的同时,也容易引发食物浪费问题。（3）肥胖对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存在年龄异质性,户主小于60岁的情况下,肥胖与家庭食物浪费显著正相关;户主大于等于60岁的分组中,肥胖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不显著。     

工业用水价格杠杆的有效性——基于联立方程模型

对于工业用水而言,价格杠杆的有效性以及用水价格上涨能否提升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对推进工业节水以及工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216个数据,利用联立方程处理内生性问题,其三阶段回归结果估计所得工业用水价格弹性为-3.423,即价格每上涨1%,工业用水需求量将减少3.42%,这一结果高于农业、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弹性。另外,进一步从工业用水特征出发,研究讨论价格杠杆能否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别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探讨水价对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水价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显著正相关。因此,提高工业水价能促进工业循环用水,进而实现节约用水。     

城市家庭食物消费差异的实证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食物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行为。以中原地区典型城市郑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跟踪称重方法,获取了309户城市家庭的一手食物消费数据,定量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典型城市家庭食物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1）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为372.32 g/餐。其中,植物性食物的消费量约为动物性食物的3倍。（2）三个样本城区中,惠济区水产品和水果的人均消费量远低于金水区和二七区;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蔬菜、主食的人均消费量占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比例趋于减小,而水产品、奶类和水果的比例趋于增加;人口规模较小的家庭比规模较大的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大。（3）通过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食物摄入量对比发现,郑州城市家庭主食类和蔬菜类消费量合理,畜禽肉和蛋类的消费量过高,粗杂粮、水果、奶类和大豆摄入不足。实证研究为进一步准确获取居民食物消费基础数据提供了参考,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区域农田当量供需能力分析及其政策启示——以浙江舟山市为例

“以粮为纲”的食物安全观,使中国在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过程中,片面追求耕地占补的数量平衡对食物安全的保障作用,而忽视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对区域食物安全的作用,不仅导致补充耕地的质量与占用耕地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盲目对草地、林地、滩涂湿地等进行开发而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论文从食物安全的内涵出发,引入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概念,选取浙江省舟山市为研究区,对研究区农田当量的供需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并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的改进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1）采用农田当量与食物当量的计算方法,可以较好地统一粮食产量和养殖水产品产量的食物当量,进而统一耕地与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供给。2）受耕地面积减少和耕地抛荒比例较高等因素影响,近年研究区来自耕地的农田当量下降了37.3%;与此同时,尽管研究区养殖水面面积也在不断缩减,但受标准养殖塘建设、养殖技术进步以及品种改进等因素的影响,来自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上升了18.3%。来自耕地和养殖水面的总农田当量的比例,由2009年的46:54变为2015年的31:69。3）在温饱、小康和富裕3个不同生活水准下,研究区本地耕地和养殖水面提供的农田当量,都难以满足常住人口的需求,但是,通过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耕地复种指数,建设高标准养殖塘、提高养殖水面单产等措施,可以提高耕地和养殖水面的农田当量至19 771.22 hm²,进而降低约35%的农田当量缺口。在此基础上,论文得到转变食物安全观念,重视耕地以外的用地类型的食物供给能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和高标准养殖塘建设,提高耕地和养殖塘的农田当量供给能力;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探索耕地占补平衡的多样化实现形式等政策启示。     

信息干预是否影响食物浪费?——基于餐饮业随机干预试验

食物浪费既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也威胁着粮食安全,更导致了全球居民的福利损失。食物浪费是消费者行为选择的结果,且消费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描述性规范影响的,那么消费者对干预信息的吸取（描述性规范）是否会影响消费者的食物浪费行为有待进行研究。因此,论文运用随机干预试验的方法,探讨不同干预方案对消费者在外就餐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者在信息干预过程中存在对干预信息接收度的问题,当我们试图去干预消费者时,被干预的消费者有多达41.38%的消费者没有注意到干预信息;在餐馆有相关信息提示的就餐环境下,信息干预对消费者的食物浪费行为是有效用的,具体表现为消费者的食物浪费行为因干预信息内容的不同而不同。     

旅游城市餐饮业食物消费及其资源环境成本定量核算——以拉萨市为例

餐饮业是旅游城市重要的产业门类,定量分析旅游城市餐饮食物消费规模、结构及其资源环境成本,对于优化旅游城市食物资源供给模式,促进餐饮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实地调研的一手数据,论文定量核算了高原旅游城市拉萨市餐饮业食物消费规模与结构,并从生命周期视角,通过构建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拉萨市餐饮业食物消费的资源环境成本,主要结论如下：1）2011与2012年,拉萨市餐饮食物人均消费量为923.7 g,人均食用量为780.3 g。2）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总量由2006年的19 498 t到2013年的41 506 t,增加了112.9%。2013年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总量中,当地居民消费27 983 t,游客消费13 523 t。从消费食物类型分析,包括肉类9 712 t,水产品2 843 t,蔬菜15 696 t,主食6 034 t,水果4 885 t以及饮料、酒水等其他食物1 931 t。3）2013年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的生物生态足迹为226 681 hm²,相当于整个拉萨市耕地总面积的6.3倍,餐饮消费食物垃圾的间接生态足迹为653 hm²。拉萨市餐饮食物消费消耗的生态足迹绝大部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外部,内部供应的生态足迹量仅占生态足迹总量的15%。外部供应份额较大的省份包括甘肃、宁夏、青海等临近省份以及河南等中东部省份。     

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机制及典型途径——基于林业的案例分析

生态补偿是我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准扶贫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重要举措,两者在客体、主体、载体、标准、方式及途径等方面存在对接点。国家提出“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各区域也结合实际情况,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开展了相关工作。当前,中国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途径主要有贫困人口与生态补偿对象、扶贫地域与生态补偿地区、产业扶贫与生态补偿措施、贫困程度与生态补偿标准、扶贫政策与生态补偿需求等方面的对接,各有其内涵及特征。为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发展,可从加强理论研究、明晰对接方向及重点、夯实公众基础、创新发展途径等方面采取措施。     

中国粮食自给率研究——粮食、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分析

由于统计口径与计算方法的不同,粮食自给率的计算结果往往差异较大,得出的中国粮食安全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从而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争议。为了准确分析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势,避免误判对相关决策造成误导,有必要对粮食的统计口径和自给率计算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选用三种粮食自给率计算方法—定额统计法、流向统计法和消费统计法,测算中国2000-2016年的粮食、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1）定额统计法计算结果容易造成失真,流向统计法与消费统计法计算结果较为准确;（2）谷物和口粮自给率更能反映中国实际的粮食供需情况;（3）中国谷物自给率在98%以上,口粮自给率高于100%。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会造成耕地被侵占、粮食需求激增等严重问题,口粮生产仍然不能放松,建议未来调整农业结构,稳定小麦、稻米生产。     

城市食物代谢的动态过程及其水-碳足迹响应——以北京市为例

食物代谢是城市物质能量代谢的基础性过程之一。论文系统分析了1978—2015年北京市城市食物代谢通量、结构和效率的动态变化过程,并核算其水-碳足迹,提出优化城市食物代谢的有效途径。结果表明： 1）2015年北京市食物代谢通量为881.4万t,比1978年增加了3.3倍,其中植物源食物增加了2.5倍,动物源食物增加了12.0倍,由此引发的水-碳足迹分别增加了6.1倍和4.4倍; 2）北京市食物代谢的通量结构和水-碳足迹结构均呈现出主食为主转向主副食替代、植物源食物为主转向动植物源食物并重的演变特征; 3）“过度饮食”特别是高比例肉类消费,不但影响了城市居民健康水平,也显著扩大了城市人均环境足迹,导致食物代谢的生态效率指标从1.27降低至0.32; 4）降低城市食物代谢的足迹影响需要优化产业链供应,倡导绿色健康消费模式。     

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探索与思考——乡村地理青年学者笔谈

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地域广阔,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路径需要体现乡村发展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区域性。来自乡村地理学领域的16位青年学者,以笔谈方式,对中国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开展了深入讨论。核心观点如下：（1）乡村振兴需要遵循时空分异规律,重点关注乡村发展的时空传承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衔接,建立彰显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分类、有序地推进乡村的人居环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和治理模式等转型。（2）力求城乡融合和联动,构建城乡复合多中心网络体系,创新采用“乡村群”空间组织模式,以乡村内生力、城镇辐射力与规划约束力共同驱动乡村振兴。（3）在中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承载着食品安全、社会稳定和生态产品等多重功能,需要构建农业“全价值链”的发展路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兴旺。（4）在能源富集区,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需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西南地区,依托山区特色生态、人文资源打造山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塑乡村旅游新品牌、构筑山水田园乡村家园;在东北地区,乡村振兴应与“东北振兴”战略协同推进,有序分类推进;在长三角地区,应在全面认知乡村工业化到乡村城镇化,再到乡村特色化,到乡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的阶段演化特征基础上,寻求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在西北地区,应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有效提升乡村“自主脱贫”的能力,实现从“输血”扶贫向“造血”扶贫转变;在京津冀地区,需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资源型地区,乡村振兴核心将以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高效农业体系替代以资源开采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在传统农区,优化耕地利用转型同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耦合格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混杂性”特征的乡村,需激活农村土地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推进空间有序整合与活化,寻求多主体共同参与和缔造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     

美国对外农业投资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兼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对外农业投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研究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特征,既可总结先行之国的发展经验,也可响应并适应主要竞争对手的投资行为,为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科学依据。本文立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采用Logistic模型与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2000-2018年美国对外农业投资的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及其对“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启示。结果表明:（1）美国对外农业投资以食品加工等产前产后环节为主,主要分布于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巴西等地理临近的发展中国家。（2）美国对外农业投资呈现显著的市场导向特征,同时也受到地理与文化距离、国家治理等东道国因素的影响。（3）对比中美对外农业投资特征,结合当前国际经贸形势与中国农业国际合作目标,建议中国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链布局,在促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提高中国在全球粮安领域的定价权与渠道把控力;进一步深耕既有对外农业投资市场,在降低地缘竞争压力的同时,充分挖掘潜在市场机会;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技术需求,保证投资目标与东道国的投资需求相协调;尤需解决中国对外农业投资面临的文化与体制差异较大等现实问题,提高“一带一路”农业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     

城市食物系统演化的人地耦合启示及驱动力——以北京食物系统为例

为探明“城市化如何驱动食物系统变化”以及“食物系统变化蕴含何种人地耦合关系”的问题,本文以北京食物系统为例,研究了该食物系统自1978年以来的演变过程,揭示食物系统演变蕴含的人地耦合关系;并建立食物系统变化指标体系和城市化驱动力指标体系,运用驱动力评价、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回归分析与网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北京食物系统演变的驱动力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近40多年来北京食物系统总体经历了本地农业生产不断弱化、食物消费需求持续增长、食物流通里程不断增加的演变过程。这种变化从地理学视角来看本质上是城市食物消费蕴含的人地耦合关系从邻近扩展到更远距离的过程——即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的演化过程。在驱动该过程的影响因素中,居民收入增长是主要的初始驱动力,要素非农化是主要中间环节,人口集聚则具有最广泛的影响,最终导致外埠供应比例不断上升,食物里程持续增长。研究表明：蕴含在食物系统中的人地关系不只局限于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区域,而是以“流空间”与地点空间相互连接、相互渗透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需要采取一种整合“流空间”与地点空间的理论视角及研究方法来认知此类开放系统中的人地耦合关系。     

西北地区县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匹配——以甘肃古浪县为例

作为人类福利的源泉,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特征及匹配状况反映了区域生态与环境资源的空间配置,分析其供需匹配关系是评价与优化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促进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重要前提。以西北地区河西走廊东端的古浪县为例,利用气象观测、土地利用、统计年鉴等多源数据,基于InVEST模型、ArcGIS等方法,分析古浪县2017年的产水、碳固持、食物供给和土壤保持四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及其匹配状况。结果表明：（1）古浪县产水、碳固持、食物供给和土壤保持服务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均表现出供大于求的状态,其供求总量差值依次为：12.45×10⁸ m³、21.55×10⁷ t、3.8×10⁷ t、1.28×10⁷ t,且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存在明显差异。（2）古浪县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类型可划分为高供给高需求、低供给高需求、低供给低需求、高供给低需求,不同区域与不同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匹配模式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古浪县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表现出南中北空间差异性,且呈现集中连片的态势,说明匹配类型相同的乡镇存在“相邻相似”的特征。基于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需求及匹配状况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不同匹配类型下生态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生态可持续化管理、国土空间规划等方面的优化对策。     

基于住房价格的通勤碳排放空间分异——以济南市为例

住房价格能够影响居民的居住决策,进而影响其通勤碳排放。为研究住房价格与通勤碳排放的内在关系,构建住房价格影响个体通勤碳排放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个体—街道”两水平线性模型,对济南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通勤碳排放呈现出“中心低碳化、外围高碳化”,且外围趋于分化的空间格局。（2）住房价格通过虹吸效应影响居民的碳排放。具体表现为住房价格与碳排放负相关,外围低房价吸引居住者,而居住者的远程机动通勤导致外围高值碳排放;但住房价格的边际增碳程度随着远离市中心而先缓（距市中心 5 km）后增（距市中心5 km及以上）。（3）外围工资收入对虹吸效应起调节作用。工资水平较高的外围区域有利于实现职住平衡,抑制了虹吸效应,进而分化为碳排放的冷点区,工资水平较低的外围区域则分化为碳排放的热点区。研究认为,应通过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提高居民的就业可达性、优化针对公租房的公共交通供给等措施,引导居民低碳通勤。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景观变化及空间结构——以丽江市束河古镇为例

景观变化是国内外地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但现有研究方法对景观变化所带来社会效应的解释能力还相对欠缺。论文以丽江市束河古镇为案例地,采用了一种地理分析与社会调查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通过PPGIS和半结构访谈进行调查,共获得300套访谈问卷与填图以及景观变化感知空间点数据1 614个,基于质性分析和空间分析揭示案例地居民复杂感知内容及其空间特征。文章主要探讨了在社区景观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居民感知的景观变化类型、空间格局以及感知景观变化与实际物质景观变化之间的联系。结果显示：1）通过访谈调查获得的感知景观变化内容复杂,但存在环境变化、农田房屋利用变化、生活空间变化、经济变化的主体结构;2）感知景观变化在空间分布上呈斑状或带状分布,与社区主要景观节点、居住空间、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分布位置相关联;3）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和利用形态变化对感知变化的影响同等重要,利用方式改变所承载的社会构成变化为解释景观变化社会效应提供了依据。     

城乡居民食材消耗的多尺度地域差异及政策启示——基于烟台、兰州、新乡、九江家庭食谱的实证分析

近年中国粮食国际依赖程度持续上升,降低损耗、避免浪费成为解决粮食安全体系韧性问题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不同地域城乡居民的饮食结构明显不同,实施开源节流的食品供应保障政策法规必须重视居民食材消耗的地域差异性,因此基于全球化视角解析居民食材的本地供应比例及其地域差异成为有待补阙的课题。为此,以烟台、兰州、新乡、九江4个城市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探究4个城市食材消耗和对应生产土地需求量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不同食材与对应消耗的土地资源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且这一差异与城市自然本底和居民饮食习俗密切关联;（2）4个城市居民食谱的全球化、本土化和本地化具有明显区别,虽然不同食材的本地化程度差异相对较小,但全球化程度差异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探讨了粮食安全与反食品浪费的政策建议：一是反食品浪费的政策法规实施,需充分结合居民食材消耗的地域性特征,建立针对性的食材消耗标准与动态监测系统;二是在全球波动、强调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应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讨论城市预留本地食材供应的战略性产地的可能性,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损耗。     

新农保能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吗?——基于CHARLS三期面板数据

基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库,构建了三期具备农村户口且拥有耕地的微观农户 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背景下新农保能否促进农户土地流转。研究发现：（1）2015年中国耕地的平均转出率和转入率仅为14%和6%,2011-2015年中国耕地呈现转出率逐年递增、转入率逐年递减的趋势,凸显中国耕地出现集聚现象。（2）中国土地流转行为区域差异性明显,耕地转出率顺序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耕地转入率除西北地区较高外（2015年为9%）,其余各区均在5%左右。（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能够促进60岁以上老年农户的耕地转出。政策启示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水平以弱化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进而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完善耕地集聚化背景下的土地管理制度,培育一批具有带头作用的新型农民;发展区域差异化的农村耕地管理政策,首先重点针对土地流转潜力大的地区推行土地流转交易。     

环境治理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的视角

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探究环境治理投入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城市化在两者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基于中国大陆2003—2015年31个省份的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探究环境治理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治理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参数异质性,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2）环境治理投入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环境治理投入量的差异分为前期影响不显著、后期促进两个阶段;3）适度的城市化水平可以提高环境治理投入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论文认为应在继续增加环境治理投入的同时提高城市化水平,以城市化助力环境治理投入取得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中国矿产资源基地划定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以铁矿为例

矿产资源基地是优化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局、保障国内资源有效供应的战略核心区域。在分析基地布局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资源基础、开发条件、市场需求和国家战略等方面构建了矿产资源基地划定指标体系。其中资源基础包括预测资源量、查明资源储量和设计开采规模,开发条件包括缺水程度和交通优势度,市场需求包括后续冶炼加工企业布局与产值,国家战略主要体现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矿产资源基地布局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以铁矿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采用聚类分析、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对各单项指标进行了分析评价,在全国识别了辽宁鞍山—本溪等12个铁矿资源基地。研究结果可以为“十四五”时期中国矿产资源基地调整优化提供参考,对其他矿产资源空间政策区的划定具有一定借鉴意义。